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恩裡克·克勞澤
摘編丨秦無憲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是二十世紀英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之一。出生於當時屬於沙皇俄國的拉脫維亞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二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回牛津大學教授哲學課程，並轉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就職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發表具有開創性的「兩種自由概念」演說，同年獲封爵士。1966年參與創辦牛津大學沃爾夫森學院並出任首任院長。作為傑出的觀念史學家和學科主要奠基人，先後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學獎和伊拉斯謨獎。
在以賽亞·伯林的學術生涯中，1952年在BBC的六場演講，讓他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學術明星，也為他就任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奠定了社會聲譽和學術基礎。在BBC的演講中，他以非凡的口才和奔放的風格，在奔放不羈的長句中裹挾著一長串嚴謹準確、鞭辟入裡的形容詞，發出了莊嚴肅穆的迴響，雄辯有力的文風給戰後的思想界帶來了強烈的衝擊力。事後，很多學人承認，當年一邊收聽著廣播，一邊做著大量的筆記。數十萬人收聽了這個系列講座，《泰晤士報》的跟蹤報導興起了一陣讀者通信潮流，以賽亞·伯林也躬與其事，讓他的名聲迅猛地節節上升。
《伯林傳》的作者葉禮庭（Michael Ignatieff ，加拿大最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之一麥可·伊格納季耶夫的中文名）說，這些演講是「英國廣播事業和伯林人生的裡程碑」。伯林向我們表明，正是愛爾維修、盧梭、費希特等哲人對自由觀念的濫用和誤讀，妨礙了自由觀念的發展，也阻礙了個體自由的實現。要真正理解自由，就必須從這些自由衛士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避免賦予自由過多的王冠和權柄。
在1952年的BBC系列演講後，錄音整理成《自由及其背叛：人類自由的六個敵人》。這部關於自由與觀念史的原創洞見演講集，是20世紀自由觀念發展的核心成就之一。為了準備這幾次講座，伯林在事前花了很大功夫。葉禮庭說，在1950至1951年間，伯林「瘋狂地閱讀」18世紀法國哲學家（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伏爾泰）和德國浪漫派（謝林、赫爾德、費希特）的作品。正是在這種「瘋狂的閱讀狀態」中，伯林意識到自己開始找到了個人使命，找到了與歷史對抗的聲音。
但伯林是怎樣走到這一步並得出這些具體洞見的呢？在譯林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新版《自由及其背叛》中，收錄了墨西哥著名歷史學家恩裡克·克勞澤（Enrique Krauze）所撰寫的前言《先知以賽亞》，為我們講述了以賽亞·伯林如何從自己的身世困境中出發，逐漸地向人類貢獻了二十世紀最具洞見的思想聲音。
「伯林文集」之《自由及其背叛：人類自由的六個敵人》，[英]以賽亞·伯林著，趙國新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先知以賽亞
作者丨恩裡克·克勞澤
戰後世界迫切需要政治和道德界定。
1945年，伯林前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進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旅行。這段經歷有助於他重新萌發對19世紀的俄國思想和文學的興趣。然而，在戰後現實面前，找準自己的立場可不是伯林必須面臨的唯一困境。
從1940到1946年，他代表英國外交部所做的外交和思想貢獻，大部分是在華盛頓完成的，得到了英美政界高層的重要認可，但是，到了戰爭結束之際，他不得不重返牛津大學的新學院，重新過坐冷板凳的學術生活，他覺得這種前景索然無味。伯林還有其他顧慮。儘管他的學術生涯和地位已經穩固，但他仍覺得自己是邊緣人：職業哲學家，但偏重觀念史和文學；定居英格蘭思想中心地帶，卻是地地道道的俄國文化培養出來的移民；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是一位猶太思想家，經常在兩種文化的夾縫中苦苦掙扎。一方面，他很想徹底融入英國文化、歷史和社會，另一方面，他又想聽從猶太祖先，猶太人的歷史、文化、身份的召喚。
在伯林面對的所有問題當中，最後這個壓力或許是最複雜的，也是最有決定意義的。童年時代學習過的《塔木德》經文，或者還有他傑出的哈西德教派祖先，在多年以後讓伯林接受了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把它當作一種不可逆轉的生物學事實和文化遺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認為自己就是這份文化遺產的產物。他之所以對這份遺產忠心耿耿，主要是因為，他意識到：「在過去的兩千年中，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殉教史，他們為此付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血淚代價。」伯林不是意識形態狂熱分子，也不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但他同情猶太復國主義。在華盛頓工作期間，他與哈伊姆·魏茨曼過從甚密（密切到了什麼程度呢？按照《伯林傳》的作者葉禮庭的說法，伯林甚至向對方提供自己從英國得來的秘密情報）。
1947年7月，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國前夕，伯林和父親遊覽了不久即被稱為猶太人家園的這片土地。在這裡，他不斷地收到魏茨曼，甚至本·古裡安的邀請，讓他放棄牛津教職，定居以色列，並許以政治高位。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徹底回歸猶太教；他父親也敦促他走這條路。
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長女範妮亞·奧茲（Fania Oz）在推特公布的以賽亞·伯林與阿摩司·奧茲照片，1994年。
當時有兩位影響卓著的作家，亞瑟·凱斯特勒和T. S. 艾略特，對猶太人和以色列持有相似的看法（儘管動機不同）。在1950年5月發表的一篇訪談中，凱斯特勒認為，以色列建國後，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只有兩條出路：要麼移民以色列，要麼義無反顧地融入所在國的宗教和生活。艾略特的觀點最早是在1934年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來的，以色列建國後，這個觀點再度流行，方向大致與凱斯特勒相同（雖說深受詩人本人反猶主義的嚴重影響）。猶太人可以合法地重拾他們的宗教身份（返回猶太人聚居區），或者被徹底同化。但是，他又著重指出，在接納猶太人的社會中，「種族原因和宗教原因加在一起，讓大量思想自由的猶太人不受歡迎」。
伯林覺得有必要回應和反擊這些主張。艾略特的那種偏執固然令人不齒，除此之外，他所提出的那種非此即彼的選擇似乎也嚴重限制了伯林的個人自由。移民或同化這兩種選擇，預設了一種自由，可被稱為積極自由，可被視為擺脫長期受奴役狀態的一種解放。他要麼可以選擇留在以色列，成為一名被解放的猶太人（近兩千年的歷史異常現象——特別是對歐洲猶太人而言，他們身為賤民，置身異域，周圍滿是敵意——在這裡已經得到解決），要麼放棄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伯林寫了一篇激情四射的長文作為回應。
在我看來，文中的自傳成分尚未得到充分認識，但它的確有助於我們去理解，作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伯林是如何發出自己真正的聲音的，是如何履行自己的具體使命的。該文於1951年秋發表在《猶太人紀事》上，標題為《猶太人之被奴役與被解放》，它提供了第三種可能性，也就是伯林後來所說的「消極自由」：每個人（尤其是作者伯林本人）有心安理得地當猶太人的自由。
為了說明歐洲猶太人的狀況，伯林編了一個寓言故事。一些旅行者，出於偶然的原因，來到某個部落討生活。為了生存，他們開始了解當地的風俗習慣，慢慢地，他們對這些風俗習慣的理解不下於這個部落的成員，甚至還要高明一些。他們「成為研究土著的主要權威：他們整理土著人的語言［……］他們向外界闡釋這個土著社會。年復一年，他們對這裡的認識和喜愛……逐漸加深」。
但接下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部落成員雖然能夠欣賞這些外來者的勞動和忠誠，但還是把這些人當作他者，並且還認為，正因為這些人是他者，他們才有能力去審視和闡釋部落的真實狀況：「他們的理解能力太銳利了，他們的忠誠度太高了，他們是研究這個部落的權威，但不是它的成員。他們是它的僕人，或許還是它的救星，但他們非我族類。」他們不屬於該部落，這方面的最佳證據就是，他們過於殷勤：「他們太想討好別人了；事實上，不管他們怎麼賣力氣聲明自己就是該部落成員（表面上看，還是有道理的）,結果都是欲速則不達。」
在部落內部，外來者這種令人不安的堅持讓人困惑不已，導致他們被人疏遠。然而，外來者依然持有幻想（甚至可以說是異想天開），認為自己是該部落成員（或者認為，如果自己足夠努力，就會成為該部落成員）。但這一切都是白費勁：「外來者越是賣力氣證明，他們與本地人的差異就越顯得突出；事實上，否定差異本身就是一種障礙。」他們不可能成為該部落的一部分，而是保留了局外人的獨特屬性（尤其是宗教屬性）。結果，既可以說他們屬於該部落，也可以說他們不屬於該部落。他們在該部落中生活，但又無法與對方結為一體。
以賽亞·伯林，1990年6月攝於倫敦家中
伯林解釋說，土著毫不懷疑他們的身份，而對此安之若素。但外來者處心積慮地、持續不斷地考察與自己無緣的這種身份：他們表現它，重新創造它，讚美它。伯林以海因裡希·海涅和菲利克斯·孟德爾頌為例，這兩位德國猶太人在創作時，「表現出一種特殊的自我意識，有異於一個得到認可的社群中的正常人」。兩人出身的家庭都已改宗路德派，但他們並沒有成為像歌德或貝多芬那樣地地道道的德國人。伯林斷言，這種邊緣性足以說明，猶太人（在藝術和人文學科當中）體現出的是闡釋性的而非創造性的天才：「猶太人，就像那些力求融入陌生部落的外來者一樣，必須拿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華去理解和適應自己所在的環境，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將在生活中寸步難行。」按照伯林的說法，這個讓人心力憔悴的過程，造就了善於「觀察、分類和解釋」的天才，導致他們特別尊崇「他們所在國家的英雄或制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伯林在文中幾乎沒有提及這段漫長和混亂的歷史的結局：大部分歐洲猶太人慘遭滅絕的歷史，其中包括受到極好教育的德國猶太人，他們認為自己比土生土長的德國人更像德國人。在伯林看來，以色列建國這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一舉改變了猶太人的歷史處境。新生的以色列為猶太人提供了自由的可能性，讓他們得以放棄他們客居的部落，從而紮根於自己的部落。
但是，這種選擇——伯林在此與激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產生了分歧——並不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很可能就在這個地方，在解決他個人困境的過程中，在他義正詞嚴地捍衛第三條道路（繼續保持中間人狀態）的過程中，伯林生發出了他個人的自由觀念。後來，他將這種觀念應用於整個人類社會。如今猶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命運。如果他選擇以外來人的身份，繼續生活在部落當中——這種情況接近於伯林個人的處境和決定——他完全有理由這樣做，並接受最終後果。這種選擇是個人的自由，而不是獲取幸福的訣竅：
如果一個猶太人選擇生活在一個討厭猶太人的國家中——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被動選擇，也無論他是否公開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他選擇了猶太人身份帶來的不舒適、不安全的社會地位、社會屈辱——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他個人的或家族的事情。我們很可能鄙視他缺乏自尊，或者譴責他自欺欺人，並且預言他可能大禍臨頭，或者向他表示祝賀，因為他的功利主義舉動富有遠見，或者因為他為了兒女的前途而勇敢地犧牲了自己，或是因為他具有為人稱道的獨立性或藐視成見；這是我們的權利。但是，過自己選擇的生活的確是他的權利，除非他因此而給世人帶來太多的痛苦或不公。
在這段義憤填膺的文字中，他捍衛自己的選擇，反對艾略特的論斷，他順勢將艾略特與柏拉圖的精英主義和20世紀法國的法西斯主義聯繫起來。所謂與眾不同，哪怕是那種令人惱火的與眾不同，都不算罪過，「無論是柏拉圖，還是莫拉斯或艾略特，或者是他們的哪一位黨徒，都沒有權利單憑這個原因將人逐出理想國之外」。艾略特收到了這篇文章，與作者通了信，伯林後來一定為自己在這場交流中的卑躬屈膝而深感遺憾。
以賽亞·伯林已經走出了關鍵的一步。在動手演繹「消極自由」這個概念之前，伯林已經斷言自己有選擇權，有權在猶太人傳統內部踐行消極自由。這個立場有風險，前途未卜，荊棘叢生，難以維繫，（在某些人看來）甚至得不償失，但這是他自由選擇的結果。
伯林決定不做以色列公民。這個決定不僅使他擺脫身份困境，還可以讓他得以自由地從事「闡釋性」工作；在他看來，這是典型的猶太人工作。在這個決定不久後，他做了BBC演講，這使他首次作為公眾人物大放異彩，但更值得稱道的是，他在這些演講當中體現出的風格。艾略特稱之為「滔滔不絕如江水」，但其中還有更重要的東西：一種獨特的先知式的基調。
以賽亞·伯林，1991年
雖說他出身於顯赫的哈西德教派家庭，他在童年時代還學過《塔木德》，然而，在思想形成過程中，伯林往往不大看重這些早期經歷。但是，他在《猶太人之被奴役與被解放》中對自身思想的界定又包含了他眼中的猶太人特性（諸如「分析過去、當下的能力以及有時分析將來的能力」），這些特性與先知身上的屬性很接近。他本人曾經寫過，他的那個部落寓言中的外來者「不無道理地感覺到，自己是該部落的至交、捍衛者和先知」。歐洲猶太人的困境有助於他解釋他對人類自由的支持。如今，他以先知的口吻聲稱它具有普世價值。
表達先知話語的這種傾向，離不開他警告世人的強烈意圖，動之以情，讓他們意識到古老、根深蒂固的政治觀念具有壓迫性力量。與同時代人雅可布·塔爾蒙（著有《政治彌賽亞主義：浪漫主義階段》）一樣，伯林想去揭露和譴責那些看似客觀和世俗化的哲學所具有的「神學式」的基礎。「這是一種神學學說」，他如是評論費希特的民族主義形上學，就此而言，費希特顯然是一位神學家，黑格爾也是，「假如說他們是世俗思想家，這絕非善意」。
伯林遵循同樣的闡釋模式，以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為參照對象（這一時期出現了他所謂的「人類自由的敵人」），他指出，「妄自尊大、以彌賽亞自許的人物層出不窮……每個人似乎都自認為上天最終賦予了他獨有的洞察力和想像力，註定用它們來解決人類的一切不幸」，接下來，他義無反顧地譴責他們。
在他最為憤慨之際，伯林精彩地診斷了費希特式的姿態以及它的可怕之處，但他並未直接反駁這些觀念。他只是把它們當作國家社會主義的先例而加以描述和譴責。引用完費希特號召德意志人完成他們的超凡使命的那一段話，伯林在另一位先知那裡找到了最佳答案，此人便是海因裡希·海涅。海涅在他對德國未來的著名預見中寫道：「全副武裝的費希特主義者將會回來，他們身上的那股瘋狂的意志沒有沾上絲毫恐懼或自私自利。［……］一場大戲將在德國上演，相形之下，法國大革命只不過是一首平和寧靜的田園詩。」
可以理解的是，在其他五位思想家的傳略當中，伯林的批評程度不如論費希特的那篇火力十足。在每一位人物的傳略中，他用的是同一種陳述方法：描述某位思想家的觀念是如何隨著他的生平閱歷順理成章地發展起來。最後，他綜合了這種發展過程，斷定每位哲學家都是人類自由的敵人。例如，在伯林分析盧梭的過程中，激進自由的概念引出了「公意」，社會中的「我們」，這個「我們」並非個別的「我」的總和，它還融合了他們以及他們的集體權威，從而成為一個更大的統一體，最後，盧梭的思路「神秘地」一跳，終於將他們的集體權威分配給了國家。伯林在揭批盧梭過程中（他認為盧梭是「自由最險惡和最可怕的一個敵人」），筆下不無同情，伯林將參與性民主的首創之功送給他，還稱讚他自動自覺地懷疑愛爾維修所推崇的啟蒙精英。
1959年，以賽亞·伯林在牛津大學的會議致辭
伯林還在黑格爾的哲學中看到了卓有價值的貢獻，例如他將藝術和科學吸收到了他的整體性的歷史觀當中。他對黑格爾的論述是綱要式的，但意思清楚明白：從辯證法概念發出的形上學的火花，到黑格爾的「超越歷史的英雄」觀念，歷史必然要綜合於以國家為代表的普遍理性當中，這類英雄人物就是這條歷史前進道路上的主角。講到黑格爾時，伯林預言力量的揭露性遠遠不如它的高度批判性：他認為黑格爾創建了歷史上最有影響和最有壓迫性的「神正論」。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從我們所在這個時代回頭去看，伯林筆下個人自由的兩個敵人的觀念，在歷史的舞臺上似乎與自由主義並非截然對立，至少他們的經濟觀是如此：愛爾維修及其功利主義，聖西門的唯生產力論。儘管如此，他對聖西門的描述很可能是書中最精彩的篇章。此人是典型的世俗「彌賽亞」，除此之外，伯林認為「在所有預測20世紀的人當中，亨利·德·聖西門伯爵是最偉大的」，因為他最早發現了推動歷史前進的經濟和技術力量。從邁斯特的那篇文章可以看出，伯林對這個與他相隔甚遠的人物很感興趣，這有點讓人感到匪夷所思，此人堅定不移地為王室、教會、過去以及暴力專政辯護，關於這個人物，伯林後來又發表作品，進行了更為廣泛的調查研究。
葉禮庭寫道，在BBC進行的這一系列演講「為他提供了舞臺和新的一批受眾。他已經成為公共知識分子——脫胎於俄國的模子，使用的卻是英文習語」。還應該補充一句，這位公共知識分子帶有希伯來先知獨有的音調。
在聽到那些「滔滔不絕如江水的」廣播講座的人看來，伯林不僅成功地揭示了國家崇拜的各式先例，與此同時，他捍衛了個體自由的理念，這些理念是這位「外來者」所投靠的那個部落的核心價值觀，這就是英國文化的部落。他絕不僅僅是英國的先知。
伯林在1948年致信魏茨曼，他在信中說，「在我們這個民族危難之際」，他決定留在牛津，「似乎是一種不可原諒的利己主義，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輕率之舉」。但毫無疑問，總的來說，這位帶著希伯來先知的洞見和聲調捍衛人類自由的思想家，做出了正確的決策。「先知在自己的國家裡是得不到尊重的。」然而，無論在收容他的這個部落的內部，還是在外面，以賽亞·伯林都是一個明顯的例外。
本文系新版《自由及其背叛》前言部分，摘編時有改動刪節，由譯林出版社授權刊發。
摘編丨秦無憲
編輯丨張婷
校對丨李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