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是普通人該有的善良」——《鴛鴦六七四》與百年香港幫會史

1980年代後，香港黑幫片逐漸興起，並成為香港類型片的重要分支。圖為《黑社會》（2005）劇照（資料圖/圖）

馬家輝五十歲後開始寫作他的「香港三部曲」，第一部《龍頭鳳尾》花了三年，於2016年出版；四年後，第二部《鴛鴦六七四》於2020年8月出版。

《龍頭鳳尾》講述香港黑社會龍頭老大陸南才跟英國情報官張迪臣之間的曖昧關係，最後以張迪臣死於日本戰俘營、陸南才被盟軍飛機炸死結尾。

接替陸南才當了幫會老大的哨牙炳「金盆洗捻」（捻，廣東話卵的意思）的故事在第一部開了個頭，但在第二部裡才真正展開。黑社會本來充斥著黃賭毒，然而，馬家輝對幫會卻沒有那麼恐懼，家裡有位長輩就當過幫會老大。

「人心中總有陰暗、有光明，我們怎樣安頓光明和陰暗，我們對陰暗是承認它、面對它，還是排除它、壓制它？每個人的處境不一樣，性格也不一樣，會做出不同的選擇。」馬家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第一部「龍鳳」講的是「同志」之戀，第二部「鴛鴦」是陰陽相配。作為幫會老大的阿炳跟殺狗出身的阿冰相愛成婚，恰是「冰與火」的反差與平衡。在與上千女人告別的「金盆洗捻」儀式上，阿炳失蹤了，幾天後屍體被發現於海灘，已面目難辨。其時是1967年，海面上漂浮著逃港者的死屍。阿炳死後，一個幫會的新時代即將隨著1970年代廉政公署的設立而開始，這將成為馬家輝「香港三部曲」第三部的內容，止於1997年香港回歸。

「幫會就是無間道。」香港自開埠以來就伴隨著幫會的興衰起落，二者幾乎不可分開，這也是香港文化的曖昧之處——並非黑白分明。「我的書名用鴛鴦，也是香港精神的曖昧，在香港喝鴛鴦就是咖啡加茶，那種黑白不分的奶茶。」

2020年8月22日，圍繞《鴛鴦六七四》背後的百年香港幫會史，馬家輝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香港自開埠以來就伴隨著幫會的興衰起落，移民的湧入推動了香港各幫會的發展。（資料圖/圖）

「做下人情，便是播種」

南方周末：《龍頭鳳尾》你寫的是從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日佔時期，以陸南才和張迪臣的死結束。第二卷寫陸南才的繼任者哨牙炳的詳細身世直到1967年。香港幫會的歷史和一百多年香港史的關係是什麼？

馬家輝：對於幫會有不同的角度界定，在我看來幫會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幫忙。所謂仗義、義氣就是幫忙，幫忙不僅是幫助別人，也是幫助自己。我今天幫助你，不曉得什麼時候我需要你的幫助。這個精神從百年香港一直下來包括明清社會都有。我常喜歡講一個小數字，英國佔領了香港島之後，很快幾年間那些人就跑過來了。英國人就做人口統計，算一下有多少人，背景是什麼。沒記錯的話，大概19世紀40年代末期佔領了香港沒多久，香港兩萬五千人有四分之三有幫會的背景。

南方周末：除了殖民者以外，所謂的市民應該是很少的。

馬家輝：香港那時候兩萬多人，四分之三的概念等於兩萬人是幫會分子、黑社會。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香港被佔領成為殖民地，好多人都從四面八方跑來香港做不同的行業，搬運的搬運、做木工的做木工，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行業是採石。他們從大陸不同的省份來，潮州人、惠安人、廣州人甚至更遠的地方，福建人等等，總要互相支持幫忙。這個地盤是我們的，這個行業是我們的，你們外面的人不能來，或者說來了我們會保護你，可是你要繳一些會費，民間社會有這種概念。

所以從一開始，幫會的這種仗義，其實是自利也利他的，透過利他來自利的這種精神一直都存在於香港。這種幫會當然有為非作歹的一面，可是這種幫忙、仗義的概念一直以來都有，在香港，這種精神是很濃厚的。

南方周末：幫會最原初的意義有點像行業自我保護的組織？

馬家輝：當然它也是非法的。假如沒記錯，好像1940年底已經頒布了打擊幫會、地下組織的條例，好早就清清楚楚地打擊三合會。可是英國人很懂玩政治，有時候抓，有時候不抓，有時候還利用幫會來幫忙管理地下秩序，所以非法這一面很難除掉。至少我出生、成長的1960年代、1970年代對幫會是沒有很恐懼的，跟幫會有那種親近的感覺，有什麼事情就可以找幫會幫忙，幫會那種仗義是很溫暖的。殖民的時候，殖民者管著你，到1970年代才有一些所謂的社會福利，之前沒有的。你碰到情況怎麼辦呢？你就找幫會幫忙，包括幫會安排、演變出一種秩序，你的長輩、朋友中有一些幫會的人，你也不會覺得很可怕、很恐懼，只要他不要侵犯你的利益。

幫助英國人管理、控制香港的一些人當時被稱為漢奸，好多都是幫會的人，也是「無間道」。我經常提到一個人叫盧亞貴，他是個漁民，也是海盜，是幾個幫會堂口的老大，那時候當幫會堂口很容易，才十人、二十人就一個堂。盧亞貴是幫會老大，幫英國人買水、買糧食、賣鴉片，帶路，那就是漢奸。當時的清政府把他招安了，給他在廣東當小官，真的有官服、有名號、有錢的。他來了之後很快就說，我懂得英文，也跟他們熟，不如放我回去，我替你們提供情報好不好。結果他一回到香港，一方面替英國人繼續做鴉片買賣，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情報給清廷，他兩邊都幫，又是幫英國人的漢奸，又是當清廷的官，就是「無間道」。

南方周末：可以談談你親近的幫會的人嗎？

馬家輝：一個是我的舅舅，以前是警察，抓了毒販，貪小便宜，自己吸了毒，變成毒蟲，進出戒毒所和監牢好多回，許多時候住在我家，經常跟我談天說地，不斷提醒我要好好讀書，別像他一樣。他又對我說了許多幫會故事，包括幫會中人用的暗語和詩句。有一回，我在學校被欺凌，回家對他哭訴，幾天後，他陪我到學校找那群比我高大的同學算帳，他不高，但站在他們面前，氣場取勝，講了一些黑語狠話，把他們嚇得屁滾尿流。我不羨慕他的幫會背景，但羨慕他的膽色和勇氣，以後一直提醒自己，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要挺起胸膛面對，千萬別畏縮。另一位長輩是堂口老大，跑路到了臺灣，我在臺灣讀大學的時候經常在他身邊，陪同他跟三教九流的人見面，安靜地聽他跟他們對應，許多時候確是閒口一句，令對方甘願服從。他靠威勢，亦靠人情，所謂人情，就是從對方的立場去看，明白對方想要的是什麼。只要是人，便有所欲有所貪，只要供其所好，便有話好說了。那是混江湖的技藝，但若用在其他領域，其實也一樣，簡單來說就是，體貼對方、明白對方，在對方所欲和自己所欲之間，尋得一個折衷的解決方案。今天你幫忙我，明天我幫忙你，做下人情，便是播種，既是幫會中人的善良，亦是普通人該有的善良。

早期香港幫會入會儀式。（資料圖/圖）

「求財不求氣」

南方周末：不同時期，幫會與當權者的合作有什麼特點？

馬家輝：他們都是做兩面人，當時的幫會因為人主要從內地來，他們還是覺得寄人籬下，可是要討生活。需要的時候，他們也出錢出力。日本人佔領香港的時候，他們替當時的國民政府，把留在香港的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左翼的很多人，包括茅盾、黃苗子等都偷渡救回內地了。他們也幫中國軍隊救英國人，還在日本政府裡做臥底。不管是英國人還是日本人統治，他們在這個框架下來發揮這仗義、幫忙和曖昧。不管是合法還是非法的生活，我還是會為心中的理想做事。那個理想可能就是國家、抗戰或者民族主義，還有民間互相的幫忙。只有這樣的幫會精神，才能讓一百多年殖民歷史裡面的人能夠活下來，找到各自的空間。

所以，他們不管在日本人佔領之前還是之後，都有勾結的。當然有一些是很壞的，等於是流氓。日本人在統治的時候，他們就趁機來搶劫，為非作歹，那些人也是被瞧不起的。

南方周末：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據說有10萬人的幫會組織幫助日本人打英國人。

馬家輝：日本人佔領廣東都有些幫會分子來幫忙。那時候有個稱號叫勝利友，我們勝利了，反了英國人。有個小故事，日本人佔領了九龍半島，好多幫會分子渾水摸魚，在那邊搶劫。香港島還是英國人在管，香港島的幫會就很不服氣，就說現在要殺上太平山，因為那時候有錢的外國人主要住在半山。英國人都布防了，沒有能力去處理，就去求他們不要殺。英國警察高官找了杜月笙，杜月笙找了他的門徒，門徒就找了那些流氓，結果就有大概一兩百個流氓跟幾個英國警官在香港開會。談判結果就是英國警察賠了幾萬塊給那些幫會，你們來分一下。那些幫會的人也說好吧，我們求財不是求氣，拿了錢就分一分。

日本人統治香港之後，把歐洲人關在不同的集中營，幫會的人還去把他們偷偷地救出來，或是把糧食送進去，也算是仗義了。

南方周末：小說中阿炳死於大逃港時期，大逃港時期，幫會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

馬家輝：對他們來說，這就是發財的機會。他們安排一條龍服務，等於非法偷渡。有些是遊泳來，有些爬山過來，來到新界，要去九龍半島，還要找他們的親戚。你爬山過來，來到元朗，幫會的人就會接應，要收錢，你沒錢付他就先帶你去九龍找你的親戚，你先給兩百塊。可是他們也怕，幫會沒有太多參與暴動，他們掌握不了事情的變化。有一群人是那時候發財的，房價大跌，他們就買房，留下來的就發財了。

南方周末：早期的香港幫會與後來有什麼不同？

馬家輝：完全不一樣了。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了。幫會的存在、壯大，一定是跟警察、掌權的人勾結。警黑的結合在1970年代以前是非常嚴重的。廉政公署成立以前，港英政府也有反貪汙部門、反貪汙條例，大家就當笑話來說，又有一個部門，大不了多包一個紅包。後來廉政公署成立了，不管是警察還是黑社會，就面臨一個選擇了，你相信還是不相信。結果好多警察被抓了，有些黑幫頭目也走了，有些也轉為低調。後來就發生一個事情，因為廉政公署抓得很厲害，警察人心惶惶，結果幾千個警察上街遊行，警察等於是叛變了，還跑去廉政公署門口搗亂。英國當時的總督後來宣布特赦，1977年1月以前的案件，除非已經被舉報、在調查，否則既往不咎。那些警察馬上請客，擺個二十桌、五十桌請大家吃飯，以前的貪汙全部沒事了。荒唐是一回事，大家放了心，因為有個新規矩可以跟著。

我那時候十來歲，記憶很深。不管是警方、黑社會還是民間，不誇張地說，一夜之間變了另外一個香港。大家遵守它，成為行動的指引，在這種情況下，黑社會就不容易那麼肆無忌憚了。當然它有其他的方式，好像很多黃色的事業，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有那種交通小巴，有不同的路線安排，背後都有人收保護費，有一個地下秩序，潛臺詞是說你們要討飯吃，就在這一街區來搞，不要在其他地方搞，好像有這種默契。尖沙咀東部發展起來，好多商店、娛樂場所，他們收保護費。

他們也插足了房地產業，坐中間來幹預、幫忙，幫助地產商。樓房蓋起來了要裝潢，不管電器還是裝潢，他們也承包。在香港整個經濟發展過程裡，他們也分到自己的一杯羮，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南方周末：你書中寫到一個幫會頭目高明雷，他的堂口在九龍城寨，九龍城寨的變遷是怎樣的？

馬家輝：九龍城寨在1990年代初全部拆掉了，那個城寨很好玩，我們都知道它的歷史，「三不管」，據說清廷租借新界的時候故意要留下這個地方。「三不管」就變成香港的法律也沒在那邊執行，好多來香港混不下去的都進來了，房子大家亂蓋，密密麻麻，黃賭毒、吃狗肉，甚至警察都不敢進去。有些醫生從內地來，沒有資格在香港執業工作，就躲在那邊掛牌，收費很便宜，無牌行醫，可是那裡沒有法律，所以不存在有牌沒牌。後來到了從談判回歸到過渡期，它就成為中英雙方要處理的事情。最後英國人就說拆掉算了，就拆掉了，現在成為一個公園。可是它作為一個景觀，其實蠻可惜的。地球上有一個區域，樓房密密麻麻到這個地步，從你家的窗戶推開窗，跨腿可以到別人家，是蠻震撼的。

南方周末記者 朱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