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時報】中國高層鬆綁「地攤經濟」的信號，讓這個頗有年代感的名詞重新走入公眾視野。這段時間，一些城市率先品嘗到了「地攤經濟」的紅利，一些城市表達了對「地攤經濟」的保留態度，還有一些城市仍處於觀望之中……「地攤經濟」在不同城市的不同境遇，以及輿論對它的兩極評判，皆因為——
「地攤經濟」絕非一個簡單的擺攤問題，而是既關乎經濟民生又關乎城市治理、涉及多元利益主體的複雜問題。
「地攤經濟」回歸，是基於中國當前較為特殊的發展背景。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傷及中國經濟社會「元氣」，並仍將在相當長時間裡給中國發展帶去不確定性，儘管中國的復工復產相比海外已走在前頭，但復甦到疫前水平仍需時間，由此衍生的就業民生問題愈發凸顯。二是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1萬美元，但全國仍有6億人口人均月收入不超過1000元人民幣，這些「沉默人群」如何在「後疫情時代」不再繼續邊緣化，也需要一個相對合理靈活的方案。
「地攤經濟」具有成本低、門檻低、風險低的特點，年紀偏大、文化程度不高、沒什麼技能的弱勢群體，也能從中找到賺取家用的立錐之地。「地攤經濟」曾經在改革開放初期、下崗潮時期發揮過盤活經濟、穩定就業的作用，一批人通過練攤改變人生際遇。只不過隨著中國步入發展快車道、中國人生活檔次提升、城市越來越看重文明發展，經常與髒亂差相聯繫的「地攤經濟」逐漸隱於城市旮旯，甚至消失。
認可「地攤經濟」的人，愛那接地氣的市井繁華，愛那消費的便利實惠，愛那大城市對底層人群的溫情；反對「地攤經濟」的人，排斥它帶來的衛生問題、產品質量問題、佔道經營問題、交通堵塞問題、擾民問題……綜合來看，「地攤經濟」既可以改善底層人士生計，也可能損害到臨街居民利益、附近實體店利益；既可以支持批發零售、餐飲等服務業發展，安置就業穩定社會，卻也可能給城市治理增加新的難題，加劇城市治理成本。
不難看出，一個城市是否放開「地攤經濟」，取決於經濟民生的需要在這個階段是否超越了延續慣常城市治理模式的需要，即為了經濟和就業，是否可以給城市治理增加有限度的彈性；「地攤經濟」能否效益最大化，取決於城市管理者能否以科學靈活的思維對城市進行精細化治理，把好治理之關，儘可能規避「地攤經濟」的副作用，激發其對經濟民生的穩定器效應。
大陸媒體統計，截至5月28日，成都設置臨時佔道攤點、攤區2000餘個，允許臨時越門經營點位1.7萬個，允許流動商販經營點2萬餘個，增加就業人數10萬人以上，升騰起城市煙火氣，帶動經濟逐漸恢復。為「地攤經濟」叫好的聲音不絕於耳，鼓勵發展「地攤經濟」的城市名單仍在加長。
在此氛圍下，還有兩大問題必須重視起來。一是注意「地攤經濟」的適用性。樂於發展「地攤經濟」的城市，一般都屬於三四線城市以及產業基礎較為薄弱、疫情創傷較為嚴重的大中城市，即便同樣是城市，外環區、中心區的適用性也不一樣。這表明，發展「地攤經濟」不可一刀切，既不能一哄而上，也不要一鬨而散，因城制宜、因地制宜是基本原則。為了所謂「政治正確」而要求城管力邀商販擺攤的作法令人不齒，不聽取民意不經過論證便一口回絕的作法也有待商榷，暫時有爭議難以擇決也很正常，不妨「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二是警惕「地攤經濟」野蠻生長。有些地方放開「地攤經濟」後，出現垃圾亂扔、擾民等老問題，表明監督管理跟上刻不容緩。煙火氣有了，城市的文明後退了，那是一種得不償失。利益相關方建立契約共同維護好城市環境、好攤位如何真正惠及困難人群、大型夜市如何與周邊居民進行利益分配……這些問題處理好了，才可以讓「地攤經濟」更加可持續。
當前中國所需要的「地攤經濟」，既應是溫情、包容的人間煙火，又應是文明、有序的城市窗口。唯有此，被賦予時代新使命的「地攤經濟」才能行穩致遠。
（編輯：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