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主中原後，不僅承繼前明遺留的宮廷藏書，更將其規模逐步擴充；無論皇帝撰述或敕令臣工編修的御纂、御筆、御製、欽定圖書，抑或清宮著意訪求，專供御覽的孤本秘笈，皆燦然可觀。此外，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尚包括部分前北平圖書館明代古籍輿圖、清末駐日公使隨員楊守敬自東瀛蒐得之罕見漢籍與和刻菁華，以及各界捐贈的宋元善本、地方志書、清人詩文集等。此等珍本佳槧適可補充院藏宮廷善本缺遺，而其出自民間寫繪刊印者，尤足體現坊肆版印之變化巧思與樸實莊重。
清宮藏書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善本古籍，大多承繼清宮，原藏於外朝與內廷的各殿閣。位於外朝的武英殿系專門製作朝廷敕修書籍的機構，文淵閣則為彰顯皇室氣派的宮廷藏書樓。內廷為皇帝、后妃們的日常起居宮室，然其間之養心殿、昭仁殿、慈寧宮等處，亦存置皇帝及皇室成員日常翻閱或私藏寶愛的善本典籍。
清代皇帝究竟看些什麼書？殿閣內又收藏了哪些書？觀眾透過本單元「武英聚珍」、「文淵瑰寶」、「天祿琳琅」、「宛委別藏」、「龍藏經」諸項說明及圖書展示，可了解清帝主導宮廷藏書的中心思想，探索皇帝崇文重道的政教態度，以及宣揚文治功業的偉大壯志。
孟子（清雍正四年至乾隆二年蔣衡寫本）武英聚珍
武英殿落成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最初是皇帝處理政務的場所。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在此設立造辦處，負責工藝製作，併兼辦圖書刊印與裝潢事宜。雍正七年（1729），武英殿造辦處更名為修書處，自此成為專門製作朝廷敕修書籍的機構，可謂為當時的國家出版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清代「欽定」、「御製」等廷臣奉敕修撰的書籍陸續問世，成為皇帝宣揚個人意志或延伸政治、文化力量的官方出版品。這些由武英殿刊刻印造的書籍，後人稱之為「殿本」，不僅內容豐富，校勘精審，所選用的字體、紙墨、裝幀材料等尤其講究，外觀顯得格外富麗典雅。乾隆三十八年（1773），負責《四庫全書》纂修的金簡（?-1794）建議以木活字排印部分罕傳善本，獲得皇帝支持，並賜「活字」以「聚珍」嘉名。此後，武英殿修書處陸續排印134種書籍，連同已經雕版印行的四種而成「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是清宮殿本圖書的重要部分。
文淵瑰寶
文淵閣始建於明成祖永樂年間，初為皇家藏書之所，明末遭到焚毀。乾隆三十九年（1774），高宗令於紫禁城外朝東南方重建文淵閣，歷時二年完工，其目的係為庋藏規模宏偉的巨編——《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分架圖》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徽學政朱筠（1729-1781）奏請校核《永樂大典》中的佚書，高宗遂諭令各省徵集、採進各類圖籍，繼於次年（1773）開設四庫全書館，敕命內閣大學士于敏中（1714-1779）等纂輯《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共收錄3400餘種歷代圖書菁華。為妥善貯存這套大書，乾隆特諭杭州織造寅著（生卒年不詳）前往浙江寧波，考查著名藏書樓天一閣的建築格局，並照「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概念興建文淵閣。首部《四庫全書》於乾隆四十六年（1782）鈔繕完成後，便入藏於此。全書共裝成六一四四函、三六三八一冊，寫繪工致，校勘嚴謹，裝潢典雅，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最富特色的善本典藏。
天祿琳琅
《文選》「天祿琳琅」是乾隆皇帝蒐羅歷代名刻佳槧，匯聚於昭仁殿的善本特藏。昭仁殿初為康熙皇帝讀書起居所在，乾隆皇帝為紀念祖父，特將之改為珍藏曆朝善本圖書的處所，並以漢宮天祿閣藏書典故，為存置其間的宋、元、明善本及稀見秘笈命名「天祿琳琅」。乾隆四十年（1775），高宗命大學士于敏中等編訂「天祿琳琅」藏書解題目錄，彙為《天祿琳琅書目》。嘉慶二年（1797），昭仁殿慘遭火災，殿內善本盡失。仁宗皇帝亟欲恢復舊觀，乃命大學士彭元瑞（1731-1803）等再行蒐求檢閱，編成《天祿琳琅書目後編》。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天祿琳琅」圖書，幾為嘉慶年間重新整理續輯的珍貴善本。
《東坡書傳》宛委別藏
「宛委別藏」系嘉慶年間浙江學政阮元（1764-1849）為準備日後續修《四庫全書》，特意於東南一帶搜訪，分三批進呈的書籍。仁宗嘉其用心，以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簡玉字之書典故，賜名「宛委別藏」，貯置養心殿。
宛委別藏
宛委別藏總目阮元意在延續乾隆朝《四庫全書》文化工程，故所蒐多為四庫館臣未收之書；除徵集原刊本之外，又逐一精鈔繕寫，並親撰提要。嘉慶皇帝繼而命人整理，將之編成《宛委別藏總目提要》及《宛委別藏續編書目提要》，計收書一七○餘部。正編仿《四庫全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並以木匣裝幀；各書首葉上方可見「嘉慶御覽之寶」璽印，顯見仁宗皇帝對全書的珍視。民國以後，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宮中物品時，「宛委別藏」僅見存160部。
龍藏經
《藏文龍藏經》簡稱《龍藏經》，系康熙皇帝奉祖母孝莊太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布木布泰之命所修造，內容包括秘密、般若、寶積、華嚴、諸經及戒律六大部，是總集釋迦牟尼一生所說「教法」與所制「律典」的藏文譯本。
《龍藏經》據《秘殿珠林初編》卷二十四記載：「（孝莊）太皇太后欽命修造，鑲嵌珠寶、磁青箋、泥金書、西域字《龍藏經》一部，共一百八本，內有釋迦牟尼佛口授口傳諸經」。《龍藏經》內含五萬餘葉經文，原置慈寧宮花園佛堂鹹若館殿內。藏文經文以泥金書寫於特製的磁青箋紙，泥金成色飽滿，書體端正；上、下經板內可見七百五十六尊諸佛彩繪，造像華麗，周圍飾以各式鑲嵌珠寶，其上覆以黃、紅、綠、藍、白五色絲繡經簾。每函經葉、經板外配以裝幀所用之絲、棉等材質經衣，附五色綑經繩，最外層則為保護經函的黃棉袍袱。全帙裝幀考究精美，極富皇家氣派，為院藏藏傳佛教法典中最受矚目的一部。
訪舊蒐遺一所博物館的特色，取決於其藏品之內容與質量。臺北故宮博物院雖以北宋以迄清代宮廷累積之文物菁華為典藏核心，之後通過不斷蒐購徵集、接受海內外公私捐贈，補充昔日宮廷收藏缺遺，終得使涵蓋範圍益趨廣闊。
本單元包括「平圖薈萃」、「觀海堂藏書」、「珍藏購贈」三部分，分別介紹原北平圖書館典藏之善本圖書，清末駐日使館隨員楊守敬（1839-1915）自東瀛攜回之罕見漢籍與和刻本，以及各界捐贈的宋元善本、地方志書、清人詩文集等。布陳展出之件跨越宋、元、明、清四朝，內容與版本豐富多樣。無論孤罕珍秘之書林重寶，抑或民間版行之皇皇巨構，皆蘊藏珍貴的版本考校資源與獨特的時代風貌；若論刻印之謹嚴、紙墨之精雅，亦無不令人驚豔神往。部分善本鈐印累累，間可見名家品賞題識，除可資梳理遞藏跡緒，字裡行間更流露出藏家愛書惜物、感世懷人的情誼。書籍承載知識學術之演變原委，亦體現版刻工藝之顯晦脈絡，因書而生的收藏與鑑賞，尤使人炫目神迷。
觀海堂藏書觀海堂藏書
觀海堂為清末藏書家楊守敬書樓名，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楊守敬善本典藏獨具特色。楊氏字惺吾，晚號鄰蘇老人，籍隸湖北宜都，畢生研究金石史地之學，地理一門，尤於當代稱冠。他亦擅長書法，篆、隸、草、行、楷諸體俱佳，在日期間風靡東瀛書壇，獲譽為「近代日本書道之祖」。
《香要抄》（觀海堂）光緒六年（1880）起，楊守敬先後奉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黎庶昌（1837-1897）召請，擔任使館隨員。期間，他多方留心蒐訪珍稀圖籍，所得不僅包括從中國散軼出去的圖籍，也及於日本、朝鮮刊行的漢籍與珍貴鈔本、醫書，成果豐碩。1884，楊氏差滿歸國，在日訪求之圖書亦盡數攜回。其後，他先在湖北黃州闢築「鄰蘇園」（取其地比鄰東坡先生所遊黃岡赤壁之意），貯藏群書，繼又將之移存武昌菊灣新建之「觀海堂」書樓。1915，楊氏去世後，觀海堂藏書由北洋政府收購，其中一部分撥交松坡圖書館，現歸中國國家圖書館；另十之五六貯置集靈囿，1926年由政府撥交故宮博物院保存。抗日戰爭期間，觀海堂藏書凡1,634部、15,491冊隨文物避寇南遷，復轉徙至西南後方，後赴臺。
《臨蘇老人手札》平圖薈萃
光宣年間，清廷推動新政，期以變法圖強。宣統元年（1909），軍機大臣張之洞（1837-1909）等奏請成立京師圖書館，由學部管轄（故又稱學部圖書館），翰林院、國子監、內閣大庫所存宋、元、明秘閣孑遺隨之入藏，另加入由各省徵集而得之豐富藏書。其時，京師圖書館館藏精善程度，堪稱舉國之冠。
《新刻出像音注勸善目蓮救母行孝戲文》1928年，京師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立北平圖書館陸續將館藏圖籍文物裝箱南運，分貯上海、南京等地。1941年，袁同禮（1895-1965）館長經與駐美大使胡適（1891-1962）聯繫，精選102箱善本運往美國，寄存於華府國會圖書館。1965年，臺北故宮博物院蔣復璁（1898-1990）院長（兼臺灣中央圖書館館長）建議索回，獲國會圖書館同意。同年歲末，102箱善本圖書安全運返臺灣。另國立北平圖書館18箱明清古輿圖，則先於1949年隨文物遷運抵臺。1985年，102箱善本及18箱輿圖撥交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使同樣源自清宮的善本輿圖與院藏文物得以統合凝聚。
《永樂大典》珍藏購贈
臺北故宮博物院多年來也來不遺餘力的蒐購徵集善本古籍，50餘年間計得善本古籍41000餘冊。此等新增圖書入藏故宮，受到最妥適的整理維護，透過展覽提供觀眾賞析，復開放予學術界參考研究，體現善本古籍的價值與內涵。
《芥子園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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