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上海
第一節全總上海辦事處
一、組織狀況
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全總上海辦事處)，是民國14年(1925年)～民國16年(1927年)4月間全總派駐上海的領導機構。
全總於民國14年(1925年)5月中旬召開的第二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決定在廣州設立省港罷工委員會，在上海設立全總上海辦事處。這次會議還決定執行委員劉少奇、李立三、孫良惠負責全總上海辦事處的活動。會後，全總立即派出副委員長劉少奇偕執行委員孫雲鵬赴上海負責籌備事宜，並發文通知了各地的工會組織。同年7月6日，全總上海辦事處在《民國日報》等上海各報刊出啟事，宣布全總上海辦事處已經設立，在上海閘北寶通路順泰裡第四弄30號正式辦公。啟事還宣布中國中部及北部地區的工會運動由該辦事處負責領導。該辦事處內部也作了分工，全總執行委員、副委員長劉少奇負責主持全面工作，全總執行委員、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任組織部長，全總執行委員、經濟部長孫雲鵬任經濟部長，全總執行委員孫良惠任宣傳部長，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林育南任秘書部長。同年9月18日，奉系軍閥在上海封閉上海總工會，鎮壓各工會組織，全總上海辦事處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不久，李立三、劉少奇等主要領導人相繼離開上海，全總上海辦事處停止活動。
民國15年(1926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決定加強全總上海辦事處的工作，要求全總上海辦事處在組織上要與各地工會發生密切聯繫。同年8月8日，全總上海辦事處在上海發出通告，宣布恢復活動。不久，全總上海辦事處參與領導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全總上海辦事處工作人員大多被迫離開上海，辦事處停止活動。武漢國民黨汪精衛集團公開叛變革命，全總機關從武漢遷到上海，上海及其周圍地區的工人運動即由全總直接領導，因此沒有再建立全總上海辦事處。
二、主要活動
反對北京軍閥政府頒布的工會條例民國14年(1925年)7月3日，尚在籌備中的全總上海辦事處與上海總工會聯名致電北京段祺瑞執政府的農商次長和法制院院長，針對6月6日北京執政府公布的《工會條例》(草案)提出，工人應有權成立自己的組織——工會，政府應廢除嚴禁工人罷工的法令。7月6日全總上海辦事處宣布正式成立後，多次通電全國各工會組織起來抗爭，反對這一不合理的條例草案。當時，上海不少廠家的資本家都在與罷工工人進行復工談判，他們拒不承認工會有權代表工人。全總上海辦事處又於8月13日、9月9日兩次致電北京執政府，表示如該條例不加修正便頒布實施，全總上海辦事處及80萬工人將堅決不予承認。9月18日，上海總工會被查封，全總上海辦事處轉入地下活動，反對軍閥政府頒布的工會條例一事亦隨即中止。
資助與撫恤各地在鬥爭中受難工友五卅慘案前後，青島、武漢、廣州、九江、南京等地也同時發生帝國主義勾結封建軍閥鎮壓工人和民眾的事件。數十萬工人罷工，被捕與死傷工友為數不少。為維持罷工工友及家屬的生活，為撫恤死傷工友的家屬，全總上海辦事處於民國14年(1925年)7月7日在上海各報公開發出快郵代電，請各界籌款接濟工人。電文指出：「帝國主義殺我同胞，青、滬、港、粵流血遍地。連日來上海英兵又槍斃工人，工部局並停止供電，加緊戒嚴，可知形勢仍在擴展。現青、滬、港、粵等處，外廠罷工工人約計在五十萬左右，罷工最久者在兩個月以上。」「雖各方有所接濟，然需費甚巨，且此系長期爭鬥，非一日能了結。死傷失業，在在需款，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號召各界同胞「念工人罷工乃為民族之生存而奮鬥，其成敗利鈍直關係吾民族國家之興亡」，儘快「籌募大宗款項，接濟各地罷工工人，以資持久。國家前途，實利賴之。」接著，全總上海辦事處於7月8日向各地工會組織發出通告，要求將死難、受傷與被捕工友的情況調查清楚，以便依照死者、傷者及在獄者3項分別救濟。當年8、9月，全總上海辦事處對顧正紅等上海被難工友的家屬發放了撫恤金。同年8月間，上海工人在罷工鬥爭中，有2000多工人被解僱。全總上海辦事處於11月，發出通告，指出這2000多工人「都是工人階級中的熱心分子。自失業以後，饑寒交迫，困苦萬狀，急待救濟」，希望各地工會組織盡力給予捐助。通告還譴責上海總商會把持捐款，拒不救濟失業工人的做法。
支持上海及各地工人的鬥爭民國14年(1925年)7月31日，南京下關的英資和記蛋廠工人為工資事與廠方發生爭執，英國海軍陸戰隊和中國軍警向工人開槍射擊，死3人，傷數十人，被捕80餘人。全總上海辦事處於8月3日向全國各報紙和各工會、農會、商會、教育會、學生會等組織發出了通電，揭露並抗議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暴行，指出「時至今日，吾人除一面堅持經濟絕交，消極抵制；一面組織民眾準備武力，作最後的民族革命之戰鬥，以推翻帝國主義外，實無他路可通。」同年5月29日，青島大康、隆興、內外棉3家日本紗廠工人因保衛工會被廠方驅逐出廠，並遭軍警鎮壓，死3人，重傷17人，被捕75人，並有數百人被通緝。8月14日全總上海辦事處派人至上海工商學聯合委員會介紹青島慘案的情況。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據此開會，決定援助青島工人的辦法。同年8月22日，上海總工會會所被工賊流氓搗毀，並重傷朱寶庭等9人。全總上海辦事處於23日通電全國，號召全國同胞與工人關注此事件，保護上海總工會，支持上海總工會的存在及其與帝國主義和走狗的長期鬥爭。同年9月9日，全總上海辦事處為9月7月上海租界巡捕槍殺參加九七國恥紀念和悼念全國各地死難烈士大會的工人群眾一事，致電北京段祺瑞執政府，要求向英國當局提出嚴重抗議，並通電全國同胞繼續堅持經濟絕交運動，支持上海、廣東等地的工人罷工。同年9月18日奉系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9月20日江西軍閥解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10月中旬，全總上海辦事處向全國各地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全國各地的工會組織和工人階級本著同甘苦共患難的精神，援助上海、安源工人階級，聲討英、日帝國主義和賣國媚外的軍閥與資本家。同年12月，華中、華東地區的工人運動進一步受到反動勢力的壓迫打擊。其中尤以漢口英美煙廠資本家公然開槍打死工人，湖南軍閥趙恆惕在長沙逮捕返鄉養病的全總副委員長、全總上海辦事處負責人劉少奇，直系軍閥孫傳芳槍殺上海總工會副委員長劉華三件事最令人髮指。12月21日，全總上海辦事處向全國工會和各界分別發出通電，呼籲支援上海工人和漢口工人，反對軍閥屠殺劉華等人，營救劉少奇，聲援剛剛啟封的上海總工會。
發起籌備反帝大同盟民國14年(1925年)9月1日，全總上海辦事處在上海發起籌備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會議，準備在9月7日《辛丑條約》籤定日召開上海各界的反帝大會，發動反帝國主義運動，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9月7日，上海各界市民成功地召開了反帝國主義的市民大會。由於形勢的變化，原計劃組織的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未能成立。
支持上海罷工潮，策應北伐軍北伐民國15年(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8月下旬全總上海辦事處向各地工會發出通告，要求各工會發動工友利用一切手段破壞奉、直軍閥的一切軍事行動。號召工人罷工、怠工和不為軍閥運送軍火與軍隊，號召各地的日商工廠的工人用各種方式支持上海日商紗廠工人的罷工，號召各地工友多方支援北伐軍。
第二節全總白區執行局
一、組織狀況
中華全國總工會白區執行局(全總白區執行局)亦稱全總上海執行局、全總執行局，是民國22年(1933年)至民國25年(1936年)底全總派駐上海，領導國民黨統治區與日本佔領區工人運動的機構。
由於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壓迫和共產黨內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指導，全總已經很難在上海活動。民國21年(1932年)底，全總決定和中共中央一起遷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在上海設立全總白區執行局。全總白區執行局的主要任務是代表全總領導國民黨統治區和日本佔領區的工人運動，具體為：(1)作為在蘇區的全總與全國各地工會組織的聯繫與中介，接待各地到全總請示匯報工作的工會幹部，給予指導，並儘可能地幫助解決各種困難；(2)代表全總對上海工會聯合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總華北辦事處、上海紗廠總工會等工會組織的工作給予領導；(3)代表全總與赤色職工國際工會組織進行聯繫。
全總白區執行局的主要領導人為黨團書記，未設委員長，由前全總黨團書記羅登賢任黨團書記，原全總黨團秘書長翁澤生任全總白區執行局秘書長，原全總女工部部長王根英任女工部部長，原全總宣傳部部長廖承志任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此外，易榮芳任交通，馬純古任秘書。民國22年(1933年)3月4日，翁澤生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王其良繼任秘書長。3月27日，因王其良叛變，羅登賢、廖承志及工作人員餘文化被捕。羅、翁、廖在監獄中堅貞不屈，經何香凝、宋慶齡、柳亞子等人營救，廖承志於4月1日獲釋，不久即去川陝蘇區工作。翁澤生因出生於臺灣，被引渡到臺北的日本監獄。羅登賢於當年8月29日英勇犧牲。
羅登賢犧牲後，趙立人(綽號黑大漢)繼任全總白區執行局黨團書記。當年底，中共中央上海局調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袁家鏞(袁孟超、袁家康)任全總白區執行局黨團書記兼秘書長，趙立人調任江蘇省委書記。同年底，王根英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共青團江蘇省委劉雪葦調到上海，任全總白區執行局的青工部部長。民國23年(1934年)5月，夏爵一任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饒漱石(化名小姚、阿四)開始參與全總白區執行局的領導工作。當年6月26日，袁家鏞因叛徒出賣被捕，饒漱石任全總白區執行局黨團書記。不久，夏爵一調任全總白區執行局組織部長。民國25年(1936年)，饒漱石任全總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出國赴蘇聯，夏爵一繼任全總白區執行局黨團書記，鄭文卿(化名老童、黃麟)任組織部長，福建來的錢某負責籌備宣傳部。後因錢某被捕，宣傳部未能設立。當年2月16日，全總白區執行局成立上海日本紗廠工作委員會(紗委)，成員有陳之一、郭光州、張維楨等。
全總白區執行局在全總機關刊物《工運指南》停刊後，為指導白區及日本佔領區工人運動，民國23年(1934年)1月15日秘密出版機關刊物《鐵錘》，為油印的月刊，後改為不定期，到民國25年(1936年)5月1日第十期停刊。
為迎接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的新形勢，全總白區執行局於民國25年底結束，工作人
員大多轉入上海工人救國會的活動。
二、發布的主要文件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的決議》，民國22年(1933年)1月6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
的名義發布。《對一切國民黨工會、工人俱樂部和中國一切有組織及無組織的工人的宣言》，民國22年(1933年)6月8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與全國鐵路總工會、上海紗廠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上海工會聯合會聯名發表。宣言號召全國工人不分組織，不分失業與在業，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
《中共中央、全總黨團聯席會議關於海總工作的決議》，民國22年(1933年)12月1日全總白區執行局與中共中央上海執行局召開聯席會議後，以全總黨團和中共中央的名義作出。決議要求海總建立上海碼頭工人總工會和基層的赤色小組、船上委員會，帶領海員反對國民黨的黃色工會和國民黨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
《年關鬥爭的決議》，民國23年(1934年)1月7日作出。
《中共中央、全總執行局致河北省委與全總河北辦事處黨團的一封信》，民國23年(1934年)1月28日全總白區執行局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用中共中央的名義)聯名發出。
《一二八兩周年紀念告工人書》，民國23年(1934年)1月28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發表。
《為援助開灤罷工宣言》，民國23年(1934年)1月29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名義發表。
《為開灤第三次大罷工宣言》。民國23年(1934年)3月25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名義發表。
《為援助美亞綢廠工人大罷工的三一一慘案告全國工人》，民國23年(1934年)3月26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名義發表。號召全國工人支持美亞綢廠工人的罷工，反對國民黨政府和黃色工會與資本家勾結起來壓迫工人。
《中共中央、全總執行局給河北省委及全總河北辦事處的信》，民國23年(1934年)4月3日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用中共中央的名義)聯名發出。
《中共中央、全總執行局黨團關於紅五月工作的決定》，民國23年(1934年)4月10日與中共中央聯名作出。
《為反對國民黨法西斯蒂取締罷工、怠工宣言》，民國23年(1934年)4月13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發表。
《為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屠殺逮捕美亞罷工工人告全國工人書》，民國23年(1934年)4月24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與上海工會聯合會的名義發出。譴責國民黨政府對罷工工人的鎮壓和黃色工會對罷工工人的欺騙，號召全國工人用罷工和怠工爭取生存的權利。
《中共中央、全總執行局關於工運的指示》，民國23年(1934年)5月14日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用中共中央的名義)聯名發出。
《關於六月十五至九月十五三個月白區革命工會工作的決定》，民國23年(1934年)6月15日與中共中央上海局聯名作出。
《中共中央、全總執行局關於組織全國駕駛員與海員總罷航鬥爭的秘密通知》，民國23年(1934年)6月15日與中共中央上海局(用中共中央的名義)聯名發出。
《給河北河南鐵路工會工作委員會及各級工會的信》，民國23年(1934年)12月25日以全總執行局的名義發出。
《五一宣言》，民國25年(1936年)5月1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名義發表。
第三節全總在上海召開的重要會議
一、全總(執委會)第一次常委擴大會議
民國17年(1928年)2月8～12日在上海秘密召開。會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狀況，討論了中國工人運動的鬥爭策略，通過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擴大會議宣言》和《中國工人階級的指南針——全國總工會目前總任務》等文件，認為：「目前工人鬥爭的形勢是直接『武裝鬥爭』的形勢」；「在鬥爭激烈的時期，革命與反革命之間，不許有任何勢力中立，不許有任何改良的辦法」；「中國工人階級應在一切鬥爭中去準備武裝暴動，從日常小的爭鬥到大的爭鬥，或者是經濟的和政治的爭鬥，都應當切切實實準備武裝暴動及蘇維埃政權之實現。」會議決定赤色工會要把工人團結在自己周圍，與反動工會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並提出了反對虐待女工童工、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反對裁人減薪、廢除包工制等要求與口號。
二、全總(執委會)第二次擴大會議
民國18年(1929年)2月17～22日在上海秘密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全總執委及17名各地選派的代表。這次會議聽取了全總委員長蘇兆徵關於《出席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的報告》，全總秘書長文虎(即羅章龍)關於《出席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第三次會議的報告》，中共全總黨團書記項英關於《過去一年來職工運動發展的形勢和目前的總任務》的報告，以及海員工會、鐵路工會、上海總工會、全總南方辦事處、青工、女工等方面的工作報告。會議通過了《全國職工運動目前的總任務》、《中華全國總工會擴大會議接受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決議的決議》等決議和《中華全國總工會擴大會議告工友書》。會議認為，白色恐怖使黃色工會和改良主義在工人群眾中得到發展，成為工人運動中的最嚴重問題。會議規定了全國赤色工會的當前任務和策略，還提出了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維持失業工人生活、同工同酬、反對打罵工人、反對虐待女工童工等口號。
三、第五次全國勞動大會
民國18年(1929年)11月7～11日在上海秘密召開。鐵路、海員、礦山、五金、紡織等產業及上海、天津、滿洲、山東、河南、福建、香港等地的工會代表出席了會議。中國共產黨向大會發出了祝詞。與會代表聽取項英作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工作報告》、上海工會聯合會代表作的《從五月以來上海工人運動的形勢》的報告和上海海員代表的報告。大會通過《全國工人鬥爭綱領》、《工會組織問題決議案》、《工廠委員會決議案》、《對黃色工會問題決議案》、《反對國民政府工會法決議案》等決議，並發出《反對國民黨軍閥混戰宣言》、《反對國民黨白色恐怖通電》、《告紅軍將士書》等文告。大會認為中國工人最根本的革命任務是聯合農民結成堅固的同盟，組織同盟罷工，反對黃色工會，準備武裝暴動，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幫助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完成中國革命，以達到工人階級的解放。大會選出執行委員27人，候補執行委員18人。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選出常委7名和候補常委5名，項英為委員長，組成全總新的領導機構。
四、全總特派員會議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全總陸續派出幹部以特派員的名義赴各重要工礦地區重建工會組織，並於民國19年(1930年)2月7日制訂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條例》。同年3月20～27日，全總特派員會議在上海秘密召開。各地的特派員與工會代表23人參加了會議。會議聽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立三的《政治報告》，全總委員長項英作的《階級鬥爭，我們的工作以及中心任務——組織同盟罷工與政治罷工》、《黃色工會與工廠委員會問題》、《準備紅五月的工作》3個報告，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李震瀛(化名大漢)作的《組織問題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關向應作的《工人武裝問題報告》。會議接受李立三的張，認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很快就要到來，著重強調組織政治罷工和總同盟罷工，準備武裝暴動。
五、全總常委擴大會議
民國19年(1930年)10月6～7日在上海秘密召開。9月24～28日，中共中央召開六三中全會，批判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中止了冒險的行動計劃的實施。全總的這次常委擴大會議主要貫徹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糾正「左」傾冒險主義。全國各產業和地方赤色工會的代表23人和全總工作人員8人出席了會議。會議通過了《目前政治形勢與工會任務決議案》、《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擴大會組織決議案》等決議，並改選了全總常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