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日美貿易戰:日本放棄未來30年,一再退讓換來美國變本加厲

曾幾何時，日本在半導體晶片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囊括了NEC、東芝（Toshiba）、日立(Hitachi)、三菱( Mitsubishi) 等國際知名企業，然而，短短30年間，日本也將自己逐步確立的競爭優勢拱手讓出。

自2018年3月以來，美國單方面挑起中美經貿摩擦，中國不得不採取反制措施來加以應對。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恐美」言論，認為中國不應與美國對抗，反而應儘可能滿足美方要求，換取美方的「豁免」。

一味委曲求全、妥協退讓，真能換來美國的「豁免」嗎？

回顧發生於上世紀60-9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不難發現，日本的一再退讓，換來的只是美國的變本加厲，影響負面且深遠。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曾幾何時，日本在半導體晶片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囊括了NEC、東芝（Toshiba）、日立(Hitachi)、三菱( Mitsubishi) 等國際知名企業，然而，短短30年間，日本也將自己逐步確立的競爭優勢拱手讓出——

1980年間日本半導體行業達到全球市場80%的份額；90年代其全球市場佔有率為49%；到了2017年則跌落至僅有的7%。

日本在半導體領域的大幅退縮，是日美貿易戰下的無奈之舉，更是日本經濟整體競爭力下降的縮影。

文 | 崔成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前一等秘書

編輯 | 蒲海燕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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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變

二戰後，日本經濟逐漸恢復並高速增長，1968年日本躍升為僅次於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經濟貿易的快速發展，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經濟格局，加劇了各國和地區之間貿易發展的不平衡，從而引發一系列經貿摩擦。其中，日美貿易摩擦最受關注，影響也最大。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伴隨經濟逐漸恢復，日本紡織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迫切需要擴大海外市場。當時，歐洲處於戰後復興階段，日本與英法等發達國家尚未恢復正常貿易關係，而許多發展中國家仍處於殖民地統治下，美國成為日本最主要的產品出口地。由於日本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低於國際市場，對美出口不斷擴大，1955年日美之間在戰後首次爆發紡織品貿易糾紛，從此拉開了日美貿易摩擦的序幕。

直到60年代前期，日美貿易摩擦主要圍繞輕工業品、雜貨品等展開，涉及棉織品、手帕、鞋、金槍魚罐頭、陶瓷器、縫紉機、膠合板、玩具等產品。其中，圍繞紡織品的摩擦最為激烈。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自1956年1月開始對美出口棉織品實行自願限制，1957年雙方籤署《日美棉織品協議》，直到1971年籤署《日美紡織品協議》，日美紡織品貿易摩擦才告一段落。

1965年，日本對美貿易出現順差，並在此後的40多年裡（除1967年和1975年外）基本保持順差，美國對外貿易政策隨之發生微妙變化，日美在鋼鐵貿易領域開始出現摩擦，並成為60年代中期以後的主要摩擦領域。1969年1月，日本對美鋼鐵出口啟動自願限制措施。

70年代以後，隨著日本產業結構的重心從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日美間貿易摩擦的領域亦從鋼鐵擴大到家電、錄像機、船舶、汽車、半導體等。到80年代中期，日美間的鋼鐵貿易摩擦落下帷幕，雙方政府達成協議，日本對美鋼鐵出口實行自願限制。

在此期間，日美圍繞彩電的貿易摩擦不斷升溫。自1970年8月起，美國對日本製造的電視機及相關產品先後採取停止驗關、認定傾銷、要求日本自願限制出口、徵收傾銷稅等措施，抵制從日本進口。繼彩電之後，日美間圍繞汽車領域的貿易摩擦更加引人關注。隨著兩次石油危機的爆發，具有節能省油特點的日本汽車等交通工具在美國十分暢銷，對美出口迅速擴大。1980年2月，美國汽車勞動協會要求日本對汽車出口實行自願限制。

80年代中期以後，日美貿易摩擦進一步激化，美國開始將匯率作為緩解貿易收支逆差和貿易摩擦的重要工具。日美間圍繞汽車、摩託車等產品的貿易摩擦，一直持續到90年代前期。這期間美國還要求日本對從美國進口的牛肉、橙子實行自由化，日美兩國在稅務、技術專利等領域也開始出現摩擦。

整體來看，面對美國的打壓，日本沒有進行任何反抗，反而主動配合美國，比如要求日本汽車企業自主限制對美出口、鼓勵其在美國投資建廠、鼓勵國民購買美國汽車等。日本的妥協做法是為了儘早「息事」，但不代表就能獲得美國的「豁免」，反而令美國更加肆無忌憚，增加了在半導體、鋼鐵等領域對日本進行打壓的「底氣」。特別是1985年，日本迫於美國的壓力，最終籤署了「廣場協定」，日元兌美元匯率大幅升值。這為此後日本經濟崩盤，深陷「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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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

在日本「泡沫經濟」崩潰、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產業競爭力下降的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開始致力於結構改革，不斷放鬆國內規制，對外開放市場。隨著日美間的貿易摩擦逐漸弱化，日元對美元匯率的變化趨於平穩，日美貿易摩擦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然而日美之間的差距也在逐漸拉大。

1.日本人均GDP由優勢變為劣勢

儘管日本經濟因泡沫破滅而受到重創，但人均GDP仍由1990年的與美國旗鼓相當，提升至1995年4.19萬美元，明顯高於美國2.87萬美元的水平，也成為日本領先美國最多的一年。

但之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日本人均GDP對美國的相對優勢消失，雙方差距自此開始逐步拉開。

儘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略有縮小，但之後又繼續拉大（圖1）。2019年4月15日，IMF發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資料庫》中相關數據顯示，2018年日本人均GDP為3.93萬美元，在G7國家中僅略高於義大利，已不到美國6.26萬美元的2/3，日、美已不在一個層級之上。

2.日企在全球500強中由優變劣

在1995年世界500強排行榜中，日本企業數量為149家，排名全球第二，僅略低於美國151家的水平。日本早在此前的1989年最高點時，其企業市值總額曾為美國的1.5倍，佔全球的45%。1995年之後美國處於上升通道，而日本則出現了明顯下降，雙方之間的差距也在逐漸拉大（圖2）。

至2006年，世界500強榜單中的日本企業數量已減少至70家，十年期間數量減半，而美國則為170家，日美之間的差距首次拉大到100家的水平，之後，儘管雙方的數量均緩慢下降，但日美之間則始終保持著較大的差距。

2018年日本上榜公司數量為52家，排名全球第三位，尚不及美國126家的水平的一半，且以豐田、本田、日產等汽車製造商為主。

表1中統計數據顯示，1995年全球500強中日企排名要優於美國，包攬了全球前5位，但到了2019年，日本企業不僅在數量上明顯處於劣勢，而且相比美企的排名相對穩定而言，日企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排在最前面的豐田公司在全球僅排名第10，而且前10之中竟然有兩家企業已排在全球100名之後。

從上榜企業的行業分布看，1995年時美國主要是汽車、IT、食品健康等企業，而日本則以商社、汽車為主導。到了2019年，美國則演變為以IT、信息通信、製藥等現代高科技企業為主，日本仍保持汽車、商社的傳統格局，只不過商社地位有所弱化而已。

3.日企在美國獲得專利數量由主導變為次要

二戰結束之後，美國科技水平一直在全球處於明顯領先地位。但是，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崛起，其在科技領域的進步也非常明顯，甚至威脅到美國的主導地位。例如，外國公司在美國獲得的專利數量由1963年的17%，上升至1987年的48%，到1990年仍保持相同的水平，其中，日本企業佔據了絕對主導地位。在1980年排名前6的還都是美國公司，但到了1990年，前4位均被日本公司所佔據，並且日企在前10位中佔有5席。

之後，美國逐步實現了趕超，韓國與中國臺灣地區的IT企業也實現了快速崛起。在2018年獲得美國專利數量的排名中，前20位之中只有4家不是IT及信息通信類企業，4家之中還有福特和豐田兩家車企。美國在前10位之中佔據了6席，而日本只有1家企業上榜，已完全處於劣勢。在排名前20的16家IT及信息通信行業主導企業中，不僅沒有1家日本企業，而且與1990年時前10位之間差距不明顯狀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8年排名前2位的IBM和三星電子的專利數要明顯領先於其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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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在經濟領域的強勢崛起，在全球產生了巨大震動和影響，亞洲「雁形模式」給美國企業帶來的巨大壓力與衝擊，日本先進的企業文化與管理模式更受到各方追捧。不僅開創了「新加坡模式」的時任總理李光耀提出了「亞洲文化」和「亞洲發展模式」等新發展理念，日本的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還共同撰寫了《日本可以說不》、《日本堅決說不》等民族主義著作，所有這些都給了美國人以極大的刺激。

在1968年到1994年的二十多年時間內，美國以智慧財產權保護等為口實，動用「301條款」對日本發動了多輪貿易戰，從紡織品、彩電、鋼鐵、汽車，一直打到匯率、半導體及結構性問題等領域，貿易戰產業層級也隨著科技進步在逐步提高。

當時美國採取的策略基本上都是對相關日本輸美產品加徵100%關稅，要求日本自動限制對美出口產品數量等，每當一個領域的摩擦得到初步化解之後，日本又依託其強大的技術基礎及產業政策，在另一個技術含量更高的領域實現了趕超，美國緊跟著又繼續發動下一輪貿易戰，如此循環往復。

日本當時具有的相對優勢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建立在大陸法系基礎上的強力產業政策扶持；

*當時更為先進與優秀的企業文化及管理模式；

*能吃苦耐勞的高素質勞動力及相關教育培訓體系。

這些不僅是「亞洲模式」的顯著特點，更是以判例法為基礎的西方文化背景的美國所無法效仿和平等競爭的，所以，美國只好憑藉其在戰略軍事控制力、市場影響力，以及金融統治力等優勢，不惜代價發動多輪對日貿易戰。

在貿易戰期間，日本在產品市場及話語權等方面的劣勢被充分暴露出來。1985年日本對美國商品出口佔日本總體對外出口的37%，並且在上世紀80到90年代初的一段時期內，美國市場上約20%的半導體設備、30%的汽車、50%以上的工具機，以及大部分消費類電子產品都是日本生產的，因此，美國市場對日本產業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針對美國出臺的加徵100%關稅及迫使日本自動限制出口等措施，日本企業缺乏可行的應對辦法，再加上戰略安全等完全控制在美國手中，其只能全盤接受美國提出的各種要求。

更為重要的是，受全球技術發展與進步速度與進程所限，在日美貿易戰打到半導體及結構性問題等領域時，日本已找不到新的大規模的產業提升空間，只能放棄部分半導體硬體產業的趕超，以確保其在汽車、鋼鐵等傳統產業領域的美國市場份額，可以與微軟的視窗作業系統一爭高下的TRON作業系統等軟體的研發與應用更是被迫停止。

從圖5的2018年日本主要產品出口結構中可以看到，汽車及零部件仍為其主要出口產業支柱，特別是在對美出口方面，2018年日本對美貿易順差的80%左右都來自汽車及零部件領域，這還沒有包括日本在墨西哥所設工廠的輸美生產，以及在美工廠的生產量。

換句話講，日本通過在半導體和產業政策領域的大幅退縮，保全了汽車及零部件領域的美國市場，不僅是明顯的無奈之舉，對日本產業發展的影響則更為負面且深遠。

在打壓日本的同時，美國也儘可能借鑑日本產業政策經驗，組建了半導體製造技術戰略聯盟，為IBM、德州儀器等IT巨頭的興起打下了良好基礎。同時，在贏得美蘇冷戰、日美貿易戰，重新確立在IT領域的全球霸主地位之後，為進一步鞏固已取得的優勢，美國又牽頭推動了WTO的建立，大大推動了經濟和產業鏈的全球化進程。

為降低成本、提高產業鏈整體效率，美國在IT領域替代了日本過去在「雁形模式」中的產業分工位置，將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乃至日本納入到了其全球IT及半導體產業鏈條之內，並提供相應的市場空間，不僅為三星電子、LG電子、臺積電、鴻海等企業的崛起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技術與市場條件，也間接壓制了日本相關產業的發展空間，日本企業只能在美國允許的範圍內，憑藉其固有的產業和技術優勢，逐步轉向部分高端配套零部件領域，這也是近期日韓貿易戰中日本能夠卡住韓國要害的原因所在，但對美國而言，缺乏整體競爭力的日本顯然是安全且更有助力的。

再如，在上世紀90年代IT革命時期的計算機領域，軟體系統和臺式計算機完全由美國主導，日本只能依靠其精細化的產業技術優勢，提供內存、顯卡、顯示屏等高端配件，並在筆記本電腦和數位相機等領域找到了一定的市場突破口。在之後的3G到5G，以及普通手機到智慧型手機的發展過程中，日本企業同樣依託其在高端零部件領域的技術優勢，分得一定的利潤空間。但是，由於其在IT領域缺乏主導地位，以及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相關企業的崛起，其與美國之間的差距則越拉越大，甚至在部分前沿領域被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以及我國企業所超越。

在全球經濟即將由資訊時代步入智能時代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於2016年出臺了《超智能社會5.0》戰略，試圖依託其在全球市場佔比達到80%左右的機器人等硬體領域的產業及技術優勢，引領AI產業發展，逐步彌補其在數位化領域的短板，以確立其在智能時代的產業和技術優勢，找回失落的十年乃至二十年。

當前在自動駕駛領域，就已經出現了日、德的試圖以硬體引領軟體，與美國的試圖以軟體引領硬體的發展模式之爭。在美國將主要關注點轉向中國，亞洲模式重新開始復甦的時候，日本或許能夠為自身智能產業的整體發展，尋找到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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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

在川普政府對我發動貿易戰之後，其核心目標與當年日美貿易戰並無二致，都是想方設法迫使對方接受城下之盟，以確保美國在全球高科技產業中的主導地位，操刀者也都是萊特希澤本人。

相比日本當年而言，我國同樣也具備如下相似的相對優勢：

*建立在大陸法系基礎上的強力產業政策扶持；

*以華為為代表的更為先進與優秀的企業文化及管理模式；

*能吃苦耐勞的高素質勞動力及相關教育培訓體系。

其中，以華為為代表的「共有產權」模式，不僅有效解決了經濟全球化後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所帶來的衝突與矛盾，還很好地解決了企業長遠戰略與短期利益平衡問題，可以說代表了全球企業未來發展方向。同理，按照十九屆四中全會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淡馬錫模式（存量資產）+華為模式（新增資產）的有效組合或為我國的國企改革提供一條極富競爭力的全新路徑。

除上述三方面的比較優勢之外，在經濟與產業鏈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國還具有如下三項重要的比較優勢：

*政治、軍事及外交的完全獨立與自主；

*未來將超越美國的巨大市場潛力；

*高效低成本，具有明顯競爭優勢的全球化產業鏈體系。

在當前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中，對於與日、韓、德等國企業相比，在很多領域已處於劣勢的美國企業而言，如果失去我國市場及高效低成本產業鏈，所受打擊將會是致命的。但是，如果我國在高壓下簽署了城下之盟，川普就更有能力和理由壓盟友籤署，對美國企業的不利影響將被完全逆轉，這也正是川普全面發動貿易戰的終極目標之所在。因此，對川普為何選擇我金融去槓桿的經濟最艱難時期突然發動貿易戰，以及隨後貌似失去理智的不斷持續施壓，也就不難理解了，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戰略設計與考量。

同樣，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由壓盟友放棄使用華為設備也是一把雙刃劍，哪國照做了，要支付更高額的成本不說，因5G是邁向智能時代的關鍵性基礎設施，實現5G時間滯後2-3年，將使其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存在著被邊緣化的巨大風險，最後的抉擇或將決定該國未來命運，使其不得不三思而行。因此，只有強力施壓盟友一致採取行動，才會得到對美國有利的最終結果。

那中國該怎麼做？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