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這個長期戴著「失去的xx年」帽子的亞洲國家，今天，再一次被世人所關注。
北京時間10月9日下午5點45許，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19年度諾貝爾化學獎授予美國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John B Goodenough教授、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M.stanley Whittlingham教授和日本化學家Akira Yoshino，以表彰其在鋰離子電池的發展方面作出的貢獻。他們將分享900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647萬元）的獎金。
鋰電池作為最主要的可攜式能量源，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沒有鋰電池，就不會有如今的可攜式穿戴設備。鋰電池產業已經接近年產幾十億美元，為人類的日常活動提供動力。鋰電池還曾和電晶體一起被視作電子工業中最偉大的發明。
97歲的二戰老兵Goodenough也成為史上最年長的諾獎得主。
John B Goodenough，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機械工程系教授，鋰電池之父，美國科學院和工程院兩院院士，曾獲2001年 Japan Prize，2009年 Fermi Award，2011年美國國家科學獎章 和2014年Charles Stark Draper Prize。老爺子出生於1922年7月25日，二戰老兵，本科畢業於耶魯大學數學系，芝加哥大學物理博士，楊振寧先生的同學。如今以97歲高齡，仍然堅持研究工作，尋找下一個超級電池。
M. Stanley Whittingham，紐約州立大學Binghamton 分校化學和材料科學與工程教授，鋰電池研究先驅。1941年出生，本科、碩士和博士均畢業於牛津大學。加入Binghamton之前，長期在石油公司Exxon工作，從事電池研發。
吉野彰 (Akira Yoshino)，1948年生於日本。1972年吉野彰畢業於京都大學大學院工學研究專業。智慧型手機和電動汽車使用的鋰離子電池的開發者、旭化成公司研究員，旭化成株式會社吉野研究室室長，還是京都大學大學院工學研究專業特命教授。
沒錯，又是日本人獲諾貝爾獎。
從1901年至2019年的諾貝爾獎頒發歷史中，日本是歐美之外獲獎最多的國家，達28人，共包括物理學獎11人、化學獎8人、生理學或醫學獎5人、文學獎3人、和平獎1人。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日本人的獲獎次數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
除了網友熱議外，安倍首相也發推文祝賀吉野彰教授獲得諾獎。
安倍稱：衷心祝賀吉野博士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鋰離子電池在手機等方面應用廣泛，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活。期待吉野教授將取得更大的成就，為你感到驕傲。
也有網友評論道：「當年日本提出的50年30個諾貝爾計劃，看來不是吹的」
至此，進入21世紀以來的19年，日本人拿了19個諾獎，距日本2001年提出的「50年30個諾貝爾獎」的計劃，已實現大半。
這個成績，和人口老齡化嚴重的日本重視科學重視、教育密不可分，日本的科研投入甚至比美國都高！
日本人為何能頻頻獲得諾貝爾獎？除了科學家善於自我反省和勤奮工作之外，日本社會對於文化的氛圍也是非常重要。
這樣說有點抽象，我舉個例子，一般國家的紙幣上，都是印著開國之父或歷史名君的頭像。但是日本有些特別，具體以新版日元說明。
一萬元——福澤渝吉
福澤諭吉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明治三傑之一。他勇於突破思想枷鎖，批判當時日本的江戶制度，系統、深入地介紹西方的新知識、新思維，推動和促成了「明治維新」，是日本「脫亞入歐」戰略的倡導者，並創立了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學慶應大學。
自1984年以來，日元紙幣歷經了多個版本，但是一萬日元上印著的始終是他。
五千元——樋口一葉
這是日本唯一以女性人物做紙幣頭像的人物，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少有的。她是十九世紀日本著名平民作家，是日本近代現實主義文學的早期開拓者之一。在她短短24年的人生中，創作了大量反映當時社會現狀、關注日本女性的優秀作品，成為當時婦女社會角色變化的先驅。
二千元——《源氏物語》的繪卷
《源氏物語》作者為女作家紫式部，講述了日本平安朝的一個愛情故事，是日本最著名的一部古典文學名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它對於日本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譽為日本文學的高峰，在世界文學史上也佔有一定的地位。
一千元——野口英世
野口英世是日本著名的生物學家。他出生於農家寒門，而且童年時因意外導致左手傷殘。但是他發憤學習，最終取得驕人成績。他曾在南美和非洲從事研究工作，在研究黃熱病的時候不幸感染去世。他的碑文上寫著：「他畢生致力於科學，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也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
一位銀行的朋友告訴我，國家在紙幣上頭像的選擇，一般要服從以下原則：
一是這個人物應該是人民眾所周知、耳熟能詳的
二是這個人物應該在國家進步史上發揮過巨大影響、產生過特殊推動力
三是這個人物值得大家以這種獨特的方式表達紀念。
除了日本的科研環境，經費保障等因素。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大多有著美好的童年，喜歡探索自然，善於閱讀，父母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啟蒙和引導角色。
在接受學校教育過程中，這些獲獎者無一例外地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保持了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有優秀教師的引領和指導，得到了寬鬆而自由的學術政策的支持，並受益於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機制。
接觸大自然萌生好奇心是科研的「原點」
「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談及自己為何走上科學之路時，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麼會發光。」應該說，對大自然和周圍世界保持一顆好奇心，是引領諾貝爾獎獲得者走進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
197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江崎玲於奈有此感悟：一個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一代科學巨匠的路，理應無比珍視、精心培育、不斷激勵和呵護。
從多位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身上，我們也能看到他們親近自然、觀察自然的經歷。對200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來說，他最難忘的就是小時候在學校後山與同學追逐賽跑、拔農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時光。
雖然日本屬於島國，地理條件有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人往往對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懷有一種親近感、自豪感，對各種自然現象也比較敏感，這不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學藝術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國》等小說。日本的學校教育也很重視讓兒童親近自然，很多幼兒園和中小學會結合地理條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當地的自然特色。
閱讀引領人生成長方向
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學生》一書中坦陳，上小學時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書——愛因斯坦著的《物理學是怎樣產生的》，使他對物理產生極大興趣，並最終走上物理研究之路。
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福井謙一在《直言教育》中寫道：「在我的整個初中、高中時代，給我影響最大的是法布爾，他於我可以稱為心靈之師，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家庭教育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精神
如果說閱讀是諾貝爾獲獎者之所以成功的內在因素，那麼良好的家庭教育則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
福井謙一受父親影響養成了刻苦讀書、勤於思考的習慣，他在書中寫道：「至於學習，父母倒是採取了不幹涉的態度，一次也沒有講過『要好好念書』之類的話。但是，我家卻經常籠罩著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學習的嚴肅氣氛。」
與中國一樣，日本歷來重視家庭教育，但值得警惕的是，現在不少中國家庭的教育觀念在退化，過於側重對孩子物質上的滿足，或包辦了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大小事宜，孩子也常理所當然地認為父母的財產將來悉數歸自己所有。
日本雖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種問題，但社會風氣和傳統價值觀還是促使家庭注重培養孩子的自立精神，從小灌輸不依靠父母的理念。日本學生考上大學後，學費由父母負責，但學費之外的生活費要靠自己打工賺取，否則會受到同學和社會恥笑。小柴昌俊考上東京大學後，第一學期物理全班級倒數第一，就是過度做家教的結果。
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自由空間較大
「日本理論界傾向於強調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自由，實際上教師在教學大綱的基礎上開展課程設計和教學探究的空間也較大。」
日本教育與一些東方國家的教育一樣，有灌輸式、重應試等弊病，這是不容否認的，但過去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也不夠客觀，強調得有些過分，實際上，日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受到新教育運動、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民間也開展了大量的教育實驗，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教育與現實生活的聯繫。戰後日本也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吸收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教育理論與經驗。例如，日本的幼兒園、小學並不片面強調知識傳授，而是特別強調兒童的生活經驗；與基礎教育相比，日本的中學有應試的傾向，曾一度比較嚴重，但高中卻實行學分制，學生有比較大的選課自由。
日本理論界傾向於強調基礎教育教師的教學自由，實際上教師在大綱的基礎上開展因地制宜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探究的空間也比較大。另外，日本的基礎教育十分重視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很多學校動員近乎全校的教師都參加到課外俱樂部活動的指導之中，甚至有些學生活動（如全國高中棒球賽、全國學生與兒童發明展等）成為全體國民關心的盛事，這與我們全民高度緊張地關注高考，形成了鮮明對比。
日本也設立一些校外教育機構（如青少年之家等），旨在擴大青少年的視野。企業也熱衷於舉辦各種科技方面比賽等活動，激發兒童的創造熱情。而這一切制度或措施都有助於學生形成廣泛的興趣愛好，為未來的事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覺，而培養這種感性和直覺的最佳時期正是玩得滿身是泥的少年時代。
大學科研評價少受急功近利模式影響
「急功近利的科研評價模式，實質上是一種短視的表現，將削弱對基礎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於青年學者搞科研和獲得大項目。」
專家分析，日本的研究型大學始終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並把它與教學緊密地結合起來。日本高校教授在從事科研過程中，自由度也相當高。在日本，高校老師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在研究過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的諸如考核、評價等幹擾，可以長期潛心從事研究。日本人獲諾貝爾獎就是在這種體制下產生的。
日本的科學技術基礎計劃，並不是由政府直接參與管理、評審，而是由專業機構進行。而且，獲得計劃資助的學者，不像我國入選計劃的學者，馬上就有了某種身份標籤，在學術活動中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權，他們需要認真開展研究，研究成果不是由行政部門評定，而是由學術同行評價。
科學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覺，而培養這種感性和直覺的最佳時期正是玩得滿身是泥的少年時代，日本的教育不正正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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