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鏡頭下的靖國神社
對話旅日華人、紀錄片《靖國神社》導演李纓
文/片 本報記者 張榕博
對於日本人來說，靖國神社只是一座收容了246萬日本靈魂的普通神社嗎？對於中國人來說，那裡只隱藏著中國八年苦痛而羞辱的民族記憶嗎？
李纓很想走近靖國神社，解開這個在他心裡糾結了幾十年的結。
2008年，由一個中國人拍攝的紀錄片《靖國神社》在日本公映，引起軒然大波。而它的導演就是旅日22年、曾經在中央電視臺做紀錄片導演的李纓。
但《靖國神社》的公映並未讓李纓找到解開這段歷史糾葛的鑰匙，他於近期又出版新書《神魂顛倒日本國》，作為《靖國神社》的「續集」。
前幾天，當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彥表示在任期內不參拜靖國神社時，李纓卻未像一些國人那樣，感覺心裡稍有放鬆。9月10日，在與本報記者對話時，他仍時有迷茫。
齊魯晚報：最近，日本新首相野田佳彥表示，在任期內不會參拜靖國神社，你注意到了麼？
李纓：稍有關注吧，但只是當一般新聞去看。靖國神社不是一個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一個首相參拜不參拜那麼簡單的問題。靖國神社帶給中日兩國人民的不只是政治問題，更是民族感情問題，這對中日兩國關係的影響很深遠。
齊魯晚報：20多年前，你剛到日本時，看到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也是這麼淡定嗎？
李纓：1997年，我代理一部由中國人製作的紀錄片《南京大屠殺》。於是我到原附屬于靖國神社的軍人會館去拍攝一個「南京問題六十周年研討會」。研討會上，放映了日軍當年拍攝的紀錄片《南京》，放映到日軍佔領南京、舉行升國旗儀式時，會場上竟然響起一片掌聲。
當時我很受刺激，是條件反射式的刺激，當時我就想掄板磚砸過去。那是上世紀90年代，我第一次知道，當年「百人斬」的兩個戰犯也在靖國神社裡面……這些都很觸動我。
齊魯晚報：也就是從那時候起，你萌生了拍《靖國神社》的念頭？
李纓：我想我是受刺激了，於是想表達出來。中國人肯定離不開自己的中國式民族感情，但是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又看到日本有很多好的地方，這種糾結，你無法擺脫，更無法認同。這是情感跟理性的一種困境，就像日本人無法面對歷史，而我又無法面對現實的日本。
齊魯晚報：你想擺脫這種困境？
李纓：拍《靖國神社》就像人有病，要找藥。在日本受的刺激成了我拍電影的動機，首先是我自己要治病，治自己跟現實日本過不去的病。所以我要了解清楚，明白我的感情到底是在哪裡過不去，後來我發現日本對歷史的很多癥結都出在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是日本感情和認知最糾結的地方」
齊魯晚報：聽說這部《靖國神社》你整整拍了十年，通過這些年的了解，你覺得，靖國神社對日本究竟意味著什麼？
李纓：靖國神社是日本天皇的戰爭祭壇，又是表達戰爭與和平、生與死、殖民主義與愛國主義、名譽與羞恥、宗教與政治的一個舞臺，還是許多日本親人靈魂的安息地。日本人知道靖國神社是一個有爭議的地方，但是在個人感情上，他們去祭奠參拜，又符合東方人的情理。這是日本戰後社會感情和認知最糾結的地方。
齊魯晚報：你對靖國神社是不是也有一種很複雜的感情？我記得你說過，《靖國神社》是你寫給日本的一封情書。
李纓：情書因為愛而產生，愛對方多數時候是讚美對方，但是如果意識到對方做法不妥的話，你也要說出來，這也是一種愛。說實話，我對日本非常有感情，畢竟我在那裡呆了22年，如果我只是一名觀光客，去看看，過後就跟我沒什麼關係了，那我也不會產生這種感覺。我和許多旅日華人是要與日本共同生存的，我們生存在同一個地方，在東京，我們需要一個共通的意識。
齊魯晚報：影片公映之後，你覺得目的實現了麼？
李纓：很難，很多人覺得不愉快。就像你跟人說你有病，對方肯定不高興，但是卻激起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爭議和思考。這就是我要達到的效果。
齊魯晚報：聽說在靖國神社裡，祭奠者能找到每一位死於二戰的日本軍人的名字和照片？
李纓：我的攝影師的舅舅死於硫磺島戰役，他去靖國神社尋找一些他舅舅的記錄，結果所有資料都有，他舅舅是什麼時候戰死的，什麼軍銜，在什麼環境下死亡的……那裡保留了每一個人所有的檔案記錄。它從來都不是虛無的、抽象的。
齊魯晚報：據說裡面還供奉著軍馬的牌位？
李纓：那不是牌位，是塑像，紀念出徵的戰馬，連軍犬都會紀念，它們也成了神的一部分，被供奉著。
齊魯晚報：也就是說，在靖國神社，不管是甲級戰犯還是一匹馬，只要參加了對外戰爭，靖國神社對他們的態度都是一樣的？
李纓：可以這麼說。因此，東條英機這些甲級戰犯的牌位放在靖國神社裡，在日本人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妥。
齊魯晚報：日本老百姓怎麼看待這個地方？
李纓：很複雜，他們知道那裡有國際爭議，但是那裡又有自己的親人。在靖國神社，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即將奔赴戰場的男孩對女孩說：「請照顧好我的父母，如果此生難以再見，那我們就在靖國神社相見吧。」雖然日本人對那場戰爭的立場不同，但這個故事卻讓所有人淚流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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