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禿」然崛起的「脫髮經濟」，背後亂象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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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脫髮逐漸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為了維護形象，有人購買防脫洗髮水、生髮液等產品，有人選擇戴假髮，有人選擇植髮，由此帶動「脫髮經濟」崛起。不過，業內人士指出，假髮、植髮等行業背後的一些亂象需警惕。
近年來，脫髮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國家衛健委最新數據顯示，我國脫髮人群超過2.5億，平均不到6人中就有1人有脫髮情況。
為了維護形象，有人選擇戴假髮，有人選擇植髮。《工人日報》記者日前調查發現，「脫髮經濟」隨著「脫髮大軍」的增多愈發火爆，但背後出現的一些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禿」如其來的商機
28歲的趙澤宇在北京一家文化廣告公司工作，他最近發現自己的頭髮掉得比以前多了很多，去醫院檢查後醫生說是脂溢性脫髮。
「我最近熬夜比較厲害，可能是跟睡眠不足和工作壓力大有關，真的很擔心以後會禿頭。」趙澤宇無奈地說。
現實中，跟趙澤宇有同樣煩惱的人不在少數，有人是因為熬夜、工作壓力大脫髮，有人是焦慮緊張脫髮，也有人是因為遺傳脫髮。這種情況下，一些人開始購買防脫洗髮水、生髮液等產品。
假髮也成為「脫髮經濟」中的一大受益者。相關數據顯示，目前國內假髮產業年銷售額達到600億元，從業者超100萬人。
記者在某電商平臺上以「假髮」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結果顯示有37萬多個商品，不少店鋪的月銷量都在1萬以上，商品包含假髮套、假髮片等，價格從幾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業內人士指出，脫髮會給人們造成外形上的困擾和心理上的影響，生發和假髮已經無法滿足部分脫髮患者的需求，植髮便悄然興起。企查查數據顯示，近5年植髮企業年均新增註冊量已達到105家。截至2020年12月，全國範圍內植髮相關企業(在業、存續狀態)共計811家。
33歲的曹大龍在北京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從事技術工作，高強度的工作令他脫髮越來越嚴重，去年他選擇了植髮。「我選擇的FUE毛囊種植技術，一個毛囊單位10元，我植了3000個，花了3萬元左右。」
不過，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雖然「脫髮經濟」火熱，但新冠肺炎疫情對假髮和植髮行業也造成一定影響。
部分假髮生產商表示，疫情期間工廠的庫存嚴重不足，經銷商們經常專門來要貨，卻只能空手而歸。「去年上半年，很多常用規格的產品經常處於缺貨狀態，發貨的速度和交貨周期都受到了影響。」山東一家假髮生產企業負責人陳先生說。
產品缺貨的背後是生產端跟不上，原因是人工不足。「疫情嚴重的時候，不得不讓員工休假，導致員工的流失率很高。目前人工不足的情況依然存在，我們一直在招聘新員工。」陳先生介紹。
疫情期間，售賣假髮的線下門店雖然受到很大影響，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線上渠道的發展，有的企業假髮銷量反而大幅上漲。據了解，疫情期間，假髮出乎意料地成了出口電商的搶手貨。在某跨境電商平臺上，歐美等主要市場的假髮成交額在去年4月增長了近一倍。
火爆背後亂象不容忽視
隨著「脫髮大軍」的增多，「脫髮經濟」也愈發火爆，但背後出現的一些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記者注意到，一些防脫洗髮水、生髮液等產品誇大宣傳，高價賣給消費者，消費者反映使用後沒有多少效果。
據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信息，上海一家化妝品公司曾於去年6月因在名下網店虛假宣傳洗髮水防脫功能被上海市崇明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罰款1萬元。據了解，舉報人在由該公司開設的天貓網店購買了菲詩蔻洗髮水。該網店宣稱該洗髮水有防脫髮功能，但無法提供相關依據。
在植髮方面，北京一家植髮機構的負責人稱，目前從業人員水準參差不齊，專業植髮人員嚴重不足，甚至出現護士代替醫生的亂象。「有的機構裡，上崗時間極短的畢業生就敢做植髮手術，在患者頭上做實驗。」
該負責人還表示，在人力成本降低的情況下，就催生出植髮行業的低價營銷怪象。這是因為專業植髮人員的培養時間長，想要培養一個合格的植髮手術醫生，至少要連續半年從分離到種植全方位的實踐歷練。
有媒體在第三方投訴平臺查詢「碧蓮盛植髮」的投訴內容發現，該機構涉及「術後無效果」「強制消費、不予退款」等問題。此外，該植髮機構宣稱的「移植毛囊永不脫落」等宣傳語，有虛假誇大宣傳之嫌。
「近年來，植髮行業湧現的新技術名詞和專利層出不窮，微針、3D植髮等植髮概念讓人看得眼花繚亂。某些機構技術包裝得五花八門，實則在故意抬高消費者的理解門檻。」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醫師李曼說。
有業內人士指出，部分假髮製品企業從事貼牌生產經營，缺乏自主智慧財產權和自有品牌培育意識。同時，貼牌生產模式也加大了假髮生產企業對國外品牌商的依賴性，無法參與終端銷售巨額利潤的直接分配。
此外，行業內對假髮的收集和處理沒有強制規定，在產品等級上也沒有準確劃分，因此低成本、高售價是這一品類的特點。假髮製品生產企業之間經常爭奪原材料、互打價格戰，影響了國際市場，也大大縮小了行業利潤的空間。
專家預測，疫情結束後，植髮行業將加速優勝劣汰，只有專業、正規的植髮機構才能持續存活。（周懌）
（責編： 常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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