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城文廟街小學舊址（資料圖片）
文/劉建祿
文廟是奉祀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廟。呼和浩特地區最早建立文廟是宋遼時期。在清代歸化（蒙古語稱庫庫和屯，是呼和浩特的最早漢譯）、綏遠兩城，建有3座文廟。與這3座文廟相關的，是3所古老的書院（官學）。
按建成先後順序，一是土默特都統雍正年間在歸化城南門外建立的土默特文廟（又稱蒙文廟、南文廟）和官學，至今近300年歷史。土默特官學在光緒年間改稱啟運書院，是今土默特學校的前身。二是綏遠城將軍同治年間在城內東南建立的八旗文廟（又稱滿文廟）和長白書院，光緒年間改稱啟秀書院，民國年間中山學院遷入；三是歸綏道臺於光緒年間在歸化城北修建的漢文廟（又稱北文廟、縣文廟）和相連的古豐書院，是今呼和浩特市一中的前身，至今也有120多年歷史。
清代歸綏地區的統治者修建祭祀文廟和設立書院，主觀目的是為了「永維聖教之尊」，「維持風化，輔翼昇平」，並培養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人才。而且能夠到官學、書院讀書的，大多是官紳富商子弟。但在客觀上，促進了蒙漢滿各族文化的傳播交流和相互融合，也培養出一批學識豐富、思想開明的進步之士，一些貧寒子弟通過寒窗苦讀，也因此進入仕途或成為其他各界英俊。
敕建土默特文廟官學啟運書院
土默特文廟和土默特官學是土默特左翼都統丹津於雍正二年（1724年）奏請雍正皇帝御批興建的，故稱敕建。
清崇德三年，1636年，尚在關外的清朝將已附清的土默特部編為左、右翼兩旗，為直隸於理藩院的內屬旗，兩旗各設都統，均駐歸化城。丹津的曾祖父古祿格被詔令為左翼都統。清廷1644年入主中原，古祿格於康熙五年（1666年）卒後，其子阿喇納繼任左翼都統。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阿喇納獲罪削職，其兄錫喇布之子古睦德承襲都統。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古睦德卒後，丹津承襲了父親的都統職位。丹津任都統三十多年間，歷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信任恩寵。在歸化城北門南、路西丹津府第（習稱丹府）內，有雍正皇帝御書「遠上寒山石徑斜」詩匾。乾隆二年（1737年）丹津卒後，在牌樓板升鄉（今土左旗沙爾沁鄉牌樓板村）建有佔地40畝的宏偉墓葬，並立有乾隆皇帝的御製碑文。
雍正十三年（1735年）《敕建南文廟碑》中對丹津讚揚道：「今都統丹公，歷任三十餘年，為人敦厚，秉性忠誠。兩旗土默特及闔城商賈，以及烏蘭察布盟屬六旗蒙古，莫不感戴。」
到雍正元年（1723年），丹津任土默特左翼都統20年時，歸化城商賈「願與丹公修建祠堂，各出物料，鳩工興修」，地址選定歸化城南門外二裡許路西空地。丹津聽說此事後，堅決不同意，「不敢居功，稱皆皇上撫育，內外如一，殊恩之所致也。」但商賈們不聽丹津此言，「建修愈力」。在這種情況下，丹津向商賈們提議：「內地皆建文廟，設立官學。歸化雖屬夷地，亦向化日久。何不將現建未成之祠堂，稍加展修，改為文廟，設滿洲蒙古教習，恭祀至聖先師，教眾人之子弟乎？」
在獲得眾商賈初步認可之後，丹津感到此事重大，於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又向朝廷「陳情奏請」，雍正皇帝「洞鑑其誠，照所請準行」。於是，經皇帝御批的土默特文廟和官學在原擬建丹津生祠的地方重新設計施工，歷時兩年，於雍正四年（1726年）告竣。這是清代漠南蒙古地區最早興建的文廟和官學。
清編《土默特旗志》對土默特文廟的建築及其布局作了明確記載：孔子廟正殿三楹，東西各三楹，曰東廡、曰西廡。後甓三楹，日崇聖祠。後殿東廂六角亭，內有井，曰泮池，西廂建有祭器庫。前殿前中門三楹，曰泮宮，曰禮門，曰義路。禮門左有正亭三楹，曰名宦祠，義路右有小亭三楹，曰鄉賢祠。泮宮前，中設泮橋，東西小亭，一曰東齋所，一曰西齋所。泮橋中欞星門，左右各小門一。樓星外有左右坊，額曰「德配天地」、「道貫古今」。欞星南有照壁，曰「萬仞宮牆」。照壁東西兩轅門，周繚以欄，乃土默特作育人材之始基地。
文廟正殿稱大成殿，是廟中最高大的建築，殿內正中為孔子座像，兩側神龕內東為「復聖」顏回（孔子著名弟子）、「述聖」「孔伋」（孔子嫡孫），西為「宗聖」曾參（孔子著名弟子）、「亞聖」孟軻（即孟子）稱為「四配」。大成殿兩側東西廡，供奉孔子其他弟子和歷代先賢先儒。大成殿後面的崇聖祠，供奉著孔子上五世先人牌位。名宦祠供奉的自漢至遼在敕勒川地區任過太守、刺史、都護的著名邊臣邊將，鄉賢祠供奉的是當地在中國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著名人物。
文廟西稍偏南為土默特官學，有正房三間為講堂，東西齋舍各三間為學生肄業之居室。再西為箭亭，為師生習武之所。建學伊始，從土默特兩翼60佐（蘇木）中各選聰穎兒童2名，共120名；教習4名，由旗佐領（蘇木達）以下官員中選任。教習每月俸錢1200文，學生每月津貼錢480文，均由土默特旗庫銀髮給。學生主要學習蒙古語文與《清文鑑》（清代官修的一種滿文分類辭典）、《三合切音》（一種古代拼音方法）。學生學業成績優異者，可到土默特兩翼都統衙門當差。
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廷議定在歸化城東北五裡處築一新城，為八旗兵駐防之地，並派兵部侍郎通智兼任歸化城土默特副都統，主要任務是督辦「築城屯田」，同時協辦土默特都統衙門事務。第二年，通智升為兵部尚書和「管歸化城都統事務臣」，由協管變成了主管。通智曾在理藩院任職多年，對蒙古事務十分熟悉。《歸綏識略》載：通智到任後，「與歸化城左翼都統丹津，和衷共濟，遇事必相諮度。如土默特文廟、官學、倉庫、教場以及先農壇之設，俱合會奏，奉旨允行。以整飭邊防與行教化為己任。一時規模製度，煥然改觀」。
在這期間，通智到土默特文廟參觀考察，感觸頗深：「吾儕奉公來此，目睹塞外蒙古地方，如此建立文廟，遇丁誠祭，教育蒙童之善，智（通智自稱）歡忻（同欣）之至。」（《敕建南文廟碑》）
通智感慨之餘，為文廟和官學辦了幾件大事。一是籌款對文廟修整，使之更合禮制；二是上書雍正皇帝對這座塞外文廟大力稱讚，皇帝龍顏大悅，賞賜御書「萬世師表」橫匾，大大提高了土默特文廟的地位；三是奏請理藩院批准，每年「由官學考拔俊秀者七人」，安排到土默特都統衙門擔任筆齊格齊（初級文秘人員），並賞給九品頂戴，「自此官學諸生得進身之階，愈加鼓勵矣」。四是把廟周圍官房50間撥為廟產，招商民租用；另撥城東北隅先農壇旁水地100畝，招農租種，房田租金作文廟官學費用。五是親自撰寫《敕建南文廟碑》碑文，對文廟官學的興辦和發展過程予以介紹，立於文廟內。
乾隆二十九年（1774年）和道光四年（1824年）曾對土默特文廟進行重修。從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起，土默特文廟新設漢官學。這同當時官方和民間使用漢文漢語日趨廣泛密切相關。漢官學的設立，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蒙、漢、滿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光緒十二年（1886年），土默特官學改名為啟運書院，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改為土默特高等小學堂，當時「學生五十名，課程為經學、國文、算學、格致、國畫、修身、地輿、體操、科學。教習管理以中學堂（指歸綏中學堂）人員兼任」。中國同盟會會員、土默特蒙古族雲亨、經權、安祥等曾在這裡傳播過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被譽為「塞北文豪」的榮祥（民國時曾任土默特總管，解放後任呼市副市長、內蒙古文史館館長），此期間曾在這裡就學。
民國成立後，土默特副都統改為土默特總管。民國三年（1914年），土默特高等小學堂改名為「土默特高等小學校」，俗稱「南高」，是當時呼和浩特地區蒙古族的最高學府。烏蘭夫、奎壁、多松年、李裕智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在「南高」讀書。
新中國成立後，土默特高等小學校先後改名為土默特小學、文廟街小學。1978年改為10年制，改名土默特學校，1982年改為12年制學校至今。
歷經近三百年滄桑，土默特文廟的建築物正殿（大成殿）倖存下來，位於今土默特學校校園南部。因建有文廟而得名的文廟街，其街名沿用至今。
八旗文廟和長白書院與土默特文廟和官學同時興建不同，綏遠城是先辦官學，後有文廟。
綏遠城自乾隆四年（1739年）建成後不久，就在將軍衙署內北面闢公廨15間，辦起官學。《歸綏縣誌·教育志》載：綏遠城官學「為八旗滿蒙子弟肄業處，凡黌、校、庠、序、塾五學。鑲黃、正白二旗入黌學，正黃、正紅二旗入校學，鑲白、正藍二旗入庠學，鑲藍、鑲紅二旗入序學，兩旗蒙古入塾學。每學二旗官，學生四十名。乾隆五十年（1785年），將軍吉福奏準於原設五學外，添設滿漢翻譯學一所，置翻譯教習二人。每佐領下挑選閒散幼丁，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能習國書及漢書者各十名入學。六學公費每年共銀二百六十二兩九錢二分」。
同治七年（1868年），滿族官員定安擔任綏遠城將軍。他不僅文學造詣很深，筆墨猶有功底。當年綏遠城中心鐘鼓樓第二層簷下正中所懸橫匾「帝城雲裹」四字，即定安所書。定安對教育事業「至為留意」，他感到設在將軍衙署內的綏遠城官學講堂、場地過於狹窄，而新城內東南空房頗多。於是，他決定將這些空房加以改建，將官學搬遷至此，並建一座文廟。重修改建經費，採取將軍衙署庫銀拿一點、督勸八旗官兵捐一點、動員商賈捐一點的辦法。
清人張曜同治八年所撰《綏遠城創建長白書院碑記》，對籌建過程描寫道：復汲汲焉籌資闢地，為國儲才，一時官紳商庶，景然樂從。版築既興，宏工遂竣，命其名曰「長白書院」。其間束脩之具，膏火之供，莫不籌之美備，核以定製，範以成規，縷析條分，用垂久遠。從此八旗英俊，誦讀怡怡，釋甲冑而讀書，化幹戈為禮樂。
因長白書院的建立，書院前東西向街道始稱書院街。
長白書院創建之始，由八旗官員內選派協領經管，「並出示歸化城，不論蒙漢人等，願來應謀者均準一體入考」（《啟秀書院碑記》）。考試獲得優勝者，獎以銀兩，或當眾勉勵。書院的經費，是從建院剩餘的五千兩銀子「發商生息」而來。定安將軍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離任，士子們感戴其功業，在長白書院東北隅建祠以祀之。清中期著名詩人薛時雨還曾為長白書院題寫一副對聯，掛在書院門口：盛世本同文，合左雲右玉封疆，息馬投戈，沙漠寢成鄒魯俗；
將軍不好武，萃黑水白山俊彥，敦詩說理，邊關長此誦弦聲。
此聯既反映了歸綏地區文化教育發展的景象，又稱讚了定安將軍興建長白書院的功績，為後人所傳誦。
光緒四年（1877年），時任綏遠城將軍瑞聯將「長白書院」改名「啟秀書院」，並奏明立案。
光緒皇帝御批「該部知道，欽此」。這表明，啟秀書院也是清廷報經皇帝後立案的重要書院。瑞聯將軍還命歸綏道阿克達春集商捐銀四千兩，「充備費用」。
啟秀書院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更名為「綏遠中學堂」，設滿文、蒙文、漢文、外文四科，實行新學制。民國元年（1912年）與綏遠中學堂併入舊城歸綏中學堂，改為歸綏中學校。原建築成為藏書院。
民國三年（1914年），民國政府設立綏遠特別行政區，改綏遠城將軍為都統，始設綏遠道，道主官稱道尹（1928年改為綏遠省民政廳）。民國六年（1917年），道尹張志譚將元代在武川境內所立的「大元加封宣聖碑」「始移綏遠舊書院」（《歸綏縣誌·金石志》），為文廟增添一文物。
1925年，民國政府西北邊防督辦馮玉祥創辦「五族學院」，校址先在舊城恆昌店巷的「綏遠會館」，設有小學部、中學部和師範部，學生近200人。1927年改名為「中山學院」，1928年遷至新城南街原八旗文廟和「啟秀書院」內。1935年改為綏遠省立工科職業學校，分為毛織科和製革科，師生員工140餘人，這是呼和浩特地區最早的職業技術學校之一。
由於戰亂，八旗文廟被毀棄。原書院內的豐富藏書，大部分被焚於戰火，少部分散失在民間。
漢文廟和古豐義學
土默特文廟建成後，每逢春秋仲月祭孔時，由土默特都統主祭。乾隆六年（1741年），清廷在歸化城設置歸綏道，隸屬山西省，初轄歸化城、綏遠城、薩拉齊、和林格爾、託克託、清水河六廳。不久土默特裁撤都統，兩翼只設一名副都統後，土默特文廟的祭祀活動便由副都統主祭，歸綏道臺只能作陪祭，這種情況延續了一個半世紀。
光緒二年（1876年），滿族官員阿克達春新任歸綏道臺，他對祭孔時只能當陪祭官很不甘心，於是上書給山西藩司，以崇敬儒學為名，要求另立文廟。當然，清末歸綏兩城的漢民日益增多，客觀上也有祭孔和子弟入學的需要。山西藩司批准歸綏道就地籌款修建。在選擇廟址時，阿克達春看中了楊家巷義學所在地。
義學是指官員、富紳捐資或地方集資興辦的免費學塾，具有公益和慈善的性質。歸化城最早創辦的義學叫古豐義學，《歸綏縣誌·教育志》載：古豐義學，在道署（即歸綏道臺衙門）西北隅，創始無考。嘉慶八年（1803年）重建。延兩師授課，修脯月各十兩；生徒三十人，茶水月銀三兩；考課獎賞，每季銀八九兩。歸綏道德綸（嘉慶七年任歸綏道臺）定為每歲由歸化廳捐銀五十兩，綏和薩清託五廳各捐銀三十兩，歸薩兩巡檢（帶兵武官）各捐銀十兩，不敷者由道自助。
道光年間，義學由道署遷至北面的楊家巷路北，俗稱楊家巷義學。
光緒三年（1877年），阿克達春將文廟建成。但論起建築規模，這座文廟要比土默特文廟、八旗文廟都小得多。文廟也是座北朝南，廟的南面，是一座稍向北退的戟門。戟門的對面，楊家巷路南有一照壁。戟門兩側圍牆呈外八字形。廟內僅有正殿三間，東廡、西廡各三間。北文廟建成後，每年春秋仲月，便由歸綏道臺率屬致祭。
古豐義學校地因興建文廟，阿克達春便將義學移到偏院，並由文廟管理。到光緒十一年（1885年），阿克達春在歸化城又新建四所義學，並保證了運轉經費。這一年，古豐義學發展為「古豐書院」。《歸綏縣誌·教育志》載：古豐書院，在舊城太平召東南，光緒十一年創設。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下令將全國所有書院，分別改為大學堂、中學堂、小學堂。經過約兩年籌備，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古豐書院正式改為歸綏中學堂。但「事屬草創，規模狹小，僅收學生三十名，即以舊有院長為堂長」。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湖北人胡孚宸任歸綏道臺，至宣統二年（1910年）離任。史載：胡公在任五年，於興辦歸綏學務厥功甚偉。籌集巨額資金，發給各縣商息後購置學田三十餘頃。次弟拓展校基，添置堂舍。對於中學學生，朝夕督課維勤。每遇課期躬親校閱，仍進諸生口講指畫，娓娓不倦。時捐鶴奉給獎高才生，以資鼓勵。堂內經費有不敷時，則舉廉奉以充之。
胡道臺還在歸綏中學堂講室前撰一對聯：重譯共軌文，異學分歧，願多士勿忘國粹；
十室有忠信，及時淬礪，雖邊地豈乏人才。
在此期間，歸綏中學堂有了較大的發展。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師生人數已達200餘人。為了給歸綏地區新設小學培養師資，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學堂將年長學生編成一個師範班，稱附設師範學堂，此為歸綏地區師範教育之始。同時又附設模範高等小學堂，以作各廳辦理小學之表率。
民國元年（1912年），歸綏中學堂與綏遠中學堂合併後，改為歸綏中學校，為當時呼和浩特地區的最高學府。
新中國成立後，歸綏中學在原歸綏道臺衙門原地擴建。於1954年改稱呼和浩特第一中學至今。
清代歸綏兩城的三座文廟和相關的三座書院及其發展演變，形成了呼和浩特地區的一道重要而具有深厚底蘊的文脈。
[責任編輯：楊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