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喬裡奧·普格列瑟（Giulio Pugliese），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系講師，重點研究亞太地區特別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的政治與國內國際政策。
202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和人們隨之而來的刻薄言論表明，美國的政治生活中充滿分歧，存在一定程度的部落主義，和對妥協的拒絕。這種分歧貫穿了種族、性別、收入差距、年齡、受教育程度以及美國的城市與鄉村。
美國將全力應對主要的國內問題——從疫情帶來的痛苦經濟影響，到社會的高度分化和分裂。即便民主黨拿下參議院，在安全問題和貿易議程上，拜登在總統任內也將受到本黨美國外交政策激進派的制約。美國會否遠離外交政策而專注於國內問題？畢竟，拜登過渡團隊的選前工作組始終關注的一是疫情，二是經濟危機和可能的補救措施，三是種族歧視，四是氣候變化。
近年來，每當美國公共預算出現5000億美元赤字時，國防開支總是會被削減。今年美國政府已經啟動一項規模約4萬億美元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的撥款和貸款超過了阿富汗戰爭18年的開銷。在最近的一份合著報告裡，拜登陣營中主要的國防問題設計師、將在五角大樓扮演重要角色的米歇爾·弗盧努瓦承認，「那些關係到從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復的需求，解決系統性種族歧視，讓美國人重返工作崗位，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國家對未來疫情的防範，所有這些都會爭奪聯邦資金。不斷加碼的赤字和債務會抑制一些議員提高國防支出的欲望」。
簡言之，正如安全問題專家Masashi Murano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美國軍方也許不得不做艱難的選擇，並可能調整美國醞釀的全球姿態，進一步削減軍費支出（可能是在歐洲），並更多依賴於讓盟國分擔費用，因為對付中國也許仍是首要任務。
川普和川普主義確實使這一政策轉向中偏右。在美國政治左翼和右翼的兩面夾擊下，短期內不太可能有自由貿易議程，也不太可能出臺和解意味明顯的對華政策，因為民主、共和兩黨正在形成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立場的共識。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吸引兩黨達成了共識，但卻未必吸引更廣大的選民。儘管川普試圖以其強硬的對華政策左右大選，批評拜登對北京唯唯諾諾，但在總統辯論和競選活動中，中國問題並不如國內問題那樣引人關注。不過，這次大選絕非對川普主義的否定，川普不會消失，短期內肯定不會。通過一家原創電視臺和一個新組建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川普正在進行一場新的政治遊擊戰，最終這將用來鞏固他作為共和黨領袖的地位，及至讓他參加2024年的總統選舉。
這會影響到可能引起分歧的對外政策，如重新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以及在北京未做出實質性讓步的情況下取消對中國徵收的一系列關稅。此外，拜登還將受到來自民主黨內部的抨擊，在他任總統期間以及2024年，民主黨內部直言不諱而又有影響力的激進聲音會對他構成挑戰。選擇卡瑪拉·哈裡斯擔任副總統有可能預先抑制這些挑戰，但她在掌權期間是不得不站在拜登一邊的。
鑑於上述情況以及參議院的組成，拜登將被迫採取中間立場，爭取共和黨中間派的聲音，至少在川普的光環失去力量之前是這樣。喬治亞州是傳統的紅色州，1月份選舉之後，共和黨很可能在美國參議院佔多數席位，為此，拜登將不得不讓他任命的內閣成員和推出的政策更受歡迎，與中國有關的事務也要確保得到共和黨人的支持。
總而言之，美國總統選舉及其早期餘波體現出來的國內因素表明，川普強硬的對華政策十之八九不會出現大反轉。與此同時，拜登將把注意力集中於國內事務，而把外交和安全政策交給國家安全機構特別是國務院的專家。這將意味著我們不會重蹈川普政府對中國採取無休止逐底競爭的覆轍，這種做法在整個2020年尤為明顯。我們也不會發表愚蠢的、非外交性質的公開聲明，對共產党進行刻薄的非黑即白的譴責，更不要說那些暗示政權更迭的表述。畢竟，一定程度的穩定和與中國保持工作層面關係是有好處的，而在氣候變化、全球健康挑戰和武器擴散等議程項目上的合作，有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實現些許穩定的跳板。這對全球經濟來說也是一個好消息。
原文標題《美國大選以及影響拜登任期的國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