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我吃虧在英文比中文好

2020-12-19 新華網客戶端

    欄目主持/採寫:舒晉瑜

  朱虹,天津人,英美文學研究專家和翻譯家,教授。195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此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從事英美文學研究。1992年以來一直擔任美國波士頓大外國語言文學客座教授。歷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及外文所工作人員、英美文學研究室主任及學術委員、外國文學系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外文所研究員。國際筆會中心會員。5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專著《美國文學簡史》(上、下卷,合作)、《狄更斯小說藝術》,評論集《英美文學散論》,譯著小說集《中國西部小說選》(中譯英),主編《外國婦女文學辭典》等。

  她一臉認真地問我:你確定是找我?好多人叫朱虹呢!她又接著說,我擔心會白白浪費你的時間。

  朱虹,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我國第一代女性文學批評家,也是把我國當代文學介紹給英語世界的女翻譯家。

  她說,她只是發揮工匠精神,對外作了一些中國文學的翻譯介紹,主要是出於個人興趣與愛好。「中國文學作品在國外是有影響的,在國際圖書市場上是有一定的競爭力的。只不過,這是一種長期的投資,要有長遠的眼光。至於我個人,我還是會沿著自己的路,一個人慢慢騰騰、一點一滴地做下去。」

  2018年1月,八十五歲的翻譯家朱虹首次亮相北京圖書訂貨會,是為了譯作《溫暖的荊棘》(中英雙語版,作者畢淑敏)的出版。此前,她從來沒為某本書的發布參加過這麼熱鬧的場合,更不用提上網、微信或微博等新媒體了。

  中華讀書報:您現在的生活狀態如何?

  朱虹:我已經奔九十了,不怎麼考慮生死的問題,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旅行,翻譯,一會兒去美國,一會兒去養老院,忙起來照樣開夜車。不為活著而活著,不為年齡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覺得很幸福的是,英文是我的娛樂,也是我的飯碗。我雖然有很多病,腎啊子宮啊很多地方都動過手術,膝蓋是假的,還有癌症,但我都活過來了,活得還很開心。癌症手術住院兩周我就出院了,裝作啥事兒沒有,朋友們都不知道。

  中華讀書報:您國內國外地跑,應該是很新潮吧?新媒體的運用是否都了解?

  朱虹:女兒送給我手機、pad,我總是弄壞了或丟了,我的手機常常不打開。我就是不喜歡,所以學不會,於是不上網不看微信。

  別人在網上知道什麼事,我不羨慕。人家又上網又玩手機,好像這個人很現代,但是我覺得,網絡裡亂七八糟,不能吸引我。人們問我你為什麼不上網不微信、批評我落後,我就「惡毒」地說,我不感興趣誰跟誰上床,把人家氣得要命,再也不理我了。我就是覺得,自個兒穿件新衣服、吃頓飯也發照片來,讓人煩。

  我喜歡思想集中。我也花時間在娛樂上.我的娛樂就是看書。有些書就是娛樂的書,幽默的,破案的,還有卞之琳推薦過的書,過去想看沒時間看的書,排著隊等著我,我的生活很豐富,一點兒都不感覺空虛。我這樣過得很好,沒有失去朋友,也沒有失業。

  中華讀書報: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上翻譯的?

  朱虹:我上學的時候就喜歡翻譯。大二上朱光潛先生的課,他一周布置中譯英,下一周布置英譯中,然後把同學們的作業拿到堂上講各種譯法的優劣,等於是讓我們同學之間互相學習。不知現在大學的翻譯課還有沒有這麼教的。這是我最用心的一門課。

  直到現在,朱先生的一些教導我還記憶猶新。我們譯過一篇關於志願軍的報導,標題是《與冰的鬥爭》。我套用了司坦貝克的小說《OfMiceandMen》(人鼠之間)的標題,譯成《OfIceandMen》,自己覺得這樣譯下來英文比較順。朱先生卻指出,在這個具體情況下「OfIceandMen」不能表達「鬥爭」的意味,因此,儘管表面上貼切,實際上還是不達意。但他又肯定了我的設想,肯定了我對英語的敏感。我後來做翻譯,沒有什麼理論,只是記住了朱先生的教誨,力求「達意」,同時也喜歡琢磨英語的「順」,視為一種樂趣。

  中華讀書報:您當時的理想是做翻譯嗎?

  朱虹:我畢業的時候填志願表,第一個志願就是到外文出版社做翻譯,但是沒有如願,被分配到研究所,中譯英的志趣就擱下來了。

  中華讀書報:您去研究所,當時情況如何?

  朱虹:社科院那時剛成立,叫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有一個英美研究室。大學時我學習英語專業,卞之琳是我的老師,畢業後我去了研究所,卞之琳是我的領導。在社科院一呆就是四十年,我的生活圈子非常窄。

  中華讀書報:也很單純。

  朱虹:他們管我叫「大頭」,就是沒心沒肺。但是我覺得特別幸福,我認識很多人,也許愛好音樂,但是做的是另外一種工作,生活和愛好是分裂的,我是統一的。

  中華讀書報:卞先生對您是否特別關照?

  朱虹:1953年分到研究所時我才20歲,只會英文,中文不好很自卑。我到了研究所,第一個任務就是研究美國的進步作家霍華德·法斯特。我寫了一篇報告,從寫作上批判法斯特怎麼次。當時卞先生說,你這篇文章沒法發表。別人都吹捧,你說得一錢不值。我說那就不發表。沒想到三年之後,法斯特發表聲明退黨,卞先生高興了,就拿了我的破稿子對編輯說,我的學生三年前就批判這個作家。當時我在鄉下參加勞動鍛鍊,卞先生就按編輯的要求,自己動手增加了政治批判的內容,後來發表了。人們開玩笑,說我是「三年早知道」。

  中華讀書報: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又重拾翻譯的?

  朱虹:20世紀80年代,有兩種現象特別觸目。其一是國內各大小出版社對外國文藝和通俗作品的大量譯介,其二就是出現了一大批風格各異、具有獨創性的作家,可是在國外鮮為人知。除了少數漢學家之外,西方的出版商還不肯在中國文學上投資。

  於是我有一種衝動,想做點中譯英的嘗試,把中國作家的作品介紹到國外,實現四十年前未了的夙願,但從哪裡入手還是個問題。這時,我恰好得到哈佛大學英文系的邀請。他們有一個「美國文學——國際展望」項目,專請美國以外的學者赴美舉行講座。我的題目《美國文學在中國》其實是個「幌子」,我主要是借那次機會講了一點我對當代中國小說的心得。為了幫助聽眾的理解,我譯了賈平凹的《人極》和張賢亮的《肖爾布拉克》,複印了在會場上散發。會後有聽眾感嘆說,沒想到中國現在的小說這麼有意思,真應該在美國出版。

  我受到啟發,在取得了原作者的同意後,譯了八個短篇,其中包括王蒙、王家達、朱小平、唐棟、賈平凹、張賢亮的作品,湊成了一部《中國西部小說選》,1988年在巴蘭坦(蘭登書屋的分社)出版了。這是我第一次出版中譯英的譯。

  中華讀書報:出版後有何反響嗎?

  朱虹:《中國西部小說選》出版後反映較好,英國買了版權,改了封面,用《苦水泉》的標題重新出版。第二年我到了英國後有人送了我一本,我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後來這本小書又被轉譯成印尼文,在雅加達出版。這也是我萬萬沒想到的。

  中華讀書報:在選擇作家上,您的個人觀點和標準是什麼?

  朱虹:我翻譯外文,沒想過要出版,只是好玩。我追求既忠實中文,又要讓譯文像英文。作品翻譯成英文,「中國味」應該傳達,但不能讓中國的句式滲透到翻譯中。一定要避免中國式的句型,要用英語思維。

  中華讀書報:如何才能培養英語思維?

  朱虹:多讀,就有很多現成的短句在腦子裡。不要現翻譯。外國人在中國生活長了,也能隨口說出順口溜。有的電臺、電視臺主持人一開口,不看就聽得出是中國人說的英文。他們說的是英文,調是中國的調。

  中華讀書報:我發現您很多翻譯工作,都不是為了翻譯而翻譯,而是從興趣著手。我想這應該是翻譯的最高境界。

  朱虹:我有一個小小的優勢。小時候上學,家長不希望我接受日本人的管教,就送我到天主教住宿學校,學校也很嚴厲。不像現在從ABC開始教,又不允許說英語之外的語言。我後來總結,教會學校的特點是讓你用英文思維。

  中華讀書報:能具體談談您在中譯英方面有何體會嗎?

  朱虹:翻譯完了之後,我總覺得可以改,正兒八經的修改至少要三次。

  在中譯英這個行當裡,我是遲到者,其中很多奧妙我還要慢慢琢磨。譬如說,我拿到校樣,發現譯文被出版社的編輯刪去了不少。而被刪去的多是關於中國獨特的政治生活的一些描寫和語言,有時是原文不夠簡練,沒有給讀者留下想像的餘地,有時是個別地方不合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

  我在澳大利亞時聽過當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詹納爾教授關於翻譯問題的報告,主要介紹他譯《北京人》的經驗。張辛欣的《北京人》有不止一個譯本,而詹納爾的譯本有大量的剪裁、編輯。我第一次領悟到,我們中國作家的作品,固然必須有中國的特色才能吸引國外的讀者,可是另一方面,譯品同時也是商品,向國外推薦時也必須考慮到國外讀者的閱讀心理和接受能力。

  中華讀書報:為什麼您的譯作能夠得到西方專業人士的認可?

  朱虹:我做翻譯,純粹出於興趣與愛好。一部作品擺在我的面前,我情不自禁地會想到,這句話英文裡怎麼說?這個腔調、這種氣氛怎麼表達?比如我譯《堅硬的稀粥》也是因為從翻譯的角度,這確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單是標題就很麻煩,還不要說通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語調。於是我動手試著翻譯,標題就想了好幾天。

  嚴格說來,也許「粥」譯為「congee」最接近原文,西方讀者會立刻聯想到中國餐館的「皮蛋瘦肉粥」之類,而我就是要避免這種實感,因為「堅硬的稀粥」不是一個「實」的故事。我最後決定用「porridge」,是覺得它更能表達原作追求的普遍性。至於「堅硬」的譯法,我首先排除了「hard」。經過許久跟英文字眼兒的捉迷藏,我抓到了「stubborn」一詞,覺得它可以使這「粥」活起來,於是標題就定為《The Stubborn Porridge》。

  《堅硬的稀粥》通篇語調的掌握也是個難題。例如,重孫(故事敘述者的兒子)打倒「粥」的歇斯底裡的叫嚷,還有「姑爺」動員這一家人參加「民主選舉」的滑頭演說,都是翻譯上的難點,令我想到很多年以前看過的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的《紐約外傳》。我採用了不歇氣的長句子和有失比例的大字眼兒去表達原文中的誇張、機巧和那股滑稽模仿的傻勁兒。現在回憶起來,可以說《堅硬的稀粥》是我翻譯出版的幾十萬字中最吃力的一篇。

  中華讀書報:這麼用心的翻譯,讀者反饋如何?

  朱虹:說來也巧,我的初稿剛完,就有紐約的《巴黎評論》給我打電話,說他們從來沒有介紹過中國作家,問我除已經出版的譯作手頭還有沒有東西。我說你們早就該介紹中國作家了,就把我剛剛譯出的《堅硬的稀粥》給了他們。因為出版周期慢,這篇東西是1992年發表的。

  《巴黎評論》引起紐約一家出版社的注意,他們提出要出王蒙的短篇小說選,收入《堅硬的稀粥》再配上其他作品,稿子要的很急。顯然,他們想在中國文學翻譯這個萌芽的市場裡試試水。於是我手忙腳亂地確定選題,組織翻譯,1994年,中外譯者通力合作趕譯的《堅硬的稀粥及其他》在紐約出版。這次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十來篇選題,從翻譯的角度看,可以說處處有暗礁。

  中華讀書報:那您又是怎麼迴避或處理這些「暗礁」的?

  朱虹:我做翻譯,沒有理論,就是時時感到語言的挑戰。我過去研究十九世紀英國小說,閱讀量大,一本小說六百頁、上千頁都是家常便飯,而一位作家有十幾部、幾十部小說不稀奇。為寫一篇評論要看那麼多書,當時覺得是個煩惱。現在弄起了翻譯,倒覺得語彙庫存量總還有點優勢吧。但是真正拿起筆來,這種自信很快就打消了。我深感自己語言老化,難以表達當前新的創作流派的藝術風格。於是學口語,從電視、電影、小說裡學,從生活中學。跟朋友們聊天,我常常不顧禮貌,打斷人家的話:「等等,等等,你剛才說什麼來著?是怎麼說的?」趕快拿出隨身的小本子來記,要是忘了帶本子,就寫在手心或手背上。但是,說到底,語言這東西還在於用。我的小本子已攢了好幾冊,但是我記下的成語、俚語,能隨時派上用場的不多。我想唯一有效的學習方法就是接著做翻譯,在使用中學。

  中華讀書報:您最新完成的譯作是《溫暖的荊棘》。

  朱虹:我最早的想法是選擇翻譯畢淑敏的一些文章,自費裝訂成冊作為禮物送給在美國的孫女們。因為國內給青少年讀的英文書,多是譯自外國故事。中國故事翻譯的英文和國外的表述有很大區別,不太符合現代英語的閱讀風格。比如畢淑敏的《傾聽》,一般會譯為「注意地聽」,我用了莎士比亞的臺詞,譯為「請借給我你的耳朵」。

  中華讀書報:但有時候您的翻譯和中文的標題並不對稱。

  朱虹:我翻譯得比較花哨,借用了外國文學作品中的詩歌和名言。有的人不理解,說你翻譯成這樣的英文,和原文對不上。但我覺得把意思表達出來了,效果好。讀者快要睡著了,突然發現這個是莎士比亞的名言,那個是肖伯納的句子——我運用作家名言,是為了提升品味,為了生動。

  中華讀書報:您的翻譯靈活,不受太多拘束,但是否也會受到一些質疑?過去翻譯講究「信雅達」,您對翻譯的理解呢?

  朱虹:就像說話,「我愛你」三個字,語調不同,可以是反諷,也可以是懇切、哀求,在不同的情況下,你說出來的那個調,意思完全不一樣。我比較注意語調,注意翻譯的情緒和傾向。我做翻譯沒有正兒八經像老師做學術。只要把中國話翻譯成英文,表達清楚,語言生動就好。翻譯不是摳著中文把英文句子串起來。

  中華讀書報:中國有哪些文學作品在英美比較有影響?

  朱虹:莫言比較有才,有創意,但是在美國,在廣大的讀者中,他還是小眾的。到現在為止,無論作家多麼優秀,英文翻譯也很好,但可能兩個社會文化差別太大,中國沒有什麼作品在美國特別轟動,都是小眾的知識分子、漢學家們在讀。

  中國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我很注意,《狼圖騰》翻譯得好,打破不同國家語言的界限,能把原作的味道翻譯出來,英文中文都很有份量。

  中華讀書報:您的判斷標準是——?

  朱虹:翻譯不僅僅是傳達一個意思,還有情感傾向、情緒表達。翻譯不是數學裡二加二等於四,最主要的還是細讀中國作品,傳達出作品的意韻。

  我只是業餘翻譯,但是我看中文故事的時候,除了看故事,有時候也情不自禁地從翻譯的角度看,這個能不能翻譯成英文,是不是適合翻譯成英文。有的作品本土味太濃了,翻譯未必能完全表達出本土味。一是看原文,你對原文有多少理解,二是你還不見得完全表達出這些理解,有可能理解了但沒能表達充分,三是你表達出來了,語言還得非常通順。

  中華讀書報:在您的翻譯生涯中,有什麼難忘的事情嗎?

  朱虹:《王蒙自傳》交稿都四年了,在美國還沒出版。我翻譯了一半,認識了劉海明,我們就一起翻譯,後來碰到一個編輯,他做了一輩子的高級編輯,自己開了一個出版公司,我們就把翻譯完的《王蒙自傳》拿去了,因為是朋友介紹的,我們沒籤合同。

  這個編輯確實很卓越。我和劉海明反覆校對,互相檢查,翻來復去都快把原文背下來了,認為沒有錯了,發給他之後仍然能找出錯來,每一個細節都摳,改得非常到位。單是清樣我們就看了四五回。這書如果出版,估計挑不出來一個標點符號的錯誤。但是現在出了一個問題,就是進入第五個年頭了,書還老拖著不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王蒙有智慧,有自嘲,有超越,很樂觀,很堅強。很多人以為他是官員,其實他是有個性的人。我寫不出那樣的小說,但可以做翻譯,讓外國人更多地了解他。翻譯他的作品真是要下功夫,《王蒙自傳》我與劉海明合作,是我們翻譯中下功夫最大、最辛苦的,也是我最得意的翻譯作品。

  中華讀書報:您取得這麼多成就,有何獨到的經驗,可否和學界同仁分享一下?

  朱虹:沒有什麼成就,我吃虧在中文不好,我承認我的英文比中文好。他們管我叫「小迷糊」。我安於這個狀態,懵懵懂懂地過。我對英文,讀的時候能讀出味來,我很享受。我想來想去,還是做我喜歡的事,把我喜歡的中文作品翻譯成英文。

  (訪談部分內容取自朱虹公開發表過的回憶文章。全文已經受訪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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