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5日下午的3點51分，我和攝像師乘飛機趕到了武漢市同濟醫院。就在幾個小時以前，同濟醫院的陳忠華教授突然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他們接到了一個特殊的病人，這個病人經過確診，整個腦部已經完全死亡，但是，心還在跳！
放下電話我就買了機票！從去年上半年開始我和陳忠華教授就有一個約定，一旦發現特別吻合的相關病例，陳教授就立刻通知我。
「父親死死地捂著額頭，滿頭冒虛汗，當時就不能說話了！」
患者叫毛金生，是武漢市一位名聲很好、受人尊重的街道幹部。
2003年2月8日12點，武漢市吳家山東西湖村的一家酒樓上，正進行著一場結婚典禮。在婚禮上，61歲的毛金生喜悅地接受兒子和兒媳的感恩，並表示真誠的祝福，他送新郎新娘三句話：「真心相愛；早生貴子；白頭到老」。沒想到，天有不測風雲，留在結婚錄像上的這幾句話成為他留在人世間最後的聲畫資料。
在毛先生家的客廳裡，毛金生的兒子毛子俊哽咽地向我們回憶了父親突然發病時的情景。
「因為我是剛剛結婚，」毛子俊說，「晚上回來我和家人都想看一看我們結婚那一天的光碟，看光碟的時候還好好的，我們坐著還有說有笑。父親從頭到尾把光碟都看完了，看完起身去上廁所，出來以後就捂著額頭。」
毛子俊趕忙搶上前去，將老父親一把抱住。
「父親死死地捂著額頭，滿頭冒虛汗，當時就不能說話了！一開始送到當地一家小醫院，但是那個醫生只給打了一點苷油，沒採取任何的急救措施，父親舌頭就往裡頭慢慢地縮，旁邊一名護士把父親的舌頭往外拔，後來稍微好了一點，我們就趕緊轉院，直接就轉到同濟了。」
2003年2月23日上午7點多，毛金生被緊急轉到同濟醫院。這天上午，同濟醫院神經內科值班的醫生是36歲的青年大夫卜碧濤。卜大夫一頁一頁查病歷，發現毛先生長期患有嚴重的高血壓和糖尿病。
「當時是早上8點鐘到的我們病房，」卜碧濤醫生告訴我們，「我們正在查房，發現這個病人是中度昏迷，我們反覆呼喚他的名字，他完全不知道。」
迅速做腦CT檢查，毛老先生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導致的腦幹大出血。所謂腦幹，就是腦的主幹，它由腦橋、延髓和中腦共同組成。人體生命的第一生理特徵為呼吸功能，而主宰呼吸功能的中樞神經區域正好位於腦幹，人體有12對腦神經是由腦幹發出來。腦幹出血，其後果是災難性的。
「這種情況繼續在惡化。」卜碧濤大夫說，「在入院後第二天，準確地說應該是第二天的下午5點鐘，病人突然心跳停止，呼吸也停止。」
在全力搶救兩天以後，病情一日三變，急轉直下，毛先生很快由中度昏迷轉為深度昏迷。自主呼吸停止，腦供血停止，腦電波也基本消失。
2003年2月25日下午4點，在同濟醫院神經內科急診室，我們見到了毛金生，老人家個子高大，安詳地躺在靠走廊的48號床上，腦部、口鼻和胳膊插滿了各式各樣的管子。所有的指標似乎集中到一個結論：他可能已經腦死亡！醫院專家組對他採取了兩大特別措施：一、用呼吸機幫助毛金生維持正常呼吸；二、使用心血管藥物維持毛金生的適當血壓。
張蘇明，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常務委員、同濟醫學院臨床神經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同濟醫院神經內科主任，是一位經驗豐富、學識深厚、意志頑強的腦神經專家。張蘇明當時正在外面講課，聽到毛金生可能已經腦死亡的消息，他扔下學生就往醫院趕。
如果真的是腦死亡，那就要把情況如實地告訴家屬。張蘇明主任心情有些緊張。
毛金生如果已經「腦死亡」將意味著什麼？在國內大名鼎鼎的同濟醫院，對一例患者宣布死亡何需如履薄冰？究竟什麼是「腦死亡」呢？
腦死亡的「哈佛標準」
千百年來，心跳呼吸停止、「氣絕」一直是診斷死亡的傳統標準。然而1950年前後，呼吸支持技術和循環支持理論的出現改變了格局。
有專家發現：少數特別的患者，中樞神經已經受損，但藉助呼吸機和心血管藥物的支持，呼吸和心跳都能夠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但大量臨床研究發現，對這類患者所有的搶救最終都歸於失敗，所有患者都難逃一死。人們逐漸認識到，原來關於呼吸和心跳停止的死亡觀點是不全面的。大多數死亡絕不是瞬間事件，而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它可能從呼吸和心跳停止以前就開始了。上述認識成為人類早期探索腦死亡問題的最重要的理論基礎。
1968年，美國哈佛醫學院首先公布了著名的「哈佛標準」，確定不僅呼吸和心跳不可逆性停止的人是死亡，包括腦幹功能在內的所有腦功能不可逆性停止的人也是死亡。「哈佛標準」成為人類重新認識死亡的技術裡程碑。
目前，全世界已經有包括中國在內的80個國家承認腦死亡標準，其中美國、英國、日本在內的13個國家正式立法，規定腦死亡是宣布死亡的正確依據；在我國，對「腦死亡」正式立法的工作也已經取得重大進展，腦死亡立法標準（草案）已經由中國衛生部六易其稿，正在向全社會廣泛徵求修改意見。
2003年2月25日下午，在毛金生的病床邊，我見到了陳忠華教授。陳教授正在仔細觀察毛金生的各項體徵指標，表情堅定而略顯憔悴。
陳忠華，英國籍學者，是劍橋大學「跨國」醫學博士、同濟醫院外科教授、著名腦死亡問題專家、同濟醫院「腦死亡協作組」的負責人。張蘇明主任在得知患者可能腦死亡的消息後的第一時間就給他打了電話，陳教授從頭到尾參加了同濟醫院對毛先生的關於腦死亡的各項診斷。
「昨天這個病人有高血壓，」陳忠華向我介紹，「高血壓的病人到了晚期的時候都有很多血管的病變，血管的彈性變低，變脆，當他激動的時候或者有特別的情況，血管會破裂。昨天這個出血部位是腦幹，腦幹是人的生命中樞，它主管呼吸。昨天我們看到的第一眼就是呼吸停止，沒有自主呼吸了。」
哈佛標準規定，診斷腦死亡必須符合4大具體指標：1、無自主呼吸；2、深昏迷；3、腦電波平坦；4、包括瞳孔完全放大在內的腦幹反應消失。上述指標要在相隔6小時、重複檢查兩次結論一致才能定論，而且必須排除深低溫和藥物控制才能成立。
經過同濟醫院醫生12小時的診斷和觀察，深度昏迷了20個小時的毛金生符合腦死亡的全部標準。
然而我們在現場分明看到：毛金生的心臟一直還在搏動，而且還相當規律！為什麼在腦死亡以後，心臟還會繼續跳動呢？陳忠華教授指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腦死亡會發生在心死亡以前，這正是腦死亡問題要破解的最關鍵的環節之一。
「心臟是一個自己可以獨立收縮的器官！」陳忠華說，「比如說你睡覺的時候，心臟還在按照它自己的規律在動，除了神經調節它以外，它還有自己的一套系統，它受到雙重管制，也就是說它是可以獨立跳動的，在沒有腦的支配下，心臟還可以跳動很長時間。」
陳忠華教授指出，「腦死亡」這個概念已經被嚴格定義並有明確指向，它指「包括腦幹在內的全腦功能不可逆和永久的喪失」。這一理論的科學依據在於：以腦為中心的中樞神經系統是整個生命賴以維繫的基礎，由於神經細胞一旦死亡就無法再生，於是，腦死亡就重重地開啟了死亡的大門！毛金生作為一個完整的生命系統可能已經開始解體，隨後將要發生的，就是通常所說的「生物學死亡」，也就是心臟停跳和各部位細胞的逐漸衰竭和死亡。
一旦發生了腦死亡，縱有杏林國手，也必無力回天。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這種權力如果被濫用的話，那就有可能出現嚴重的後果」
關於腦死亡，在學術界已經爭論了30多年。有人說，只有在醫學中，我們才接觸到這樣殘酷的一個事實，死亡還是有不同標準的！人們對死亡的本身無可奈何，但死亡的標準卻居然被操之人手。
概括起來，目前我國國內關於腦死亡問題主要有三大爭論：
第一，心臟還跳為什麼不繼續醫治？心死亡跟腦死亡究竟哪個更科學？
第二，提倡腦死亡是為了節省不必要的醫療資源嗎？
第三，目前支持腦死亡立法的大多是醫學界尤其是器官移植人士，他們鼓吹腦死亡是否是為了追求器官移植的功利目的，這就衍生出另外一個更複雜的倫理問題：我們是否可以以犧牲一個「價值較低的生命」而換來另外一個「價值較高的生命」？
王湧，法學博士、律師，他認為推行「腦死亡標準」至少還面臨一個問題：會不會剝奪了公眾對於死亡的判斷權和知情權呢？
「你摸一摸他的胸脯！」王湧說，「你在他的嘴上、鼻子上，你在那兒摸一摸，你就可以判斷他的呼吸和心跳是否停止了。也就是說，這種『死亡』具有公示性，任何人都可以進行判斷的；而『腦死亡』它具有隱蔽性，我們無法判斷一個人是否腦死亡了。那麼這種隱蔽性，在我們的制度設計上會帶來很大的問題。」
王湧的擔心是，久而久之，會不會形成一個新的特權階層呢？
「我們實際上就把死亡的宣判權完全交給了醫生，」王湧說，「那麼這裡就涉及到醫生作為這樣一個群體，在這個問題上就具有著巨大的權力。這種權力如果被濫用的話，那就有可能出現嚴重的後果。」
中國政法大學的舒國瀅教授則用一個極端的例子來表述了王湧博士的這種擔心，比如醫生和家屬在特殊的條件下有可能形成合夥謀殺。
「因為生命有幾個很重要的特徵，」舒國瀅教授說，「第一個就是它的個體性；其次是它的不可重複性；第三個是它的自然性。一個生命的出生和死亡，都應該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一旦生命被技術化，死亡被人為地控制，我覺得這很值得擔憂。」
王湧和舒國瀅先生的這種擔心，相當有道理。
「北京的一位教授，他有這麼一個擔憂，就是假設腦死亡立法或者是承認腦死亡的話，會不會出現這麼一種情況，就是當在特別的情況下（比如利益），病人的家屬跟醫生勾連起來，這樣就有可能導致出一種極端的效果，那就是謀殺？」在拍攝期間，就上述問題我專門請教了陳忠華教授。
「任何一個法律，都可能會被鑽空子的，沒有一個法律在頒布以後，沒有一點漏洞可以鑽的。」陳忠華說，「並不是每個醫生都有權利去實施這種診斷，他必須是腦神經的專家；通過了專門訓練；具有足夠醫療經驗和崇高的醫療道德；經過專門的技術認可，符合這麼幾條的醫生才能做。所以呢，國家在遴選這些專家的時候要慎重！」
從1966年腦死亡概念提出之時，醫學家們就已經考慮過要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哪怕是最微小的錯誤。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對腦死亡的診斷是由一個成員來自不同專業的獨立的委員會聯手做出的。在這樣嚴格的制度安排下，哪怕是最微小的出於不正當利益的考慮都不可能影響到診斷的最終成立，使對「腦死亡」的所有評估都只能依據於臨床事實。
然而儘管美國、日本、芬蘭、英國等國家已從法律上規定腦死亡是人死亡的標準，但腦死亡並未作為死亡標準由我們國家立法。那麼毛老先生在還有心跳就宣布他已經死了，合適嗎？
問題的關鍵在於：由於腦死亡在我國還沒有被正式立法，如果同濟醫院貿然宣布毛金生已經死亡，那就要直面一個巨大風險，這個風險就是：他們將要把「一個還沒有被我國法律認可死亡的人體」確認為死亡！
這一風險，足以讓最大膽的醫生都倒抽一口涼氣。
張蘇明主任告誡所有參與會診的專家：仔細，一定要仔細！
2003年2月25日下午4點21分，由張蘇明主任主持，陳忠華教授以及同濟醫院神經內科楊明山教授、卜碧濤教授、神經外科副教授陳勁草、麻醉科副教授張傳漢等專家迅速會聚到一起，組成了陣容強大的腦死亡診斷專家組，對毛金生進行第二次腦死亡會診。
在毛金生的病床邊，專家組十幾個成員圍成一圈，每個人手裡都捧著一本衛生部發下來的《腦死亡標準草案》第三稿的複印件，本次腦死亡診斷將完全按照《草案》規定的步驟和指標來進行。
會診之前，張蘇明主任告誡所有參與的專家：仔細，一定要仔細！
第一步是對腦血流量的檢測。如果患者表現為上下波動的震蕩血流，就表明大腦內部壓力過高，血液受阻進不了大腦，從而導致腦部缺血和缺氧，這可以解釋毛金生當時為什麼會突然出現劇烈頭痛。
醫院的殷小平大夫把腦血流圖機掉過頭來讓我看了個明白，果然是不折不扣的震蕩血流，曲線沿著橫坐標上下起伏。殷小平告訴我：「出現這樣的波形，就往往提示已經腦死亡。」而腦細胞在缺氧幾分鐘以後就會先後死亡。
第二步是腦電圖的繪製。生活狀態中的腦細胞會頻繁發出各種電信號，這些信號能被腦電圖機探測、偵知和記錄，要是腦電圖顯示為毫無電活動的平坦曲線，就可以判斷絕大部分神經細胞已經壞死。儀器顯示：毛金生的腦電圖，即使在放大好多倍的情況下也相當平坦。
第三步測試是直接試探腦幹反射還是否存在。「腦幹反射消失」表明作為基本生命活動中樞的腦幹功能已經不運轉，最常見的就是瞳孔對光反射的消失。張蘇明主任親自做了對毛金生的瞳孔對光反射，一束筆直而強烈的手電筒光線對毛金生的左右雙瞳來回掠過：「強光刺激沒有任何收縮反應，所以表明他的瞳孔雙側是散大，光反應是消失的，說明他中腦的反射已經完全沒有了。」
第四步，卜碧濤大夫藉助器械刺激毛金生的皮膚，以觀察他有沒有肢體的一點原始的保護性動作。遺憾的是，最終沒有發現任何形式的肢體回縮運動。用一枚小鐵錘反覆敲打毛金生的膝蓋和按摩腳掌，也沒見任何反應。
第五步是「咳嗽反射試驗」。在十多名專家的監督和指導下，護士把一根吸痰的管子，從毛金生的呼吸機插管當中，很深地插入他的支氣管，看看毛金生有沒有一些咳嗽的動作。
「唐記者你看，」卜碧濤大夫站在一邊給我做簡單的講解，「現在已經插入很深了，深度14釐米，已經到了支氣管了，但是他根本沒有任何咳嗽的動作，這表明他的咳嗽反射消失了，這也是腦幹完全受損的表現之一。」
第六個步驟是「呼吸停止試驗」。從專業的角度來講，由於呼吸停止有可能輕微損害患者的大腦，所以這項測試必須有十分把握，而且要安排在最後一項進行，從顯示器上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呼吸機提供給患者的呼吸頻率，是每分鐘20次。
卜碧濤大夫一示意，護士輕輕拔掉呼吸機插管，大概5秒鐘以後，儀器上顯示的呼吸頻率數字開始直線下降：「18,16,14,12,」數字蹦到12的時候突然消失為零。
在上述檢測中，深昏迷通常是大腦功能嚴重障礙的主要表現；自主呼吸的消失是腦細胞廣泛受損的結果；腦電圖平坦表明腦細胞因為長時間缺氧而壞死；瞳孔散大顯示腦幹已經失去正常功能。這些指標完全符合哈佛標準規定的所有內容。
2003年3月25日下午5點30分，同濟醫院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心內科、陳忠華教授、麻醉科等部門的頂尖專家再次匯集一堂。專家們為一個小時以前的檢查評估進行仔細討論並得出結論，毫無疑問，所有的證據都指向同一個結論：毛金生先生已經腦死亡，不可逆的腦幹死亡。
專家們在各種檢查報告單上籤上自己的名字。
從會診開始到檢查結束，同濟醫院用照相機和攝像機完整地記錄了整個過程。這些錄像帶、照片以及各種檢查報告單據，都是院方為將來可能出現的意外麻煩而保存的證據。
「我們不懂科學，但我們尊重科學，尊重教授們這個診斷結果」
然而死亡不僅僅是一個生命現象，更是一種文化―――它承載著生命、科學、法律、人權、倫理等諸多複雜問題。
中國人對於心臟死亡已經有著相傳幾千年的嚴重心理依賴，真正接受腦死亡的概念又談何容易？在中國歷史上，常常會聽說死人復活的故事，所以要對死者守靈，在中國傳統習俗裡，有的地方對死者守靈長達七七四十九天！
要擔心的問題很多：親屬會不會願意放棄治療？妻子同意嗎？兒子同意嗎？女兒同意嗎？在中國腦死亡還沒立法，家屬將來不服醫院的診斷怎麼辦？會不會打官司？社會上、學術界對腦死亡標準還充滿不同意見，萬一有人借題發揮呢？
在這樣關鍵的時候，張蘇明大夫突然想到了一個人！
就在與同濟醫院一牆之隔的同濟醫學院，有一位泰山北鬥式的人物，一直被武漢人看成是「醫神」，那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腦死亡問題專家裘法祖教授。很多疑難症狀，只要裘教授確診了，人們就都能認可。這天下午，張蘇明帶上對毛金生兩次腦死亡診斷的所有重要資料，冒雨去找裘教授。
在同濟醫學院，張蘇明大夫向裘法祖院士詳細陳述了全部診斷過程以及細節，並展示了毛金生的所有病理資料。
在長達1個小時的匯報裡，84歲高齡的裘教授始終十分專注地傾聽，最後，老人十分堅定地衝張蘇明主任揚一揚手。
「我一百分之一百同意你這個意見！」裘教授說，「因為他確實已經死亡了。腦幹死亡就等於腦死亡，腦幹死亡後，中樞已經沒有了；自主呼吸沒有了；瞳孔反射沒有了；瞳孔擴大了，對不對？腦電圖也平坦了，就是腦死亡，不用再搶救了。」
2003年2月25號晚上9點30分左右，我跟隨同濟醫院的一群大夫們對毛金生做了最後一次的全面會診和評估，並繼續錄像。
這是對毛金生30多個小時內的第3次腦死亡檢測。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檢測是對死者家屬公開的。儘管按國際慣例對腦死亡的診斷只要相隔6小時重複檢查兩次就夠了，但同濟醫院的醫生們還是決定努力到最後一刻。
湧到病房來的家屬越來越多，來看望的包括了親戚、好友、同事和鄰居，以至於堵塞了整個樓道！從醫生凝重的表情中，大家似乎意識到了什麼，紛紛上前來拉一拉毛金生的手，摸一摸還在跳動著的心臟，或對著各種陌生的儀器指指點點。
檢查的結果與前兩次專家會診的結果完全吻合。
2003年2月25日晚上10點31分，在神經內科三樓會議室，張蘇明、卜碧濤、陳忠華等向家屬代表耐心陳述了毛老先生已經徹底腦死亡的詳細情況，並介紹了腦死亡的基本知識，然後誠摯地徵求死者家屬的意見，是否可以停止無意義的醫療活動。
一襲黑衣的毛子俊雙手抱頭趴在桌子上，悲傷萬分，說不出話來。
但會場只短短安靜了數分鐘，一位家屬打破了沉默。
「我代表家屬感謝神經內科的全體醫務工作同志們，特別要感謝卜（碧濤）教授和那位醫生（殷小平大夫），對我們這個家屬的病在治療過程當中的關懷和治療。我現在同意這幾位教授講的，放棄治療！」
因為太過意外，聽了他的話，神經一直繃緊的專家組成員都吃了一驚。是醫生們對患者的無私搶救和專業精神贏得了家屬的尊敬和信任。
另外一位50歲左右的家屬接下來也發言，語氣誠懇：「幾個專家說的這個意見，從報紙上都看見過的，現在判斷死亡的標準，就是以腦死亡為標準，以前都是以心臟停止跳動為判斷死亡的標準，是不是？我們不懂科學，但我們尊重科學，尊重教授們這個診斷結果。」
媒體對腦死亡知識持續不斷的宣傳普及起到了奇蹟般的效果。
「至於以後的治療，報紙上也提到過，一旦腦死亡，以後的治療是沒有意義的。今天這個，我們也沒有什麼思想準備，家屬們心情都很沉重，我們也談不出什麼道理來。我們尊重醫院裡醫生、教授的這個意見。」
在場所有專家的擔心被證明是多餘的。兩個女醫生的眼睛當場溼潤了。
家屬們的深明大義和充分理解，支持的將不只是一個信念。
張蘇明醫生充滿敬意地和毛金生的兒子、妹夫、妻弟等談了話，慎重地寫下了停止醫療活動的協議書：「毛金生因腦幹出血導致腦死亡，死者家屬同意停止針對毛金生的所有醫療活動，同意拔掉呼吸管，同意錄像」。
毛子俊鄭重地籤上名字。
23點05分，毛金生的呼吸幫助設備被停止，拔管以後病人沒有任何自我呼吸。21分鐘以後，心跳完全停止，患者進入心臟死亡。
幾個女性家屬在過道裡哭成一片，張蘇明大夫上前一一勸慰：「老人家事實上早就走了，就在他腦死亡那一刻、那一瞬間，他事實上已經走了，我們把這個悲痛的消息比較遲地告訴大家，就是因為我們必須用一整套科學的方法，證實他確實是腦死亡，才能夠這樣宣布。」
一層層嶄新潔白的床單將老人輕輕地裹起來，擔架被簇擁著向太平間抬去。這時候掛在病房牆上的一個石英鐘突然敲響，錶針恰好指向了子夜12點。毛金生―――湖北省武漢市吳家山一位普通的街道幹部，就這樣不出一聲地在中國「腦死亡」立法的發展史上，寫上了自己的名字。
「此一事件對於中國公眾重新界定生命、尊重科學、推動腦死亡立法進程，具有不可磨滅的作用」
2003年4月9日晚，也就是毛金生先生去世的第43天，同濟醫院對外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向社會公布這一不同尋常的診斷過程。陳忠華教授、張蘇明教授、卜碧濤教授等耐心仔細地介紹了全部經過。
之所以推遲了一個多月公布，同濟醫院向新聞界陳述了三個理由：第一，從一開始院方就是把這件事當成科學事業做，而不是把它當成新聞事件來炒作；第二，死者剛剛過世的時候，親人悲痛萬分，倉促宣布有悖常理；第三、當時參與跟拍全過程的中央電視臺記者製作節目需要時間。
2003年4月12日8點30分，一個周六的晚上，我們對毛金生先生腦死亡診斷的獨家跟蹤、拍攝、製作的30分鐘電視節目《目擊腦死亡》在中央電視臺播出。
「腦死亡在中國大陸第一次被公開會診並宣布！」這真是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陳忠華教授在電話中激動地告訴我，他偶爾上網一搜索，全球總共有一萬三千多家網站刊載了毛金生事件。
有一家英國媒體評價說，此一事件對於中國公眾重新界定生命、尊重科學、推動腦死亡立法進程，具有不可磨滅的作用。生命的可貴就在於她只有一次，但當死亡確實來臨時，中國人正在一點點學會罷手收兵！而同濟醫院則令人羨慕地充當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陳教授很欣慰。他在電話裡告訴我，感覺到自己真的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即使遭遇最壞的結果（比如訴訟、坐牢），他也會感覺非常自豪。這真是一份學者的痴情！在電話裡，陳教授和我再一次相約：這項事業不能斷，要繼續尋找和宣傳下一例合適的腦死亡病例。
毛子俊呢？
毛子俊全家的生活都亂套了。
他後來和我通過兩次電話，他說他和家裡人一夜之間遭遇重大壓力：包括親戚、街道裡的人，說閒話甚至說瞎話的不少。出門的時候，那些街坊鄰居，看他們的眼神都跟以往不一樣。
就在4月11日，毛子俊的新婚才兩個月的妻子在外面遭遇非議，說「你家公公人都死了還要上報紙？」「老人家屍骨未寒啊！」「是同濟醫院給你們家錢了嗎？」面對聞所未聞的指責和捕風捉影，新娘承受不住，當場暈倒在單位地板上。
但毛子俊的叔叔、舅舅都支持此事，特別是母親，她是深明大義的。而面對街坊鄰居的非議，毛子俊選擇了順其自然，「就當沒聽見、沒看見，我們也不想解釋，就讓時間來慢慢淡化吧。」
「其實我早知道，父親早已經去世了！」毛子俊突然告訴我，「我父親的自主呼吸停頓了以後，第一天上午開刀把氣管切開的時候，我就提前知道真相了！但我只能自己心裡明白，我一直不敢跟家裡人說，跟外面任何人我都不敢說。至於你們當時提出採訪、攝像，我是這樣想的：因為這個腦死亡在中國，可能還沒有被接受吧，我覺得應該為社會多做點貢獻，也為醫療事業多做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