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之後，統治法國數百年的波旁王朝退出歷史舞臺，迎來的卻是法國近現代最動蕩不安的世紀。在君主制與共和制輪番登場之際，知識分子選擇發聲，在議院中成立黨派，成為大臣甚至是政府首腦。正是他們對自由的堅持使19世紀末的法國成了歐洲最平等的社會。在法國大革命230周年之際，新經典·文匯出版社出版了法國著名史學家、知識分子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米歇爾·維諾克的《自由的聲音：大革命後的法國知識分子》，在這本書中，維諾克選取了活躍於19世紀法國社會生活中著名的、非著名的一批作家、政論家、藝術家，透過他們的生活、情感、思想來呈現19世紀的自由史。近日，澎湃新聞採訪了本書的譯者之一、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呂一民，請他談談大革命前後這些為著「自由」奔走呼告的「知識分子」群體。
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呂一民
澎湃新聞
：「知識分子」，「誕生」於19、20世紀之交，「終結」於20世紀晚期。想請您談談這個「誕生」與「終結」是如何發生的？
呂一民
：這裡的「誕生」是加雙引號的，主要是指法文裡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el）一詞首次出現於19世紀行將結束時在法國爆發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間。今年恰逢巴黎和會召開與《凡爾賽和約》籤訂100周年，當年代表法國參會的那位個性極強，有點咄咄逼人的「老虎總理」克雷孟梭因而再次引起不少人的關注。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的是，正是這位克雷孟梭，曾在法國知識分子的「誕生」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1898年1月13日，是他在自己主編的《震旦報》上發表左拉就德雷福斯案件寫給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時，給這封公開信加了個富有挑戰性並被載入史冊的通欄標題：「我控訴（J』accuse）！」；其次，在1月23日，在不少將被人稱為「知識分子」的人已經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匯集在一起，但「知識分子」一詞卻還沒有問世時，也正是這位因以「我控訴！」的通欄標題發表左拉的公開信而使《震旦報》和他本人進一步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焦點的克雷孟梭，提筆寫出「來自各個地方的所有知識分子為了一種看法而匯集在一起，這難道不是一種徵兆嗎？」這句話的時候，出人意料地把「intellectual」這一形容詞作為名詞來使用，並有斜體加以凸顯。「知識分子」一詞由此誕生。此後，這一詞不斷地被公眾所接受，而且逐漸地流行了開來。在此還需要指出的是，法國學者一般還認為，「知識分子」一詞的誕生同時也意味著法國社會中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崛起。
至於所謂的「終結」，則與80年代初期法國知識界的兩大巨星薩特、阿隆相繼謝世後，法國知識分子在社會舞臺上一度遠不如20世紀早期和中期那樣活躍，顯得有點消沉，甚至過於「沉默」有關。這一現象很快就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一時間，許多報刊在談到知識分子時開始頻頻使用「危機」、「衰落」，甚至「終結」等詞語來形容法國知識分子的現實處境。與此同時，法國知識界的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對知識分子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角色定位與作用重新進行審視。例如，法國著名史學家皮埃爾·諾拉在其剛創辦不久的《爭鳴》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知識分子們究竟能幹什麼？》的文章。而曾對現代知識的轉變和「後現代社會」有過深入研究的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在《世界報》上發文參與相關論戰時，竟然為自己的文章取了一個很吸引眼球的標題：《知識分子的墳墓》。上述現象，歸根結底，實際上反映了曾在此前，尤其是以薩特為代表的法國左翼知識分子「輝煌的30年」風光無限過後，法國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或曰身份焦慮。
在此還需補充一點，不無弔詭的是，20世紀晚期起一度在法國史學當中成為「顯學」的史學分支——知識分子史的勃興，實際上也與這種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或曰身份焦慮密切相關。而在法國知識分子史研究的勃興過程中，推動最力，成果最多的當推本書作者米歇爾·維諾克，以及他在巴黎政治學院的同事，曾任法國歷史科學委員會主席和《歷史評論》主編的讓-弗朗索瓦·西裡奈利。
米歇爾·維諾克
澎湃新聞
：您在序言中說《自由的聲音》這本書是知識分子的「史前史」——所謂「史前」是基於「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的出現而言的——我想請教您的是：在「史前」階段活躍著的知識分子群體與進入歷史敘述階段、被定義後的「知識分子」，有什麼異同嗎？序言中說19世紀的知識分子與18、20世紀的有區別，那麼這個「區別」是什麼造成的？
呂一民
：這個問題很大，三言兩語還真說不清楚。長話短說，我想他們之間最大的共同點應該是都屬於既有公共關懷，同時亦樂於、勇於「介入」的知識人。對此，請允許我倒過來舉例，先談20世紀。
二戰結束伊始，在著名的伽利瑪出版社支持下，薩特就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創辦了《現代》雜誌。他在創刊號上不僅發表了《爭取傾向性文學》一文，而且公開提出：文學必須具有傾向性，必須幹預生活。應當說，他不僅是這樣說，而且也基本上是這樣做的，因而他本人的名字後來也一直跟「介入」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而在《自由的聲音》一書中涉及的那個時段，即19世紀的那些法國文人學士們，在「介入」方面也同樣可圈可點。事實上，《自由的聲音》的副標題，如果要死摳法語字眼，或者用法語來說若要mot à mot地來翻譯的話，該譯為：19世紀的介入（型）作家。至於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們在「介入」方面的表現，我想我只需簡單提一下伏爾泰在「卡拉事件」中的所作所為，就頗能說明問題了。
至於這三者之間的不同之處，那就更複雜了。要用短短的幾句話釐清它們之間的區別，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好在維諾克在《自由的聲音》的導言裡曾對此略有闡釋，不妨一看。我個人以為，如果非要好好探究這一問題的話，還需要特別關注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各個時期的知識分子與其須面對的處境各異、分屬不同社會群體的人們之間的關係問題，以及知識分子在各自時期首先面臨的任務以及需要承擔的角色問題。當然，這裡也涉及到知識分子能夠發揮作用的空間究竟多大？能夠憑藉或利用的資本（這裡首先是文化資本）、平臺、媒介等等到底如何？
此外，我還覺得18世紀、19世紀、20世紀之類的劃分過於寬泛，前兩個世紀暫且不論，僅就20世紀而言，法國知識界在二戰前後就大不一樣；即便是戰後時期，「輝煌的30年」期間和過後也大不一樣。如果說薩特在創辦《現代》雜誌時其地位有如「教主」，那麼，在諾拉等人創辦《爭鳴》雜誌時，情況已大不相同。以至於80年代初期，諾拉在創刊不久的《爭鳴》發表的《知識分子們究竟能幹什麼？》一文中宣稱，權威人士型的知識分子已經過時了。即便像福柯那樣擁有極高聲望的知識分子，其身上已不再具有神職人員般的光環。知識分子正在強力地被世俗化，其作為先知的特徵已不復存在。有意思的是，諾拉在這裡還特意提到了這一點，即「科學方面的投資已使他（指相關知識分子——編者）被淹沒在一個巨大的由科研團體和科研經費等編織成的網絡之中。」
毋庸置疑，由於種種變化的出現，知識分子在當今社會的角色定位和「介入」方式勢必也得隨之調整。作為搞歷史的人，我對一位法國同行，我在10多年前翻譯的一本譯著《公民的加冕禮：法國普選史》的作者皮埃爾·羅桑瓦龍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和表現特別欣賞。羅桑瓦龍是當今法國最著名的政治史專家。作為法蘭西學院近現代政治史講席教授的他，還是時下在法國史學界乃至整個思想文化界頗為引人矚目的政治概念史的領軍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羅桑瓦龍曾多次強調「政治概念史」也是一種「介入的」史學，而他目前的抱負，就是沿著基佐、基內和託克維爾等偉大歷史學家的足跡，分析民主的探索與實驗、衝突與爭論，以促進人們對當代的理解。羅桑瓦龍表示，歷史學家應該把歷史研究和對當代最棘手最迫切的問題的關注結合起來，讓歷史成為現時的「活動實驗室」。他認為，只有藉助於這種「過去和現在的不斷對話」，人們才能認識創製社會的過程，才能全面地理解當代社會。為此，他還引用年鑑史學家馬克·布洛赫的經典話語——「對現時的不理解，必然肇始於對過去的無知。」——來鞭策自己。在羅桑瓦龍看來，政治概念史的力量就在於它能同時創造「理解的工具和現實介入的手段」。在一次訪談中，羅桑瓦龍更是明確表達了成為一個「介入型知識分子」的強烈願望。不過，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強烈的介入意識並沒有讓羅桑瓦龍喪失作為歷史學家應該具備的求真品質。羅桑瓦龍表示，他反對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把個人的傾向與激情投射到歷史研究上去。羅桑瓦龍認為，政治概念史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知識分子介入模式，從此以後，介入與否的標準不再取決於知識分子的立場，而只取決於其學術研究的內容與性質。羅桑瓦龍指出，除了普通的政治鬥爭或矢志於捍衛某些價值與烏託邦外，通過清楚地闡明人們在當前面臨的困境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知識也能變成「一種行動模式」。所以，政治概念史的優點在於它能很好地兼顧公民的介入需要和歷史學家的求真意識。
《自由的聲音：大革命後的法國知識分子》，[法]米歇爾·維諾克著，呂一民、沈衡、顧杭譯，文匯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澎湃新聞
：我注意到維諾克有一本書叫《美好年代》，我想到了伍迪·艾倫的一部電影——《午夜巴黎》，故事裡男主角午夜時分不斷地穿越到不同年代的巴黎，在那裡見到了那個年代的名流，畢卡索、海明威、菲茨傑拉德等等，這些名流在派對中討論他們認為的「黃金時代」——在當下那個時代的人眼中，黃金時代總不是時下的，總是過去的某個時段。我感興趣的是，在法國知識分子史的研究中，「知識分子」是一個群體概念，這個群體既有代際的差異，在同一代中也有各種差異——像這本書中談到的人物很多是中國讀者不熟悉的，您是不是能舉例講講，不同個體的知識分子眼中的、所謂的「美好年代」（「黃金時代」），以及這個「美好時代」與其個人生命之間的關係？
呂一民
：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事實上，我在浙大給本科生開題為「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的通識核心課程時，也會在講到「美好年代」這段歷史時提及這部影片。看過這部片子的人都知道，它所玩的套路講白了就是「穿越」，「穿越」，再「穿越」。生活在當下的男主人公，一位好萊塢的年輕編劇在從美國來到巴黎時，心心念念的是海明威等人所生活的20年代的巴黎，結果在午夜時分，鬼使神差地坐上一輛神奇的馬車，相繼「穿越」到20年代甚至更早的年代，由此和海明威等人也有過親密接觸，結果發現，那些知識名流們在派對中討論他們認為的「黃金時代」時，總是將「黃金時代」定格於已經過去的某個時段。這種套路簡單歸簡單，但應該說，也還是不乏令人深思的地方。
您在明確「知識分子」是一個群體概念的同時能意識到這個群體雖有代際的差異，在同一代中也有各種差異，這一點很好。在法國的知識分子史研究中，從「代層」角度進行審視一直是至關重要的研究路徑之一。例如，西裡奈利曾在1988年在其國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整理出版了《一代知識分子——兩次大戰之間的高等師範文科預備班和巴黎高師的學員》。事實也確實如此，處於不同年代的知識分子，例如，在兩次大戰之間成長的知識分子，和在戰後「嬰兒潮」時期出生，在1968年5月風暴發生時尚屬熱血青年的知識分子，肯定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當然，誠如您所說的那樣，同一代知識分子也絕非鐵板一塊，由於家庭出身、求學經歷、社交網絡等方面的差異，他們之間肯定也有很多不同。為此，我們得儘量同時注意到其共性和特性。就此而言，西裡奈利聚焦於同為巴黎高師畢業生，且有同窗之誼的薩特與阿隆的名著《20世紀的兩位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值得一看。
至於不同個體的知識分子眼中的所謂的「黃金時代」，也確實只能因人而異。例如，對於薩特來說，他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創辦《現代》雜誌之初肯定是能讓其覺得頗好的時期，以至於他在創刊號的導言中這樣寫道：「過去也許有過更好的時代，但是現在這個時代是屬於我們的。」毋庸諱言，他這樣寫還是有充分的理由和底氣的：最初出版時乏人問津的《存在與虛無》突然成了暢銷書，一版再版；為了能與他這位新的大師握上一次手或談上幾句話，他的仰慕者們自願在《現代》編輯部門口排起了長隊；就連他和波伏娃經常去的花神咖啡館亦成了其追捧者們喜歡光顧之地。一言以蔽之，薩特當時在法國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完全就像是一個「教主」。不無象徵意義的是，有人將緊鄰「花神」、「雙偶」等令人心嚮往之的咖啡館的地標性建築——著名的聖日耳曼-德普雷教堂稱為「薩特大教堂」。
順便補充一點，正如西裡奈利教授等法國學者指出的那樣，創辦《現代》對薩特擴大其在知識界的影響力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而且還可以說，在當時，創辦雜誌是意欲佔據知識界霸主地位的知識分子非做不可的一件事情，因為雜誌能使他成為一種類型知識分子的代表，能幫助他向別人灌輸自己的思想。不過，我還想在此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對於《自由的聲音》第4章提及的貝朗瑞來說，他所處的復闢王朝時期似乎要更好，因為那時新聞自由在法國仍還有待爭取，報紙也還是尋常人家亦不是太容易擁有的「奢侈品」，更由於大多數人尚不能識文斷字，遂使得他那些膾炙人口的政治歌曲（謠）得以更受歡迎，並因此而獲得了「法蘭西精神的代言人」之類的諸多美譽。而對於不僅口才好，風度佳，而且還顏值高的貝爾納-亨利·列維，亦即經常在媒體中僅用BHL來指稱的這位當今法國媒體知識分子「第一人」來說，能讓自己有機會經常在螢屏中拋頭露面的電視時代，顯然才是他所期待的時代。
澎湃新聞
：今年是法國大革命230年，提到這個歷史事件，其中的關鍵詞就是啟蒙、自由、人權……這本書討論的是大革命後的法國知識分子，主標題也是「自由的聲音」。維諾克在「導言」一篇的結尾說：「我們將穿越到一個緊張、矛盾，有時甚至是絕望的世紀，但這一世紀的思想成果依然是我們不可剝奪的遺產。」那麼，回望歷史，我們怎麼看待作為歷史遺產的自由原則？
呂一民
：法國大革命當然是值得肯定和紀念的重大歷史事件。由於法國大革命史早就是國內外史學界的「顯學」之一，研究者頗多，論著汗牛充棟，關於其積極意義和負面影響，我就不多說了。我在此只想提及的是，由於法國大革命確立的目標很高，步子又邁得過大，因而在革命風暴過後的法國，在社會與政治方面有待重建、修復或「補課」的地方很多。細心的讀者會不難發現，維諾克在這本書中曾如是寫道：「自從路易十六人頭落地之後，法國在80年的時間裡經歷了9次政權更替，這些瘋狂的更替最終以第三共和國的建立而告終」。而在這一不乏腥風血雨的過程中，《自由的聲音》中涉及的不少人，包括在去世時得以享有「至高榮譽」的雨果等的表現不僅值得肯定，而且令人敬重。
不過，我覺得此書實際上還需要再補寫一個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早年曾是著名政治記者和歷史學家的梯也爾。此人在復闢王朝時期，特別是1830年7月革命爆發時的表現不僅可圈可點，更是勇氣可嘉。例如，當執迷不悟的波旁復闢王朝當局悍然頒布《七月敕令》時，時為《國民報》創辦者的梯也爾不僅以編輯部的名義草擬了書面抗議，還對在場者慷慨陳詞道：「你們知道，抗議書下會擺著顆顆人頭。好，交出我的」，並第一個在抗議書上簽名。說到這裡，我會不由得想到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毋庸置疑，在我們現在通常作為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開端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寫下「我控訴！」的左拉充滿浩然正氣，值得我們為他的勇氣拍手叫好。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時，此時的左拉實際上心裡也很清楚，即便根據相關法律，自己大不了就坐幾天牢，被罰點款，絕對不用擔心會掉腦袋。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當時的法國，經過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已經成為歐洲大陸主要國家中，在自由、民主方面走在最前列，法制相對完善的國家。而這一切的取得，與《自由的聲音》裡的男女主人公們顯示出來的才識、情懷，乃至勇氣何嘗沒有關係呢？
關於自由，我們都知道那句很有名的話，Freedom is not free.但我們實際上也應該知道，人們現在已經在享有的一些自由和民主權利並非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定程度上也是值得敬重的前人們努力爭取、不懈奮鬥的結果。說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當代法國一位集政治家和女權主義鬥士於一身，以非凡人格力量深受國人愛戴的傑出女性西蒙娜·薇依。出生於猶太人家庭的薇依，早年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之一。二戰後投身政壇，曾擔任多種重要職務。在這一過程中，她始終致力於「為最弱勢群體爭取權益而進行正義而必要的鬥爭」。其中包括她在1974年頂住保守派壓力推動立法，促成女性墮胎合法化。2017年7月1日，薇依在去世一年後正式入葬先賢祠。法國政府在先賢祠廣場舉行了儀式，馬克龍親自發表講話，向這位傑出女性表示敬意。當時，我因為就住在附近，所以特意走過去觀看這一場景，印象很深，而且已經很感動。晚上看電視時，我又發現，有不少如今已年紀一把，但當年也年輕過的女性，在接受採訪時極動感情，一再表示對薇依心存感激。說實話，當時在電視上看到這些畫面時，觸動很大，不由得想到，人們當今在理所當然地享有的許多權利，實際上都是與一些人在過去的不懈努力分不開的。法國如此，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西蒙娜·薇依
先賢祠門前為西蒙娜·薇依入葬準備
上面的這一小插曲讓我更加覺得，我們得銘記包括這本書中寫到的一些人在內的中外先賢、先烈們的功績，常懷感恩之心。也正因為如此，我在《自由的聲音》譯者序的末尾特意引了維諾克寫的一段話，並指出「毋庸諱言，這一提醒絕非僅僅對法國讀者具有必要性，對中國讀者亦同樣有用」。
澎湃新聞
：《自由的聲音》在法國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歷史著作，維諾克在作為學者之前，也從事過記者、編輯的工作。我想他本身就是法國知識分子傳統的一個接棒者。想請您談談，這個傳統在法國社會的影響。
呂一民
：《自由的聲音》不僅在法國叫好又叫座，令我不無欣慰的是，中文版也跟著沾光，問世後表現不俗，5月初問世後，不僅在6月份就迎來第三次印刷。在豆瓣上的評分也長期高於9分。維諾克在當今法國堪稱是名列前茅的既高產又高質的歷史學家，他關於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史的那本名著《知識分子的世紀》，影響力也不在《自由的聲音》之下。可以說，他的很多書在得到學界好評的同時在圖書市場上的表現也都相當好。因而，很能說明問題的是，他的絕大多數著作都出過袖珍本，或者說口袋本。這一切，不僅和他在巴黎政治學院任教前做過記者、編輯工作大有關係，也和他在任教之餘，始終和出版界、媒體保持密切聯繫多有關係。而他之所以要這樣做，很大程度上與他具有公共關懷，並希望藉助相關平臺或媒介實現自己抱負相關。也正因為如此，我特別認同您剛才的提法，說他本身就是法國知識分子傳統的一個接棒者。
至於這個傳統在法國社會的影響，那可以說的就實在是太多了。例如，維諾克在先後對20世紀、19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進行總體研究前，曾對至今仍在法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刊物《精神》雜誌做過出色的個案研究。巧的是，我在10多年前比較熟悉的一位法國的「中國通」，曾任清華大學中法人文社科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的巴黎政治學院教授杜明（Jean-Luc Domenach），他的父親讓-瑪麗·多梅納克曾負責過《精神》雜誌的編輯工作。杜明先生告訴我，當年他們家經常有知識界名流光顧。而在20世紀70年代初，他父親曾和米歇爾·福柯，以及因首先譴責法國軍隊在阿爾及利亞使用酷刑而名噪一時的歷史學家皮埃爾·維達爾-納蓋一起，聯手創辦了致力於在法國開展監獄改革運動的組織——「監獄情況報導小組」。
在這一點，法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表現也很突出。以其獨特而深刻的研究蜚聲學界的他後來積極介入社會政治生活，成為一名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值得一提的是，他不僅在1995年法國發生規模空前的大罷工時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而且還在此前幾年就致力於對社會疾苦的調查研究，主編出版了《世界的苦難》一書。這部厚達千頁的著作問世後，立刻登上了暢銷書排行榜，並在當時的法國激起了強烈反響，引發了公眾對於不平等、種族歧視、社會凝聚力等問題的大討論。毫不誇張地說，此書的出版在某種程度上已構成一次重要的社會和政治事件。
中文譯本《世界的苦難：布爾迪厄的社會調查》，[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著，張祖建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