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商品加徵500億美元關稅、中國對美價值30億美元的100多種商品加徵關稅、美額外對1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中國對原產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徵25%的關稅……
看到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逐步升級，日本銀行（日本的中央銀行）前行長白川方明感到這個場景有些眼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剛進入日本銀行工作的白川方明，親身經歷了當時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也見證了由此引發的日美貿易政策和貨幣政策變化。
白川方明認為，目前中美貿易摩擦與那時的情況很像，但如今中國面臨的問題更為複雜。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上世紀60~90年代，日本與美國之間頻繁發生貿易摩擦，並最終升級為兩國間的「貿易戰」，造成深遠影響。在近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來自日本、美國等國家的嘉賓，回顧日美「貿易戰」的歷史，認為這段歷史對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有諸多啟示。
中國應當吸取日本的教訓
上世紀70年代，日本家電業崛起，並在美國佔據三成市場份額，巔峰時，對美出口佔日本彩電出口的九成左右。但因為貿易摩擦加劇，在1977年，美日籤訂貿易協議，日本「自願限制出口」。
上世紀80年代，日本汽車業對美出口飆升，成為日本對美貿易高額順差的核心產業。在美國的抗議和打擊下，日本汽車廠家改為赴美投資、自願限制出口、取消國內關稅。
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日本的紡織品、鋼鐵等行業也遭遇了類似的經歷。而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及90年代，日本的半導體晶片對美國產業造成衝擊，美國以反傾銷、反投資、反併購等手段進行貿易保護，最終以日本對美出口產品進行價格管制等手段告終。
年過八旬的日本歐力士（Orix）集團資深董事長宮內義彥見證了日本戰後的經濟騰飛，也親歷了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在他看來，美國與日本在那時出現貿易差距，最終卻提出並要求日本實施限制出口等解決方案，「真是非常地奇怪」。
彼時，受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壓力，日本政府放寬了金融政策，推出經濟刺激項目，央行降低利率。1985年，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籤訂了著名的「廣場協議」，規定日元與馬克（聯邦德國的法定貨幣）應大幅升值，美元應大幅貶值。之後，上述五國聯合幹預外匯市場，拋售美元，繼而推動日元持續大幅升值。
在「廣場協議」籤訂後的幾年，大量的日元資金流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特別是房地產領域，造成房產價格上升過快，形成泡沫。宮內義彥認為，當時的政府「犯了一個錯誤」，想要打破房地產等領域的資產泡沫，以使之恢復到正常水平，但「進行了矯枉過正的調整」，造成消費物價指數（CPI）過分下降。
「當時CPI根本就沒有上升，沒有泡沫。」宮內義彥認為，日本政府出現的誤判，以及之後出現的經濟泡沫，和將近10年的經濟發展「停滯期」，從根本上是源於日美「貿易戰」之後的一些列貿易、貨幣政策。
「我覺得中國政府從日本的經驗上學到了很多。」宮內義彥說。白川方明也認為，日美貿易產生巨大差距後，美國逼迫日本調整匯率，進行日元貶值，導致了長期的貨幣寬鬆政策，是造成日本經濟泡沫和「停滯」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是不是要吸取當時的經驗教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肯特·凱爾德（KentE.CALDER）以商量的口吻提出，日本當年的貿易政策轉變，以及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貨幣政策轉變，影響了後續的很多機制，包括長期信貸、銀行發展等。這對今天再次出現在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提供了一定的啟示。
內部結構性改革是重點
作為當年日美「貿易戰」的親歷者，以及之後日本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之一，白川方明對目前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仍保持謹慎觀察的姿態。他認為，對於「貿易戰」這類帶有明顯政治屬性的經濟話題，需要更為理智、全面的思考，應該回歸兩個國家的「基本面問題」。
以日本當時的宏觀經濟狀況為例，白川方明指出，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增長速度雖然在國際上仍然很快，但與之前幾年相比有所下降，但當時的決策者不能接受經濟增速下降的現實，希望通過加槓桿等措施來刺激經濟保持高速增長。
回顧當年的歷史，他認為應該仔細研究「貿易戰」背後，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等核心問題。以人口結構為例，恰恰是在日本「人口紅利」最高的時候，日本的經濟泡沫破滅了。白川方明指出，在持續的貿易摩擦背後，更應該關注和尋找解決本國經濟內部結構性問題的辦法。
宮內義彥指出，當時面對來自歐美國家的壓力，日本央行的做法是正確的，但要解決外部貿易摩擦、內部經濟結構等問題，所依靠的不只是貨幣政策，還要通過財政政策來提高供給側需求。「在現實過程中，貨幣政策的寬鬆只是一個工具而已，這對我來說是比較失望的，因為只有貨幣政策在發揮作用。」
事實上，日美「貿易戰」時，日本經濟是典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國內消費需求在經濟發展「三駕馬車」中所佔比例較低。而今天，內需已經成為日本經濟最重要的部分。據宮內義彥介紹，如何穩定內需、提升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已經成為日本政府關注的頭號大事。
肯特·凱爾德認為，日本在「貿易戰」期間的財政政策不夠積極，這也是一個問題，背後所反映的是，在自身產業高速發展的同時，日本國內當時的體制轉型過程並不成功，特別是全球化的過程太快了，反而毀壞了日本的一些機制。他指出，中國可以從中吸取教訓。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則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日美「貿易戰」的另一個主角。
在他看來，美國在上世紀60~90年代將貿易逆差歸罪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並且逼迫日本把生產轉移到美國，但直到今天，美國所面臨的貿易逆差並沒有減少，反而還在繼續增加，這說明關鍵問題還是在於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
「現在美國的貿易逆差同樣是因為儲蓄率太低，只有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林毅夫說。但讓他感到遺憾的是，美國並沒有從自身問題下手，而是繼續盯著貿易逆差不放。他認為，中國再次面臨著類似的情況，「這次我們有理由做我們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