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阿飛正傳》正式上映，獲香港金像獎五項大獎，也令王家衛躋身香港一流導演行列。《阿飛正傳》仿佛是王家衛所有電影中最易看懂、也具有明確的敘事情節的一部電影。
王家衛電影中的人物語言文藝而充滿隱喻，正如《阿飛正傳》中阿旭說「我聽人家說，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可以一直的飛呀飛，飛得累了便在風中睡覺，這種鳥兒一輩子只可以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時候……」
而這段話，也正是劇中人物旭仔命運的象徵……是啊，有一種鳥沒有腳，所以不能停；有一種人沒有心，所以不能愛……
01一分鐘，一個人
《阿飛正傳》是一個「一分鐘」的故事，這一分鐘，是「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之前的一分鐘 」特寫鏡頭轉向牆上的時鐘，蘇麗珍與旭仔共同度過的第一個一分鐘，阿旭眉眼流轉之中，不僅當事雙方交換了某種難以言說的感覺——被抽空了計量意義的關於記憶與遺忘的主觀時間體驗，連帶觀眾也被這一分鐘的抽離，想起了曾經悸動的那一刻。阿旭說，這一分鐘是一個事實，不容否認、已經過去……
因為這一分鐘，深深地刻進了蘇麗珍的腦海，直至分手後痛苦無比的蘇麗珍與警察在午夜前共同度過的那一分鐘，這個一分鐘是一個一個連續不斷且演出時間也是剛好一分鐘單鏡頭，從代表銘記的一分鐘，到意味著徹底放棄的一分鐘的出現，《阿飛正傳》中充滿了時間的明示暗示。而這如假包換的一分鐘也成為整部電影的轉折點，它既代表了與旭仔的完結也代表了蘇麗珍與警察之間似有若無感情的開始。
更重要的轉折在於，故事從此脫離了兩個女子與一個男子之間的感情糾葛而走向更為廣闊的「找尋」；午夜蘇麗珍宣布「望著這個鐘，我告訴自己，我要由這一分鐘開始，忘掉這個人。」這是一種用機械時間對遺忘（個人時間）的強制執行，那麼，旭仔到底有沒有愛過蘇麗珍？
02一人之蜜糖一人之毒藥
旭仔說：「一輩子要愛那麼多人，未到最後，我也不知道自己最愛哪一個」，但影片在結尾時，卻又借警察之口，替蘇麗珍問出了這個問題，鏡頭將焦點放在問話人的身上，旭仔的回答只是畫外音「要記住的我永遠會記得，……如果你有機會碰上她的話，你跟她說我什麼都忘了，這樣大家會好過一點。」
顯然，這樣的劇情設定、滿足了道德底線的承諾，將行為上的忘卻消解為浪漫的情懷——漂泊不過是方式，找尋或許才是最終的目的。儘管如此卻依然不能理解為何要有露露和歪仔這一條敘事線。蘇麗珍離開後，露露走進了旭仔的生活……兩人在一起仿佛十分開心，但又總缺少什麼，倒是張學友飾演的歪仔，看向露露的眼神中都充滿了愛意。以前竟沒發現歌神的演技竟那麼的好，愛一個人和噴嚏一樣藏也藏不住。滿眼裡都是小星星。
加入歪仔和咪咪這條線，或許是想說，愛情裡就是這樣的無釐頭，一個人的蜜糖一個人的毒藥。咪咪愛著一個永遠不會愛上自己的旭仔，歪仔又愛著永遠不會喜歡自己的咪咪；蘇麗珍的一分鐘結束後，街角電話亭裡的電話終於響起，接電話的人卻已去了海上跑船……
親情也好，愛情也罷，不過都是關於過去那個時代的註腳，王家衛的鐵三角之一攝影師杜可風說「講六十年代，免不了懷舊氣氛，但我們絕不要黑白顏色套上黃色色調那種國內外電影的傳統手法。」因此，20世紀60年代反叛青年的《阿飛正傳》以綠色為主，幾乎所有的布景也都取自該色系。慘綠，既是生命的張狂又是自我的放縱。將色彩作為時代表徵的特點，主觀性的色彩空間營建出關於時代的體悟。電影中「光線造型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對時間的表現。內景光線處理故意『沒有時間』，有意讓它『無始無終』。日或夜都不重要，影片裡無關日夜的時間性。創作者在影片中賦予環境一種特定的時間。這種時間是劇中人物的，是創作者的，是主觀的。他們生活在別處，不僅是空間上的，更多的是時間上的，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生活在時間之外。他們的時間是自我放縱的時間。」
03有一種人沒有心
《阿飛正傳》看似講了一個清楚明白的故事，但最後梁朝偉出鏡、拍了一段長達三分鐘的配樂無聲戲，據說當年王家衛要梁朝偉自己揣摩，甚至逼哭梁朝偉，這三分鐘的結尾也為觀眾帶來更多的疑惑，好不容易看懂了，怎麼又不懂了？
有人說，是這一段三分鐘的戲不過是續集的預告，因為《阿飛正傳》票房慘敗，所以這三分鐘成為不了了之的謎題。這樣的解釋倒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作為一部影片，首先偉仔的三分鐘表演中貫穿的底色依然是代表20世紀60年代的慘綠色，配樂也與開篇的配樂相同，再結合全片較為明顯的前後呼應，如開篇菲律賓的熱帶雨林與片末菲律賓的熱帶雨林，華仔打卡的電話亭與片末街角電話亭裡響起的電話鈴音。我們或許可以做這樣一個大膽的推測，梁朝偉演繹的依舊是阿飛，每日精心整理著自己的儀容，每日穿梭於人世之中，只是依然是沒有腳的鳥，無法落地……
沒有腳的鳥停不下來，所以沒有心的人，也永遠沒法愛一個人？梁朝偉扮演的到底是誰？這個問題在2000年的《花樣年華》裡或許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