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配圖：20世紀初，在大眾眼光中，醫學解剖依然是一種禁忌。 |
一提起法醫，人們總是會想起「讓死人說話」這句流行語。就像前天中午，我一邊捧著飯碗看《犯罪現場》裡法醫與受害人頭骨「四目相對」的重口味鏡頭，一邊情不自禁地想起，在七八十年前甚至更早的年代，檢驗技術遠不如現在發達，那時的法醫是怎樣「讓死人說話」的呢？帶著這樣的問題，我一頭鑽進了故紙堆，結果不但領教了古代「法醫」蒸煮人骨破案的獨門絕技，還發現了一個南粵海歸組建中國第一個法醫研究所，推動近代法醫檢驗技術轉型的傳奇故事。
古代法醫
大甕蒸煮人骨尋找破案線索
作為一個特別有好奇心的女生，十幾年前上法學院的時候，我一度動過學法醫的念頭，後來發現人家只招醫學院的學生，而且要苦學五年，什麼解剖、病理、毒物、臨床、內科、外科都要學，頓時氣短了一截。
古代「法醫」大多沒讀過書
不過，現在做法醫才有這麼高的門檻，要回到100多年前的老廣州，「法醫」這個行當主要是由身家清白的農民來幹的，而且那時也沒有「法醫」這個稱呼，受衙門派遣，出現場、驗傷驗屍的差役被稱為「仵作」。其實，在當時的殯葬棺材行業，也有「仵作」這個行當，但那不過是替人收屍而已。讓人鬱悶的是，後者還算是良民，子孫後代可以正常參加科舉考試；一旦進了衙門，幹了屍檢這一行，就成了賤民，四代以內的子孫不能參加科考，而一年6兩銀子的工食銀，只能勉強混個肚兒圓。所以，不是特別為生計發愁的人，誰也不會想去幹這倒黴的差事。
讀者或許會說了，驗傷驗屍這樣專業的事，交給沒受過教育的農民，聽著實在不靠譜。當政者肯定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根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每個州縣的仵作上崗前，先發一本我國法醫鼻祖——南宋提刑官宋慈所著的《洗冤錄》，要求認真學習。
番禺仵作熟諳骨檢被嘉許
可就算是這樣，有些仵作因為缺乏心理準備，初出現場時，往往嚇得魂飛魄散，有的甚至被驚嚇至死，有的出了一次現場就逃之夭夭。說起來，廣州畢竟是省城，與其他地方相比，仵作水平更高，膽子也更壯。在《粵東省例新纂》第七卷中就有一篇題為《移借仵作》的文章，其中提到，番禺縣（昔日廣州省城分為番禺、南海二縣管轄）仵作，熟諳檢驗，各州縣遇有疑難案件，可以請其參與調查，事畢給予厚賞。
解剖屍體是現代法醫的主要業務之一，但在百多年前的廣州城裡，解剖還是大忌，仵作多是通過屍表檢驗，來推斷傷害。但若是陳年舊案，屍身已腐爛殆盡，只留下一副白骨，仵作就要施展檢骨絕技了。簡單來說，就是挖個地窖，或找一個大甕，將骨頭洗乾淨後，與醋一起，放進去，或蒸或煮，燒滾後再拿出來，細查有無破裂、血痕，骨頭色澤有無變化，以推斷生前受傷或中毒情況。仔細一想，這個場景還是滿「重口味」的，不知剛做完骨檢的仵作，端起排骨湯的時候會不會有點不適應？
近代變革
法學精英三度坐牢 出獄支持法醫拓荒
到了20世紀初，隨著現代醫學尤其是解剖學、細胞學和顯微鏡的傳播，由沒多少文化的農民仵作來主掌犯罪現場調查，就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了。不少喝了洋墨水的海歸更是大聲疾呼，提議儘快開辦法醫研究與教育。其實，無論是搞研究，還是辦教育，倘若有真正的「實力派」支持，那做起來就容易多了。
說來也巧，在近代法醫學拓荒之際，給予其有力支持的「實力派」正是一個廣東海歸。此人名叫羅文幹，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15歲赴英留學，20歲獲得牛津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廣東都督司法局長、廣東高等檢察廳長、司法總長、財政總長等職，真是年少得志。可不久，這位一向貼錢從政的富家子因捲入政治紛爭，被人扣了頂「涉嫌受賄」的帽子，在牢內三進三出，雖然最終無罪得釋，但監獄的滋味還是讓他感慨良多。我想，他後來之所以花大力氣助建法醫研究所，一來與他的法學素養有關；二來，正是這次牢獄之災，讓他深感證據之重要。
1931年年初，羅文幹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他慧眼識英雄，相中了曾在德國維爾茨堡大學醫學院專攻法醫學的「海歸」林幾，來主持國內第一家「法醫研究所」。提起林幾，普羅大眾知道的不多，但在法醫界，他可是大名鼎鼎，被公認為中國現代法醫學奠基人。要知道，廣東第一個獲得「法醫師」資格、於1935年到廣東高等法院擔任法醫檢案工作的陳安良先生就曾受教於林幾主持的「法醫研究所」。1938年，陳安良獲得德國維爾茨堡大學醫學院最優等醫學博士學位，並在同一年作為中國唯一代表參加世界法醫學會，並成為終身會員。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破案實錄
實驗心細如髮 為讓死人「說話」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法醫研究所的順利運作，離不開白花花的銀子。解剖室，病理實驗、毒物分析設備，都要花錢，研究所還建造了當時國內鮮見的屍體冷藏櫃，而且能夠自己製造人和動物的鑑別血清，以及大量我怎麼看也看不懂的細菌培養和生化實驗，這些開拓性的工作離了錢也根本辦不成。
1934年，林幾在研究所創辦的《法醫月刊》上發表了《法醫研究所一周年報告》，稱「本所二十一年度（1932年）經費預算為五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元……二十二年度起，因開設研究班招收研究員，所務擴充，各項經費均激增。」這些經費都是由羅文幹執掌的司法行政部開支的，換言之，若沒有羅文幹的支持，法醫研究所能不能買得起這麼多「高大上」的設備，並在此基礎上培養出包括陳安良先生在內的第一批現代法醫，還真不好說了.
說實話，像我這麼一個文科生，要在法學研究所處理的上百個疑案中看懂諸多「讓死人說話」的技術，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有一個實驗我還真看懂了，那就是辨識屍骨上的傷痕。為了識別屍骨上有無傷痕，以及傷痕是生前留下，還是死後遭遇折損，研究人員先把十幾條狗打骨折，然後人道處決，然後將骨折處與未受骨折就人道處決的狗的骨折處在顯微鏡下細細比較，辨識血痕色澤、折損處的細微差別來得出結論。這一「讓屍骨說話」的技術破解了不少疑難案件。
不過，在欽佩研究人員付出的艱辛努力的同時，我同時也對為澄清疑雲而付出生命的狗狗充滿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