很多童年的故事，都有個古老的開頭：「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孫國平心裡，那些關於華夏文明的故事，曾經是從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開始的。
浙江大地上誕生的文明搖籃，早於炎帝和黃帝，早於造字的倉頡和治水的大禹，早於所有留名史書的首領英雄和一切照亮童年的神話傳說。
但如果現在再講，故事開頭會變成這樣：「在更久以前……」
因為井頭山遺址橫空出世，遠古的歷史又往前推了千年時光。
從河姆渡到井頭山，不過10公裡，開車20分鐘；從7000年前到8000年前，人們追尋了半個世紀。
在井頭山遺址考古新聞發布會上，在介紹完發掘的來龍去脈，回答完所有關於「意義」的問題後，孫國平輕輕說了一句：「這兒其實離我家不遠……」
他說，他就在這片土地上長大，追溯過往是為了尋找遠古的故鄉，希望知道自己打哪兒來、如何一步步走到這裡；也希望從中汲取力量，走向更好的明天。
那故鄉近在身邊，卻又如此遙遠。
井頭山進入公眾視野時，很多媒體的報導標題都很接地氣：「8000年前的海鮮盛宴」。
貝殼堆成座座小山，都是當年井頭山人吃剩的。從小吃海鮮的孫國平如數家珍：「他們有口福，看看這些血蚶毛蚶，是不是比現在壯多了？吃的人少嘛！」
除了蚶，井頭山海鮮排行榜前五名還有蠣、螺、蟶、蛤，都是有名的東海小海鮮。
這些吃完肉後剩下的貝殼，被當做生活垃圾倒在了現在被稱為「遺址」的地方，一層又一層，最厚的地方超過2米。
在地層裡堆得像小山丘一樣的貝殼，考古學上有個專門的稱呼——貝丘遺址，這是古人海邊生活的最好實證。
在中國近2萬公里海岸線以及近海島嶼上，曾發現過上百處古代貝丘遺址。早的形成於6000多年前，晚的也有3000多年，但和井頭山相比，屬於「後生」。
井頭山貝丘遺址是浙江迄今為止發現的沿海唯一的史前貝丘遺址，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沿海最早的貝丘遺址。
憑這一點，孫國平可以很自豪地說：「中國最早的海洋生活應該就是從餘姚、寧波、浙江起源的！這是我們最早的『海洋家園』！」
這也是目前井頭山遺址考古發現的最大意義。
而關於「海洋家園」的猜測和尋找，早在1973年河姆渡遺址剛被發現時，就已經開始了。
那年初夏，餘姚羅江公社決定擴建姚江畔的舊排澇站，深挖地基時發現了很多陶片、骨器、石器和動物骨骼。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省博物館派出考古工作者汪濟英和另三位同事先去「探探路」。
據汪濟英晚年所作的回憶錄記載，當時排澇站擴建暫緩，停工的村民興奮地給省裡來的專家提供「線索」。
「這裡老早是個海灣！」有人斷言，因為此處地底曾挖出一塊木頭。
「那應該是當時海船上的桅杆！」他還說，船上的人打漁為生，上了岸，就把漁網晾在晾網山上。
「晾網山！」這三個字讓汪濟英驚喜，「真有這個地方？」
排澇站附近皆是平地，山在哪兒呢？
「就在那！」村民指著姚江對岸的一座山回答。
汪濟英忍住笑：這麼高的山，大老遠把網晾到那兒去，先民是在自討苦吃嗎？
其實，海灣的傳說並非憑空捏造，確有地質部門的探測表明，在遙遠的過去，這裡曾是一片海。
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研究員黃渭金曾專門寫過論文：遺址所在的寧紹平原東南部，自晚更新世（距今約12萬~1萬多年前）以來曾經歷過三次海侵，平原幾乎變成一片淺海，海浪直拍南部的四明山麓。但這些研究是後來才有的，當時並沒有證據能說明那塊木頭是桅杆。
「下面深埋著的，到底是個怎樣的世界？」到餘姚的當天晚上，汪濟英失眠了。
這位後來的浙江省博物館常務副館長，在村民家臨時用幾塊木板拼搭起來的床上碾轉反側，他已隱隱感覺到，「河姆渡」將改變歷史，只是當時沒想到，將在眼前徐徐展開的，是7000年前的文明；之後綿延不斷的，是近半個世紀的探索；而關於「海洋家園」的追尋，會在40年後因為另一個機緣巧合而重新開始。
1973年6月，考古隊員頂著明晃晃的太陽在爛泥裡作業，用小鋤頭、小洋鎬、小鏟子一點點挖，仿佛在做一臺精細的手術，任何細小發現都不容錯過。
之前發現的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大量陶片，但這一次太不一樣了。
「夾炭黑陶，陶胎中布滿大量炭的晶粒。」時隔近半個世紀後，汪濟英當年的同事劉軍依然清楚地記得陶片的手感，「外形不規整，特別原始，應該比馬家浜早。」
劉軍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上世紀50年代考入廈門大學歷史系，報到時才發現，他所讀的專業後面還有一個括號，裡面寫著「民族考古專門化」。他有點懵：這是幹什麼的？
老師說：尋找華夏民族的來處。
劉軍畢業後不久，考古工作因故停止，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才逐漸恢復。在發掘現場，34歲的他和許多同事一樣，細細地摩挲來自河姆渡的粗糙陶片，抑制不住內心激動：它會告訴我，我們是從哪兒來的嗎？
等汪濟英的試掘工作結束，劉軍作為領隊開始第一期發掘時已是深秋。他們挖了不到2米就開始「水中作業」，越往下水越多，白天隨滿隨抽，晚上值班抽，沒日沒夜，渾身溼透。
看著姚江蜿延而去，大家明白了，這條母親河真偉大，不僅哺育了河姆渡人，也保護了河姆渡遺址——姚江水長期浸盈河姆渡遺址下半部，遺蹟、遺物與空氣隔絕，大面積腐殖質形成的弱酸性成分是天然的防腐劑，護住了遺址的精華。
當時，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已經建立了碳14測定年代實驗室，從第四層出土的一包橡子和一塊木頭被送去測定，橡子的樹輪校正年代為6725±140年，木頭則是6960±100年。
因此，河姆渡遺址定為距今7000年，成為共識。
而這，僅僅是「見面禮」！
他們還找到了大批量人工栽培水稻的遺物和影響深遠的幹欄式建築，這些發現改寫了華夏遠古文明史。
第一期的發掘隊核心隊員7人：劉軍、牟永抗、梅福根、姚仲源、勞伯敏、魏正瑾、吳玉賢。這些新中國第一、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最年富力強的時候來這裡，不辭辛苦，竭盡全力，也由此成為浙江考古史上閃閃發光的名字。
因為第一期發掘面積有限，很多問題缺乏材料，於是省文物考古部門又組織了第二期的挖掘。這一次，參與的是由200多位全省專業人員和亦工亦農學員組成的龐大隊伍。
臨時宿舍是當地的一座破廟，百把人擠正殿，兩個人一張鋪，大雨瓢潑時，大家睡在一片汪洋裡。
衣服被褥都溼了，但心是熱的。
劉軍記得開工那天秋高氣爽，工地上「向全國科學大會獻禮」的橫幅鮮豔奪目。那是1977年10月8日，3個多月後發掘結束。
次年3月，劉軍在廣播裡聽到了全國科技大會的致辭：「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地擁抱這個春天吧！」
劉軍不知道，在這個國家的角角落落、鄉野山村，有多少知識分子像自己一樣熱淚盈眶。但他可以確定，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
1978年，河姆渡遺址被寫進了中學歷史書。「這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突破，表明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同為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發祥地。」
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副館長姚小強讀初中時，曾認認真真地背下這個知識點，當時壓根兒沒想過，離家10多公裡外的河姆渡遺址，會成為自己人生的關鍵詞。
1982年，河姆渡遺址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兩年後，慈谿一位叫孫國平的少年考上了北京大學，所讀專業卻不是他的第一志願「世界經濟」，而是被調劑到剛剛成立的考古系，欣喜之餘不免幾分無奈。
多年後他才恍然大悟：那不是無奈，而是命運另有安排。
歷史總在不知不覺間埋下伏筆——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基礎建設的發展，江北慈湖、奉化名山後、象山塔山、餘姚鯗架山、鯔山等越來越多的遺址被發現、發掘，河姆渡文化遺址數量逐漸積累，研究不斷深化。
1993年，河姆渡遺址博物館開館，成為浙江省首個遺址博物館。學哲學的姚小強剛分配到這裡時有幾分失落，但很快就發現這個館很重要。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改革開放初期，政府投入200萬元，用於這個史前遺址前期保護，這得多大的決心和魄力！」
2001年，在離河姆渡遺址直線距離7公裡處，一家小工廠在打井時，發現了各方面與河姆渡遺址都非常相似的田螺山遺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孫國平回到家鄉，成為發掘領隊。他那時並沒有想到，這一「磨蹭」就是10多年。
這麼漫長的主動性發掘工程在浙江絕無僅有，在全國也不多見，而田螺山不斷傳出的發掘成果，則讓當地老百姓有了空前的文保意識。
於是，在2013年那場讓餘姚人刻骨銘心的「菲特」颱風中，兩個「有眼光」的放羊老人，把井頭山推到了孫國平的面前。
千年一遇
菲特」颱風帶來的暴雨，泡開了一家企業此前不久鑽探出來的土芯泥巴，深埋了8000年的碎陶片、殘骨器和大量海生貝殼得以重見天日。
井頭村村民王維堯和堂哥王維新放羊經過，認出「寶貝」，裝了一些送到不遠處的田螺山遺址，交給考古人員。
7年後的今天，王維新已去世。王維堯則被許多媒體追問：你怎麼知道這些就是文物？
「一看就知道啊！」王維堯說，「田螺山那裡不都是這些？」
這位67歲的農民早就不放羊了，這些年一直在井頭山遺址發掘現場幫忙。孫國平特別感激他：「這些東西太重要了！」
但有些波折很少再被提及——當年，兩兄弟丟下一句「東西是三七市鎮那邊的」，然後就走了，也沒留下電話和地址。考古隊員們沿著橫貫三七市鎮的61省道苦苦追尋一個多月，才找到那片廠區。溝通後經業主同意，他們開始試掘。
當時沒人想到，貝殼埋藏之深，超過中國以往所有的發現。
挖到3.5米左右，工人沒法再下去了，於是改用5米長的不鏽鋼探杆進行人工探掘。
又往下3.5米，「叮」的一聲，碰到了硬物。「這是一種很難形容的感覺，那聲音跟碰到木頭、石頭都不一樣，我想，八九不離十了！」多年後聊到當時的情況，孫國平還有些激動。他知道，就在這個位置，地表以下7米的地方，有貝殼。
2014年上半年，就像40年前劉軍等人第一次看到河姆渡的遺物一樣，孫國平和同事們懷著同樣的激動心情，細細端詳井頭山發掘的陶片，那些紋路似乎一脈相承，卻又有明顯不同。
當年河姆渡遺址是一片農田，而井頭山這裡是廠區。經過漫長而艱難的協調，2016年10月，餘姚市政府最終決定出資2500多萬元回購該地塊。
「現在說起來很輕鬆，其實當時的每個決定都特別難。」孫國平說。
一個又一個人的堅持不懈，一個又一個部門的齊心協力，才有了今天「改寫歷史」的機會。
而這只是開始。
井頭山遺址深埋地下5米~10米，上覆海相沉積飽水淤泥易坍流動，需要做一個鋼結構基坑。其複雜性和特殊性也遠超預期，不能澆水泥，也無法做橫向支撐，一下雨，兩邊泥都灌進來，須不斷調整。從工程勘探、招標開始，一直到2019年8月，建造才完成。
這個750平方米的基坑，讓井頭山遺址發掘與南海1號沉船發掘、四川江口張獻忠沉銀遺址發掘清理一起，成為我國針對不同環境條件特殊對象考古發掘的三個經典範例。
在後來的專家論證會上，大家說的最多的詞就是「震驚」「前所未有」「獨一無二」。
這座中國沿海地區目前所見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處遺址，經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碳14實驗室等4家國內外實驗室測定的20多個數據顯示，距今7800~8300年之間，早於河姆渡文化約1000年。
很多專家認為，在這1000年裡，井頭山的鹹水環境變成了淡水環境，是一個滄海桑田式的變化，環境和文化共同推進的過程值得繼續探索。
從井頭山到河姆渡，百代光陰，天涯咫尺。現在還很難說，兩地有多少牽連，但可以肯定的是，其間定有數不清的天災肆虐和聚散無常，也定有照亮人心的劫後餘生和點點希望。
遠古江南
井頭山的土樣細細淘洗之後，偶爾會有些黑色的微小顆粒浮上來，經檢測，那是少量炭化米、稻穀殼、水稻小穗軸。
以前中國發現那麼多的貝丘遺址裡，都沒有發現過稻作農業的遺存。在顯微鏡下仔細觀察，並一粒粒測量長寬比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專家鄭雲飛又驚又喜：聰明的井頭山人，8000年前就在種水稻了！
如果說井頭山人只是偶爾的嘗試，那麼時間軸再往後推1000年，河姆渡人已經會「批量生產」了。
孫國平曾多次聽前輩們說起1973年的發掘場景，那是一個舉世矚目的發現——
當年遺址挖到第四層時，出現了一個像夾心餅乾似的褐色小夾層。起初大家沒發現有什麼不同，後來憑經驗和感覺，改用小手鏟和尖手鏟橫向切開。當這些小夾層像溼巾紙一樣被輕輕揭起，稻穀、焦谷、稻稈、稻葉和穀殼等水稻遺物，「猝不及防」地呈現在眾人面前。
稻葉還是綠的，葉脈如此清晰；稻穀也是金燦燦的，上面絨狀的稃毛依稀可辨。只是一經曝光便神彩頓失，變成了黑褐色，仿佛一群喧鬧的孩子突然發現老師站在門口，瞬間噤聲。
再往下挖，人人目瞪口呆：這簡直是一個地下穀倉，數量之多、堆積之厚、保存之好，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後來浙江農業大學農史專家遊修齡教授對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水稻作了更細緻的研究，排除了野生稻的可能。
從此，浙江人可以驕傲地說，中國最早的人工栽培稻，來自我們河姆渡。中國是水稻發源地也被廣泛認同，轟動了國際學術界。
井頭山出現後，這個「最早」可以再往前推1000年。
從小小的稻種開始，幾代考古人窮盡半生，用無數細枝末葉拼湊起遠古江南，以及這個後來被稱為魚米之鄉之處，人們生活的一點一滴。
當年與人工栽培稻差不多時間陸續出土的，還有上百件骨耜，這是用偶蹄類哺乳動物的肩胛骨加工成的農具。重見天日的那一刻，溼漉光滑，泛著淺綠色的光彩，有半透明的玉質感。
真好看！有人愣了下才反應過來：這是耜耕農業的實證啊！
也就是說，除了漁獵、採集外，河姆渡人已經開始用原始的工具耕作。而大量出土的水牛骨骸，經鑑定為人工馴養動物，它們是農業耕作的好幫手。
河姆渡人還用樹木搭起了自己的家，並發明了一直延用到現在的榫卯結構。
上千個木構件逐漸露出廬山真面目，它們以藤條或繩子綑紮，以石斧劈砍、以企口接拼，排列有序。
各種垂直相交的榫卯和符合受力要求的長寬比告訴後人，這些優秀建築師創造的木構建築史的奇蹟。
以木樁為基礎，樁上架設地梁以承託地板，又於其上立柱梁架，形成植根於地面，居住面懸空，頂上鋪葦席以遮陽擋雨——這就是著名的幹欄式建築。
而在田螺山，這些建築已有了初步功能分區：橡子滿坑的儲藏區、穀殼漁骨堆積的加工區，以及由眾多單體巨大的方柱組成的禮儀性建築……
自從通過對土壤微小植物元素的定量、定性分析，在村落外面發現了約1200平方米的古水稻田，以及類似田梗的田間小路後，孫國平對這片爛泥越來越執著。
而這片爛泥也經常給他以豐厚回報——
裡面淘出了數十萬顆各種魚的脊椎骨、刺和鱗，並由此分析判斷，當時人們常吃的淡水魚有4種：鯽魚、黃刺魚、鯉魚、黑魚。
在黑漆漆溼嗒嗒的泥堆裡，孫國平還挑出過用蘆葦編成的蓆子，經鑑定距今約7000年，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有準確鑑定和測年的編織品。當然，縫紉和編織的骨具也有不少。
此外，從出土的山茶屬樹根和菱角可以推斷，六七千年前，人們不但會種茶，還會種菱角，這些都是國內「最早」。
孫國平在整理這些成果的時候，腦海中常常會浮現這樣的畫面：人們在杭洲灣和東海邊小山丘環繞的平地中間，選一處地方臨水而居，男耕女織，周圍有林木茂密、蒿草遍野的山丘土崗，有遊魚成群、菱藕生長的河湖溪塘，還有蘆葦叢生、稻田分布的低溼平地……
荇藻青青，風一過，搖得如痴如醉——那是前世的江南，遠古的故鄉！
作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河姆渡遺址的「原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護。當年發掘的2630平方米早已回填，種上了水稻和茭白。遠山如黛，數千年來，姚江一直這樣緩緩流淌。
值班時，姚小強就住在博物館裡，這裡的夜晚特別安靜，凌晨4點左右窗外會傳來第一聲鳥鳴，很快有同伴應了，等到那些雀躍的呼喚越來越密此起彼伏時，天就亮了。
一晃在這裡工作了31年，姚小強也說不清，到底是從什麼時候起，自己開始心甘情願和沉默的文物相守，並樂在其中。
農具、狩獵工具、紡織縫紉用具……每一件都有先人的手澤、親切的情誼，像性格炯異的朋友，有的古樸踏實，有的內外兼修，有的看不出有啥用，但好看。它們仿佛是在告訴姚小強，當年的主人才不是茹毛飲血的南蠻，其中不乏才華蓋世的藝術家。
而且他們喜歡畫畫，在很多生活器具上留下了火和鳥的圖案。或者，那是當年的圖騰。野獸出沒天災頻繁的殘酷裡，一舌火光和一聲鳥鳴，最能帶來溫暖希望吧。
姚小強特別推薦一把骨匕柄部的鳥形圖案，殘存的柄部精雕細刻出兩組相同的對稱花紋，每組的中心是一個似太陽似火球的圓，兩側各刻一對稱鳥頭，巨喙堅利，目光炯炯，面部和脖頸癯削有力，圓球下面的花紋似利爪似火焰。
姚小強記得，有位中國美院的教授來參觀時曾嘖嘖讚嘆：「哎呀，都趕上我們雕塑系二年級學生的水平了！」
這是人類童年的作品，沒有美院、沒有教授，一切全憑天真和天份。
他們應該也喜歡歌舞的吧，只不過沒有曲譜記錄旋律，只留下些加工過的木頭骨頭。骨哨其貌不揚，不過在鳥禽類肢骨中鑽了些音孔，腔內再插一肢骨來變幻音階。這個簡陋的裝置後來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義為「世界管樂之祖」。
木筒則精緻多了，一個個被打磨得光潔閃亮，纏繞著藤蔑。後來有人給它們取了個名字叫「 」，認為是最早的打擊樂器。
木筒出土時泛出金黃色光澤，幾可照人，有專家覺得表面應該經過髹漆。因為河姆渡出土過髹漆木碗，這是公認世界最早的漆器。
這些「最早」說明，當年的他們，也在想盡辦法，讓生活更美好一些呢。
井頭山遺址開始發掘後，新出土的文物也讓姚小強很著迷。那些陶器的設計雖然比千年後的河姆渡陶器簡單得多，但也有繩紋、方格紋等不同紋飾，也有紅、黑、褐等各種色彩。
工藝上，除了夾砂、夾炭外，還有夾蚌殼的，亮晶晶的，應該是把貝殼磨碎了再摻進去。
他們也用葦草編成大大小小的席，還用木柵欄圍圈，可能用來臨時養魚……
8000年、7000年，時間看似無所不能地席捲一切，但姚小強覺得，一定有一些東西是亙古不變的：比如，喜歡在清脆的鳥鳴中迎來新的一天；比如，環境再惡劣，處境再艱難，也不忘尋找美和詩意；比如，人生短暫，微如塵埃，卻從不放棄改造世界的決心和勇氣……
參與設計河姆渡遺址博物館時，姚小強將最後展示精神的板塊定義為「心靈之聲」，他希望那些經歲月衝擊洗刷出的紋理，能讓觀眾在某個瞬間，走進先人的內心，聽到遠古的呼喚。
井頭山遺址的發掘工作還在繼續。孫國平有一個心願，希望能找到獨木舟。因為獨木舟對海洋文化影響非常大，現代船隻建造都以此為樣板。哪怕只發現一葉，也是先人走向海洋、開拓海洋的實證。
在這之前，他們已經陸陸續續地挖出了好幾支船槳，出土時是金燦燦的原木色，非常光滑，顯然精心打磨過。孫國平相信，有槳就一定有船，只是獨木舟作為製作複雜的大型交通用具，非常珍貴，一定是人們逃難、搬家或是遷徙時帶走了。
他同樣深信，人類對海洋的探索，在8000年前就開始了。
除此之外，井頭山還有許多未解之謎，比如從這裡到河姆渡時代，中間缺失的1000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兩者間究竟有怎樣的文化淵源？
「過去我在想，如果河姆渡是文明的搖籃，那麼河姆渡人是從哪兒來的？我以為找到更早的遺蹟，一切就迎刃而解。」孫國平笑道，「你想盡辦法以為終於可以發現更多的時候，歷史又會留下另一個懸念。」
一晃回到家鄉快20年了，看著周圍的稻子青了又黃，孩子慢慢長大，他常常感慨：「年復一年，那些文物不斷告訴你祖先的歷盡艱辛，再走進熱氣騰騰的生活，走近身邊的父輩祖輩、親朋好友，你會發現有些東西留在了你的骨血裡，會感慨每代人的不懈努力，也會理解這個國家、這個民族走過的每一步！」
他說，年少時總想著跳出農門看外面更大的世界，現在才發現，自己多麼愛這片土地，愛這裡厚重的、壯美的、鮮活的一切。
所以，人人都在感慨古今巨變歲月無情時，他卻覺得，歷史長河裡，人生就像赴一場通宵達旦的繁華盛宴，若註定來去匆匆，那麼早到晚到、早走晚走又有多大區別？我們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珍惜流年，窮其一生探索世界，傾盡全力追求美好。
那些探索和追求，薪火相傳，代代不息。
編輯：成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