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櫟陽城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西安市東北60公裡的中國航空城閻良東部石川河畔，是商鞅變法之地，秦漢帝國的搖籃，中國歷史上的改革之都、法治之都，聞名遐邇。筆者生於櫟陽遺址附近的耿東村，地緣之便，從小對櫟陽的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對櫟陽遺址有著特殊情懷。三十年來，圍繞櫟陽歷史的挖掘研究和宣傳推介做了許多工作。欣逢秦漢櫟陽城考古發掘四十周年，特撰此文，追憶往事，以舒心志。
大約1985年的時候，我的家鄉武屯還屬於臨潼縣管轄，我在武屯鄉西相小學圍牆外見到當時臨潼縣人民政府樹立的「古櫟陽都遺址」的文物保護標誌，知道這裡是秦都遺址。當時鎮上還有一家「古櫟書店」，是櫟陽城遺址區域西相村人開的。至於櫟陽的詳細歷史我並不知道，甚至還從鄉人口中得到過秦始皇先祖秦穆公曾在此打仗的錯誤信息。
1987年，家鄉武屯劃歸西安市閻良區管轄。1990年，我從閻良區政協編纂的《閻良文史資料》第一輯中看到了《秦都櫟陽遺址簡介》。這篇文章是從1966年《文物》第1期中《秦都櫟陽遺址初步勘探記》一文摘錄的。這篇文章雖然只有兩頁，但使我知道了櫟陽城的規模和具體範圍，知道了這裡曾是商鞅變法之地，是楚漢相爭時期劉邦與項羽爭奪天下的大本營。這點課外知識還被我寫進作文，受到老師的表揚。直到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秦都櫟陽遺址初步勘探記》的作者是陝西考古界的前輩田醒農、雒忠如二位先生，1989年建議在《閻良文史資料》第一輯中增加此文的是閻良籍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武伯綸先生。
上高中期間，我先後查閱了《閻良文史資料》第二輯、《臨潼縣誌》《臨潼縣地名志》《秦文化研究叢書》《麗山名勝古蹟志》等書籍，從中獲取了不少關於櫟陽的史料。同時，還和同學到櫟陽遺址區域的關莊村、御寶村、南丁村的田間地圖採集了不少瓦當殘件。1997年，我嘗試著寫了一篇3000多字的《古都櫟陽》一文，這篇文章成為我撰寫文史稿件的起點，也是我關於櫟陽研究的起點。1999年春，我在未央宮派出所實習期間，有幸認識了當時在張家堡發掘古墓的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孫秉君老師，他給我提供了劉慶柱、李毓芳老師1985年發表在《考古學報》第3期上的《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試掘》一文。當時，閻良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正在編纂區志，亟需這篇記述1980年——1981年的櫟陽城遺址考古發掘資料，我隨將此文轉送給區志辦，被收入新編的《閻良區志》。
此後，我不斷搜集櫟陽史料，加深了對櫟陽歷史地位的理解。戰國時期，秦獻公、孝公兩代君主在此勵精圖治，除舊布新，使秦國走上了富強之路，為後來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秦漢之際，塞王司馬欣建都於此，曇花一現。劉邦平定三秦，以此為都，作為與項羽爭奪天下的大本營，在漢王朝建立的過程中，櫟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櫟陽歷史上曾三次為都，在中國的都城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後都城時代，櫟陽在西漢時期曾是全國第二城市，此後又作過東漢至魏的萬年縣城、北周廣陽縣城、隋代萬年縣城，名人輩出，在歷史進程中不時綻放出絢麗的色彩。
2005年我從閻良籍文史學者王仲德先生諸多著作中得到啟示，對此前收集的櫟陽史料進行梳理，開始著手編纂一本方志體例的介紹櫟陽歷史的小冊子。2006年6月，時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的劉慶柱先生給我寄來了櫟陽城遺址1980年——1981年考古勘探報告，裡邊有不少出土文物和發掘照片，進一步豐富了我的書稿。我還和同事侯普學到臨潼博物館拍攝了上世紀60年代櫟陽遺址出土的文物。同年12月，這本小冊子——《櫟乘》(又名《古櫟陽志》)終於完成付梓，西安電視臺、《西安日報》《閻良報》都作了報導，當時在閻良區還引起不小的轟動，許多關於櫟陽的信息後來成了百度詞條。但現在翻閱，仍覺得當時經驗不足，資料缺乏，略顯膚淺粗糙，可讀性不強，不能作為一本普及歷史讀物和旅遊讀物向外推介。
2010年起，我在閻良區政協工作八年期間，圍繞地域文化的挖掘整理，做了荊山文化、關中山東移民和儒醫武之望幾個專題的研究，但對櫟陽的關注一刻也不沒有中斷，搜集整理櫟陽史料和推介櫟陽城遺址的腳步一直沒有停歇，在編纂的文史專輯《中華原》《閻良文獻輯要》中都收錄有櫟陽遺址的重要史料，圍繞櫟陽城遺址的保護利用組織過兩次委員專題視察，撰寫調研報告，呈送區政府參考。
2013年起，為了進一步做好櫟陽城遺址的保護工作，國家文物局重啟櫟陽城遺址考古工作。以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瑞為隊長的考古隊經過幾年的艱辛工作，順利完成了1964年陝西省文管會和1980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調查試掘的武屯境內的櫟陽城遺址（編號為1號城址）復勘工作，並校正相關數據，1號城址南北2430米，東西至少1900米，東城牆尚未發現。但發現該遺址為戰國晚期至西漢中期，與商鞅變法時期的時代無法契合，隨即擴大調查勘探範圍，在1號城址北側古城屯、咀子村一帶發現了一座南北3800米，東西3100米的古城，規模宏大，編為2號城址。這座古城的時代為西漢武帝時期到王莽時期的城市，是西漢全國第二大城市。2014年春，考古隊在2號城址西側新牛村與萬合村之間發現3號城址，經過勘探，陸續發現了大型院落和宮殿建築群，出土了動物紋瓦當、巨型筒瓦、槽型板瓦，刻劃有「櫟陽」銘文的陶壺殘器，發掘發現了半地下室建築。所有這些都把這裡指向商鞅變法之地——秦櫟陽都城遺址。3號城址應為秦漢櫟陽宮宮城遺址，時代為戰國中期至西漢初年。豐碩的考古成果，終結了櫟陽是否作過秦都的爭論，找到了漢承秦制的鑰匙，改變了我們對先秦洗浴文明的認識，發現了我國古代著名水利工程鄭白渠遺址，無愧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殊榮。
2018年1月31日，我離開區政協，忝任閻良區文化和旅遊局（文物局）副局長，從事文物旅遊工作，有幸直接接觸到更多的史料和考古發掘成果，在和劉瑞隊長等諸位老師的長期交流中，對秦漢櫟陽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在此期間，我認真履職，積極為櫟陽城遺址的考古發掘提供優質服務，做好保障工作。對政府租賃的95畝考古用地安裝圍欄和監控設施，爭取省文物局460萬元的資金支持，啟動秦漢櫟陽城遺址考古工作大棚建設。圍繞櫟陽城遺址的宣傳推介，在區文物局7樓開闢文物展室，將我早年採集的秦磚漢瓦全部捐贈給文物局；在西安和閻良先後舉辦櫟陽建城2400周年書畫展；舉辦盛大的秦漢櫟陽城遺址考古開放日；適度開展考古研學遊活動，進一步提升了櫟陽城的知曉率和影響力。
文化是旅遊的靈魂，旅遊是文化的載體。隨著秦漢櫟陽城遺址考古工作不斷推進，櫟陽考古遊受到熱捧，加強櫟陽城的保護利用成為全區人民的心聲。新的考古成果修正豐富了此前關於櫟陽遺址的認識，無論從地域歷史文化推介還是旅遊開發來說，都亟需一本全面詳實介紹古都櫟陽歷史的讀物。2020年10月16日，因工作需要我被調回政協，再次從事鍾愛的文史資料徵集編纂工作。時值9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中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考古工作作出重要講話不久，全市深入推進加強文化建設,促進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之際，我向區政協領導匯報了貫徹領導講話精神，服務文旅融合發展大局，編纂文史專輯《古都櫟陽》的建議，獲得領導的首肯和大力支持。由於過去搞文史資料工作有一定的積累，2018年又從事文物旅遊工作，接觸了大量的考古資料，我也就信心滿懷，對櫟陽的歷史資料進行再次梳理，參考50部史志、文博、報刊的相關資料，去偽存真，增訂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發現資料，採訪了許多知情人、歷史見證人，搜集了許多珍貴照片，以時間為經，歷史事件和人物為緯，首次按照史話的編纂體例，上迄公元前383年秦獻公遷都櫟陽開啟改革大幕，下至當前櫟陽第三次考古發掘所獲重大發現，再現了2400餘年間櫟陽作為都城時代的輝煌和後都城時代的滄桑變遷。全書6萬餘字，160餘幀圖片，內容豐富，史料詳實，圖文並茂，是一部全面、客觀、系統介紹櫟陽歷史文化的文史專著。這本書就是紙上的櫟陽城遺址博物館。
我與櫟陽遺址三十年的故事給我兩點重要啟示：一是對自己鍾情的事業，要鍥而不捨，持之以恆，一定會天道酬勤；二是政協文史工作是一項崇高的文化事業，在弘揚地域文化，滋養文化自信方面可以大有作為。比起專家學者，我的貢獻渺小了許多，但我能將自己的愛好與身邊的國寶緊密聯繫一起，能在文化自信方面有所作為，為家鄉的文化建設略盡綿薄之力，感到無限欣慰。櫟陽遺址是秦漢文明的重要見證，是我們滋養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衷心祝願秦漢櫟陽城遺址能夠早日建成彰顯秦漢文明的標識地和考古旅遊目的地。
(圖片提供：李飛）
作者簡介：李飛，男，漢族，祖籍河南新鄭，1978年生於西安市閻良區武屯街道耿東村。西安文史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現供職於西安市閻良區政協文史委，長期致力地方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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