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革」前夜的中國》
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情況，通過蘇聯駐華使館陸續傳到蘇聯國內。當然，《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有關公開報導，也使蘇聯對此有所了解。可以想像，毛澤東在這年的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關於破除迷信（包括對外國的迷信，對馬克思的迷信）的強調，關於正確的個人崇拜與錯誤的個人崇拜的劃分，肯定也會傳到蘇聯領導人的耳朵中。這對於一向以老大哥自居的蘇聯人來說，就不難想像會產生何種感想。
更讓蘇聯人不舒服的是，中國人似乎不僅把資本主義國家的英美作為趕超的目標，而且還在暗暗使勁，產生了一躍而超過蘇聯，率先進入共產主義的想法。在蘇聯人看來，他們的國家要比中國發達得多，但赫魯雪夫也只敢提十五年趕上美國，基本上實現共產主義，而比他們落後許多的中國，原來還只是說用十五年趕上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位的英國，可不久就改變了口號。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時候，就已經變成了七年趕上英國，再用八到十年趕上美國。也就是說，趕上美國的時間幾乎與蘇聯老大哥同步了。而到了1958年9月初，毛澤東則乾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了。
毛澤東甚至並不忌諱中國要先於蘇聯進入共產主義。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說，在延安的時候，林彪同志向我說，將來中國要趕上蘇聯，當時我還不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提前到來，因為我們的方法比蘇聯好，速度比蘇聯快，再加上有6億人口和蘇聯的技術援助，理所當然要走到蘇聯的前面去。
在同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再一次講到了超過蘇聯的問題。他說，中蘇對比，我們快，他們慢的關鍵是，他們的資產階級等級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級懸殊，貓鼠關係，我們是幹部下放勞動，將軍當兵。他們缺乏群眾路線這一著，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較慢。另外還有幾種差別，工農、城鄉、體腦勞動，沒有破除。毛澤東還說，不管我們走得多快，還是要給蘇聯人留面子，我們一定要讓蘇聯先過渡，我們無論如何要後過渡，我們可以以社會主義之名，行共產主義之實。他還說，我們10年後就可以搞到4億噸鋼，160萬臺機器，25億噸煤，3億噸石油，還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們搞了那麼久，還沒有過渡，落在我們後頭，現在已經發慌了。他們還沒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搶上去。我們過渡到蘇聯人前面，他臉上無光。
且不說蘇聯人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種方式是否贊成，就是中國人這種不但要超英趕美，而且還要先於老大哥進入共產主義的雄心壯志，就必然使一向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頭人自居的蘇聯人感到很彆扭。
1958年赫魯雪夫訪華時，他就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很不以為然。在會談的過程中，赫魯雪夫明確表示:你們這個「大躍進」，我們還是不理解。我們認為有超階段、忽視規律的情況。毛澤東說: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聯合的生產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會主義的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餘逐步去掉。這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的，不是我們從上面布置的。赫魯雪夫仍是心存疑慮地說:這些我們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們自己清楚。總之你們這裡搞的一切都是中國式，你們比我們更清楚。說到這裡，赫魯雪夫就將話題岔開了。
其實，赫魯雪夫並不贊成搞人民公社。1958年11月，赫魯雪夫訪問波蘭。在同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他說:「中國人現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嗎，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滿頭包時，他們將會有經驗。」哥穆爾卡說:「然而在中國的公社問題上，我們沒有明確的立場。他們取得很大的成就，這是事實。」赫魯雪夫不以為然地說:「你們就試一試吧，我們決不會出來反對你們。」
尤其使赫魯雪夫沒有想到的是，中國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竟提高了毛澤東在蘇聯的威望。當時，莫斯科普遍流行這樣的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一個理論家、哲學家，這就是毛澤東，而赫魯雪夫只是一個種玉米的實幹家。還有許多蘇聯人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而赫魯雪夫沒有找到這樣的道路。據說赫魯雪夫聽了這些話後非常生氣。
在1959年1月的蘇共二十一大上，赫魯雪夫不點名地批評了中國的「大躍進」，含沙射影地說:「由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向高級階段的過渡，這是個合乎規律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不能任意破壞或越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分配基本上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進行。」「平均主義並不是意味著向共產主義過渡，而是破壞共產主義的聲譽。」「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變的，而是在經濟規律的基礎上發展的，它們取決於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水平。」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直言不諱地承認:「那個文件相當中肯地（而且我認為是非常準確地）分析了當時中國正發生的事情，雖然我當時並沒有點中國的名。我們的態度是明確的:我們不同意『大躍進』。」
1959年7月18日，赫魯雪夫在波蘭的波茲南省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群眾大會上，談到當年蘇聯成立的公社時說，那時許多人還不明白什麼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以為既然為共產主義奮鬥，那就直接組織公社，結果公社是組織起來了，但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即農民群眾的覺悟）。結果是大家都想過得很好，但又想對公共事業少出勞動，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麼結果。於是黨按照列寧指出的道路，把農民組織到勞動組合中，雖然集體勞動，但按付出的勞動取得報酬。這樣，我們的集體農莊也就鞏固了。
赫魯雪夫講這番話也很不是時候。此時，廬山會議正處於由糾「左」到反右的轉向階段，毛澤東本來就因彭德懷在其信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所非議而不滿，恰巧此前彭德懷訪問過蘇聯，這樣使他產生了彭德懷與赫魯雪夫是預先串通好，共同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發難的錯覺。在他看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與成績相比，不過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如今，彭在信中說「大躍進」是「有失有得」，赫魯雪夫也以蘇聯歷史上的公社垮臺，來暗喻中國人民公社的命運。這樣一來，不但促使毛澤東下決心在黨內開展「反右傾」，而且也將赫魯雪夫當做是國際上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總後臺。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的:「中蘇兩黨兩國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上的嚴重分歧當時雖然沒有發展為公開的爭執，但它引發的風波卻對中蘇關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毛澤東始終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真理，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而赫魯雪夫們所持的反對態度則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的公開批評更是粗暴地幹涉中國的內政。但在莫斯科看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幹了一件大蠢事，表明了他『妄自尊大』，表明了『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會主義世界——對他的天才和領導水平留有印象』等等。總之，此事對雙方的領導人來說，留下的都是嚴重的『惡感』，使得已經緊張的中蘇關係變得更加緊張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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