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爛部隊到鐵血之師,四川軍隊在抗日中如何華麗轉身,一雪前恥?

2020-12-18 騰訊網

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有6個集團軍約40餘萬名川軍將士和300多萬新兵出川抗日戰爭,用鮮血和生命書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篇章,其歷史地位和貢獻得到世人的高度評價。在軍閥混戰時期,川軍被稱為「雙槍兵」「爛部隊」;抗戰時期,這支為人所不屑一顧的部隊,出現了華麗的轉變,成了世人所稱的「鐵血之師」。

軍閥混戰,不堪重負

辛亥革命後,四川逐漸成為軍閥割據之地,形成眾多軍閥。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四川各省擁兵自重,形成獨特的防區制,各防區成為大小軍閥割據的「獨立王國」。

各軍閥在四川為擴大自己的防區,發展勢力,不斷擴充軍隊,進行爭霸作戰,其戰役次數,可稱全國之最,共達470次。1918年,四川軍隊有十個師,外加兩個旅。軍閥混戰時期,由於川軍長期在川內爭權爭勢,其軍隊形象極差,戰鬥力極弱。

為積聚財富、養家餬口,各路軍閥在各自的領地內橫行霸道,欺壓百姓,攤派賦稅,使得具有「天府之國」美稱的四川民談不生,城鄉經濟幾近崩潰,因此,川軍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和擁護。這種失去了人民擁護的軍隊,也就失去了發展的基礎。因為20多年來川軍所打的幾百場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掠奪人民的戰爭,這類軍隊自然具有反動性、多樣性和變異性,其作風和軍紀必然極差,軍心煥散,私慾橫流,戰鬥力極低。

這一時期的川軍中,絕大多數官兵不知為什麼而戰,由於普遍缺乏理想、缺乏信念,戰鬥的目的只是為了活命,為了個人私利或團體的利益,他們不知道明天太陽升起時是否還能生存,因此普遍放縱自己。儘管川軍中也不乏正義與忠義之士,但在軍閥混戰的背景下,他們很難發揮作用,個人的力量是無法改變川軍的整體局面的。因為川軍缺乏信念的支持,所以,相當一部分川軍軍官沒有軍人氣概,士兵素質極差。

1935年5月,蔣介石在川軍整編會議上,當著川軍將領的面,毫不留情地訓斥

整理四川的軍隊,根本的事情就是要先裁兵。我看以現在四川兵額之多,部隊之雜,至少要裁去半數以上,然後才可以談到整理……如果再像過去一樣,表面上擁有十數萬之眾,若干師、若干旅,只是鋪張的一個空架子,實際上餉械缺乏,精神渙散。這不過是離心離德的幾萬烏合之眾的飢軍,一點也沒有力量,不僅不能作戰,且將不戰自亡。

長達20多年的軍閥割據時期,四川軍力不斷壯大。1933年,川軍總數達六十多萬人,軍費開支全部由地方財政和人民負擔。作為一個農業大省,四川人口雖多,經濟卻極其落後,在連續20多年的戰亂中,經濟幾近破產。經濟瀕臨崩潰的四川卻要供養數量龐大的軍隊。

1913年四川歲出預算所列軍費為704萬元;1916年四川歲出預算所列軍費為602萬元。但是,隨著四川軍閥勢力的不斷膨脹,四川的軍費開支也越來越大。四川1925年收支預算表中的軍費預算為2630萬元;次年,全省軍民會議通過的軍費預算又增加到3880萬元,比1913年增加了5倍。

在1927年後的幾年裡,四川再也沒有編制全省各軍的軍費預算。1934年,全省軍費支出達9000多萬元,其中,僅21軍就支出4861萬元。巨額的軍事開支佔了四川財政收入的大部分。1926年,全省的財政收入為4360萬元,其中軍費支出為88.9%。1934年,四川的財產稅收入為1.5億元,而軍費開支卻佔60%。巨大的軍費開支給四川的經濟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嚴重阻礙了四川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建設。

「雙槍兵」和 「三多軍」

儘管四川軍費不斷增加,卻沒能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更沒能提升軍隊的整體形象。在當時,川軍士兵大多是目不識丁的下層貧民,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強徵來的,或是迫於生計才去當兵的。一般都是缺乏基本的軍事訓練和紀律約束。軍餉一直都是拖欠的,這一問題在某些部隊裡尤其嚴重。軍官們普遍剋扣士兵軍餉,入飽私囊。

即使是劉湘的貼身護衛,也沒有什麼好待遇,他們的生命在長官眼中也如草芥。因為川軍上層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竭盡全力擴充軍隊,他們明知所屬的部隊有種種問題,但也無暇顧及,只要士兵能夠留在軍營裡而不逃走,就可以對某些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造成川軍各部隊軍紀極差。

在軍閥混戰時期,四川民眾非常厭惡川軍,對他們的認可程度非常低。而四川老百姓則將川軍形象概括為「雙槍兵」和 「三多軍」。所謂 「雙槍兵」,「老套筒步槍」加 「煙槍」。那時川軍各部官兵普遍吸鴉片煙,而一旦染上鴉片煙,便有依賴性,因此,不少川軍官兵無論平時訓練,還是行軍作戰,都要配備作為武器的手槍或步槍和吸食鴉片的工具 「煙槍」。

而所謂的「三多軍」,就是「川軍一些部隊之中,老婆比軍官多,軍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槍桿多」。這種「雙槍兵」和「三多軍」的低作戰能力也是可以想像的。在與紅軍的較量中,川軍的作戰能力一目了然。1933年紅軍第四方面軍從陝入川,開闢了川陝革命根據地,川軍多次參與圍剿,結果都是慘敗。當時「剿共」總指揮陳誠曾經嚴厲訓斥過川軍

誰人都知道,四川軍隊素質之差,國內外有名,同中國優秀的部隊相比,相差甚遠。

正是由於川軍在軍閥混戰時期聲名狼藉,故而在抗戰初期遭到了國民政府高級將領的蔑視和不公正對待。比如鄧錫侯被命令率第22軍不遠千裡到第二戰區參加山西保衛戰,駐守山西的閻錫山拒絕川軍入晉,他無端地指斥川軍

武器不好,作戰不力,是不會打仗的叫花子部隊。……是 「抗日不足,擾民有餘的土匪軍。

主動請纓,待遇不公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給予川軍洗雪前恥,重塑軍隊形象的機會。抗日戰爭是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對決,戰爭的性質改變了抗戰中川軍的性質,從而給川軍以新的發展動力。在七七事變後,川軍將領紛紛請命,率部出徵,得到了國民政府的允準。

1937年至1938年間,川軍分批出川,奔赴抗戰前線:川軍將士東出夔門、下三峽、入洞庭、赴京口……縱橫大江南北。北跨劍門、越巴山、翻秦嶺、過關中,涉風陵古渡,北抵恆嶽,東趨泰岱,回鎮皖浙……奔馳數千上萬裡,馳騁南北戰場,熱血灑遍江淮河漢。為民族爭生存、為四川爭光榮。

先後出川抗戰的川軍一共有6個集團軍,共轄10個整編軍,加上第43軍和第88軍,以及1個獨立旅,共約40萬人。在當時,川軍的數量約佔國民政府所統轄軍隊的2/10,是各省參戰部隊中人數最多的。1930年代曾與蔣介石逐鹿中原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轄廣西抗戰部隊也只有第11個集團軍,下屬第7軍,31軍,48軍,每軍轄3個師,約有18萬人,不到抗戰川軍的一半。

出川戰的川軍人數雖多,但正如前面所說,川軍整體形象極差,普遍被認為是紀律鬆弛,戰鬥力低下。抗戰初期,川軍遭受了多方面的歧視和不公待遇,武器裝備得不到有效補充,致使川軍在抗戰初期對日作戰中犧牲十分慘重。

川軍的武器主要是由四川兵工廠製造的。自民國初年至川政統一,四川連續發生470餘起大大小小的戰爭事件,長期的戰爭消耗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人力,阻礙了現代工業的發展,清末開始發展的軍事工業發展極為緩慢,四川兵工廠製造的武器遠遠落後於東中部各省生產的武器和外國生產的武器。

由於軍閥割據的存在,四川軍隊要從外省獲得先進武器受到很大限制,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為消除各省軍閥割據,使川軍在武器裝備方面受到種種限制。雖然川軍也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從國外購買一些新型的武器,但是這需要大量的資金和各種關係的支持。自1928年起,劉湘所部先後3次向國外購買武器。因此,劉湘的部隊在川軍各部中裝備最好,擴編最快,發展成為3個軍,以及多個獨立師、旅。

抗戰初期,川軍各部的武器裝備,雖然比二十年代有了進步和發展,但與國民政府的正規軍和各省大部分地區的軍閥部隊相比,還是差得多,最重要的武器——步槍,基本上都是川省所造,只有少量「漢陽造」。在射程、精度和耐久性上,川省所造步槍與漢陽造步槍有很大的差距。和日本軍隊的步槍相比,差距更大,僅射程就相差 1 倍左右,最遠距離只有幾百米。

由於軍備懸殊的質量,使得川軍在出川作戰之初,一直處於極為不利的狀態。國民黨政府雖然口頭承諾要給川軍武器裝備支援,但實際上只有一半左右的川軍士兵能拿到一把步槍和兩顆手榴彈,而步槍的口徑不一致,子彈更少;只有少數精銳部隊能得到八二迫擊炮和幾門重機槍,絕大多數部隊都是以步槍為主要武器。

另外,川軍的後勤補給跟不上需要。如1937年四川軍隊出川之時已經是秋季,但是由於軍情緊急,沒能裝備好冬裝,士兵們一身單衣,草鞋,千裡急行。當天氣漸涼時,劉湘、鄧錫侯等川軍將領數次向國民政府要求為部隊更換冬裝、增配武器裝備,但都遭到國民政府的拒絕,互相推諉,導致川軍裝備難以改善。川軍第22集團軍總參謀處長胡臨聰曾寫道:

當時各軍器裝備簡劣。所有步槍,十分之八為川造,十分之二為漢造,且使用已久,質量太差,大多不堪使用。至於輕機槍,數量甚少,每師多則十餘挺,少則數挺而已。大炮方面,每師除數門迫擊炮外,山野炮一門都沒有。其時雖已秋風蕭瑟,但士兵每人僅有粗布單衣兩套、綁腿一雙、單被一條,小草蓆一張、草鞋兩雙、鬥笠一頂而已。

頑強搏擊,一雪前恥

但抗日戰爭的進程表明,武器固然重要,掌握武器的人比武器更重要。武器裝備水平遠低於日本軍隊的川軍各部,在八年抗戰中卻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戰鬥精神,取得了驕人的戰績,從而一雪前恥,重塑形象。自1937年8月至1945年5月,四川有6個集團軍40餘萬軍隊直接參與了對日作戰的 20餘次重大戰役。

在歷次重大戰役中,出川參戰的川軍一改以往內鬥時窩囊廢的形象,展現了前所未有的一往無前、勇往直前的鬥志和英雄氣概。例如楊森第20軍在1937年10月參加了淞滬會戰,打出了川軍8年抗戰的第一槍。第20軍第26師在淞滬會戰中表現不凡,戰績在全中國70個師中排名第五,其戰功得到了國民政府軍委會的表彰。

在1938年的徐州戰役中,川軍也用生命和鮮血寫下了不朽的篇章。尤其在滕縣保衛戰中,更是驚天動地,讓國人重新認識了川軍。1938年3月初,川軍第22集團軍在臺兒莊北部的滕縣、界河、兩下店等地,據險防守日軍南下,第41軍代軍長兼第122師師長王銘章臨危受命,率第122師防守滕縣,以屏障臺兒莊,保衛徐州。

王銘章清楚地知道,以川軍薄弱的兵力和窳敗的武裝,擔當津浦線上保衛徐州的第一線的重大任務,力量不夠,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對部下說:

我們身為軍人,犧牲原職,現在只有犧牲一切以完成任務,雖不剩一兵一卒,亦無怨尤。不如此,則無以對國家,更不足以贖20年川軍內戰的罪愆了!

第122師的全體官兵正是抱定與日軍血戰到底的勇氣和決心,堅守滕縣城。雖然日軍數次闖入城內,但守城官兵絕不退讓半步,數次殲滅了入侵城內的敵人。根據統計,滕縣戰役中死亡的日官佐共320餘人,死亡士兵1500餘人,受傷士兵5700餘人。第122師最後因糧盡彈絕,援兵未到,縣城陷落,師長王銘章、參謀長趙渭濱等5千多名官兵全部壯烈犧牲。第127師的陳離和第124師的呂康等3千多名官兵受傷。

這次滕縣保衛戰,展現了川軍官兵崇高的愛國主義和不怕犧牲的戰鬥精神,贏得了舉國上下的敬意,也極大地改變了川軍的形象。那時有人評論道:

滕縣四晝夜的血戰,以武最劣、人數不過二萬餘人之川軍,終能給數量巨大、高度機械化之精銳敵軍以重大的打擊,搗毀其直佔徐州之企圖,等待援軍主力到達,使軍事重鎮徐州,得以轉危為安,這是我國抗戰史上最不可磨滅的一頁。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指揮魯南會戰時,也激動地說:若無滕縣之苦守,焉有臺兒大捷? 臺兒莊之結果,實滕縣先烈所造成也!

滕縣一戰,川軍以寡敵眾,不惜重大犧牲,阻敵南下,完成戰鬥任務,寫出了川軍抗戰史上的最光榮之一頁。在此之後,川軍幾乎參與了全部正面戰場的主要戰役,取得了優異的戰績,戰鬥力得到極大提高,給日軍侵略者以重創。比如1942年1月,川軍楊森部參加長沙會戰,取得大捷。整場會戰中,擊斃日寇56944人,其中,敵大隊長、連隊長以上軍官10人,139人被俘虜,數量之多,為歷次會戰所罕見。

在八年抗戰期間,川軍形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輿論隨之逆轉。那時,成都的報紙上寫著:誰說我們川軍是專打內戰的?看!這次在戰場上不是把日本,打破頭了麼?

國內各界對川軍開始重新評價,另眼相看。川軍在八年抗戰中以數十萬人的傷亡贏得了高度讚譽,堪稱中國軍隊的 「鐵血之師」。

總結

八年抗戰期間,參加抗日戰爭的四川成建制部隊共有40多萬人,另有相繼徵兵出川加入到各個部隊中的士兵約300餘萬人,為各省之最。川軍參與了正面戰場幾乎所有的大會戰,犧牲之慘烈也居全國各省之首。川軍共有26萬人陣亡,35萬人負傷,2.6萬人失蹤。出川作戰川軍的確做到了劉湘臨終囑咐的一句話:

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 川軍則一日誓不返鄉。

在八年抗戰中,川軍表現出空前的英勇。正是在抗戰的烽火中,川軍實現了浴火重生,用生命和鮮血書寫抗戰歷史,從「雙槍手」、「爛部隊」,變成了鐵血、正義的師。

在抗戰期間,川軍發生了巨大轉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軍閥混戰時期,川軍一塌糊塗,關鍵在於戰爭的非正義性,失道寡助;而抗戰時期,川軍變得英勇頑強,關鍵則在於戰爭的正義性。民族大義和愛國精神,對川軍轉型起著關鍵作用,這既有時代的感召,也有個人的因素。毋庸置疑,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國家民族利益戰勝私慾和個人利益。

面臨著日本侵華戰爭、中華民族生死的危急關頭,任何具有愛國思想和正義觀念的中國人,都不能不順應時代潮流,做出正確的選擇。在危急關頭,川人與川軍視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利益,為了國家的生存和民族的復興,敢於挺身而出,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川軍的崇高精神著實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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