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今的時代，閱讀的範圍變得闊大，影視劇風光無限，網絡小說無處不在，曾經無比輝煌的傳統文學（或有人稱嚴肅文學）已退居象牙塔內。雖在燈火闌珊處，它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在生長和發展。
今年，你看過原創的傳統文學小說嗎？如今的時代，閱讀的範圍變得闊大，影視劇風光無限，網絡小說無處不在，曾經無比輝煌的傳統文學（或有人稱嚴肅文學）已退居象牙塔內。雖在燈火闌珊處，它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在生長和發展。2015年將盡，這棵樹上也結滿了果實。今天的青閱讀，關注的就是這收成的結果。
最了解文學創作狀況的，莫過於工作在第一線的文學期刊編輯，無論名家名作還是新人新作，往往是先由雜誌刊發，然後才進入出版領域。人民文學出版社旗下的《當代》雜誌和上海作家協會旗下的《收穫》雜誌，堪稱一北一南兩個文學重鎮。就2015年的小說創作狀況，《當代》雜誌社社長孔令燕和《收穫》雜誌副主編鐘紅明分別接受了青閱讀記者的專訪。
2015是長篇的「小年」還是「大年」
「現在大家主要把目光投注在長篇創作上，因為長篇小說有市場，可以帶來經濟效益。不過今年可以說是長篇的『小年』，好作品不多。」孔令燕表示，今年受到關注的長篇如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周大新的《曲終人在》、張者的《桃夭》，還有即將推出的王安憶的《匿名》等，屈指可數。「《群山之巔》在今年比較突出，銷售狀況也不錯。像遲子建這樣的傳統作家都背負著很沉重的責任感，又要出新，又要厚重，又要讀者愛看，特別難。小說的開篇和一些細部我都挺喜歡的，但感覺某些特別堅硬、冷酷的內核，她駕馭得還不夠嫻熟。她寫這部小說，特別像一個手工藝者在精心地雕一個東西，這和我們快節奏的社會有很大反差，需要讀者靜下來慢慢讀。《曲終人在》特別符合作者的氣質，那麼溫柔敦厚地來看宏大的反腐題材。這兩部作品都寫了很多人物，從多個視角去敘述，體現了作家的社會性和使命感，還是挺讓人尊敬的。」
有關這個話題，《收穫》副主編鐘紅明則持相反的看法，她認為，2015年可以稱得上「創作大年」：「2015年，《收穫》出了六本雙月刊、兩本長篇專號。文壇一直有大年小年的戲稱，我覺得考量的還是長篇的寫作。」
2015年在《收穫》發表的長篇裡，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廣受關注，王安憶的《匿名》還在「消化」中，鍾紅明說她比較喜歡的長篇還有路內的《慈悲》。「有人說，70後的作家之前沒有形成聲勢，就是70後主要在各家文學期刊上發表中短篇，像張楚他們還沒有寫長篇。而近兩年有了徐則臣的《耶路撒冷》和田耳的《天體懸浮》，算是改變。路內一開始寫的主要就是長篇，《慈悲》從技校生的路小路們的青春成長，蛻變為描述父輩的生存，語言簡潔，從『要補助』『踢閥門』的細部寫進去，卻呈現了時代的令人酸楚的變化，基本的生存和欲望掙扎，反問了誰是誰的掘墓人。」
王安憶新長篇《匿名》備受關注
相比起今年已經亮相的其他長篇作品，即將於年末登場的王安憶的新長篇《匿名》近來備受關注。有關王安憶創作的新變化以及她這部作品將為2015年的小說創作畫上一個什麼樣的句號，是大家關心的話題。這部小說今年率先刊載在5月、6月的《收穫》上，作為《匿名》最早一批讀者，鍾紅明用「充滿探索性，甚至走得更極端」來評價這部作品。
在鍾紅明的心裡，王安憶是一位令人欽佩的作家。「從80年代初以來，她一直保持高水準的寫作，從寫作意圖到審美表達，從不放棄探索。」她告訴青閱讀記者，「我以為王安憶做的正是這樣的探索：從一個個體，探索整個人類和世界的普遍的本質性的存在。王安憶撕開了文明的縫隙，她讓一個人脫離常識性的、熟悉的文明城市，被綁架被拋棄在深山褶皺裡，在天、地、人之間，他孤獨一人。」鍾紅明向記者講述了小說中這個被匿名的人的遭遇：小說上半部講這個人一點點褪去固有的一切，包括記憶；而下半部，一場大火，他又被人發現，置於小鎮的養老院，然後到了縣城。「仿佛電腦重啟，他逐漸回到文明之中，記憶一塊一塊找回，而重建之後的他肯定跟之前的人不同了。正當他就要結束匿名狀態時候，他死了。」
「我數了一下，王安憶的作品三十四次登上《收穫》。」近些年，鍾紅明編輯了不少王安憶的長篇：《富萍》、《啟蒙時代》、《天香》，再到《匿名》，說到《匿名》中王安憶寫作的變化，鍾紅明認為：「《匿名》的結構方式可能不一樣，比如主人公他在深山裡的日子，一天天沒有發生巨變，但思緒的跳動也很洶湧，這個和以往王安憶的寫作有些不同。以前她是對生活表象的東西描摹非常細緻，這次有很多由一點而生發出去的思考性的東西。《匿名》是一次抽象的行走，枝蔓叢生，念頭奔湧，情節反倒不重要了。」
被忽視的中短篇小說創作
相對於長篇受到的重視，孔令燕對中短篇得不到應有的社會關注感到遺憾。「只有長篇受關注的後果是，中短篇成了文壇自己的事。到現在幾乎沒有人因為中短篇而獲得大名大利，而文學刊物普遍是靠中短篇來支撐的。」其實相比長篇，中短篇創作對傳統的「文學性」要求更高，「要找到一篇別致的作品很難」。在2015年的中短篇小說中，孔令燕特別推薦了河南70後作家李清源的《蘇讓的救贖》和《相見歡》，認為是今年《當代》雜誌的新亮點。「他把中篇寫得很別致，敘事很洋，很現代，而且不做作，關注的又是現實中的東西。」此外，給她留下較好印象的，還有石一楓的《地球之眼》，「著眼點比較大」；荊永鳴剛剛獲得「人民文學獎」的《較量》，「寫得中規中矩，比較紮實。」
「中篇來說，今年我比較喜歡的是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載《收穫》雜誌2015年第2期）。」鍾紅明說，這個80後作者的作品高度濃縮了多種人物視角，時空跨度半個世紀，讓她覺得很豐富：「故事的表層是懸疑色彩的連環殺人案，故事裡層卻是尖銳的社會批判。仿佛命運一樣的生死糾葛，所有的情感都帶有創痛，但精神的救贖未必能夠真的找到。」
題材面對現實，技術很少探討
孔令燕表示，目前的小說題材，大多和社會現實有關，諸如個人的生活困境，年輕人的打拼和受挫，中年危機之類，大一點的題材如反腐等等。「很明顯這幾年能從作品中看到一些新聞素材，這個也可以理解，現在讀者和作家是在同一個電影院裡看生活上演，作家比一般讀者要高明的是，把這些素材再用另一種方式來呈現。」
至於小說的技術，現在很少有人探討。「20世紀80年代，作家們很願意做文體探索，會形成潮流，有各種形態的文學。現在大家好像急於表達，而在如何表達的方向上，不再有成規模的探索，都是在講故事。」孔令燕認為，這種現象可能是讀者的土壤造就的，「讀者想看到故事，看到主題，至於你用什麼方式告訴我，不太關心。」另一方面，小說形式從古典到現代，再回歸古典，大概也是個規律。「純形式的探討，最後必然是文學圈內的事。」
評獎越來越多，作品相對較少
據悉，《當代》雜誌這幾年的發行數量相當穩定。「文學期刊真正受到衝擊是90年代的市場化，一下子打回原形。但最近這些年《當代》的發行量沒有特別的變化，尤其是2012年、2013年以後，很平穩，今年甚至局部還有上升。」孔令燕估計，這或許和莫言獲諾貝爾獎提升了文學的社會效應有關，或許與政策上某種模糊的傾向有關，或許是由於當年青春文學的讀者長大了，需要更成熟的作品。「我們沒有真正找到止損回升的具體原因，這只是我們自己的分析，是對社會和這個行業的一種感覺。」
今年年初，《當代》雜誌舉辦了創刊35周年紀念會，明年年初，一年一度的「當代·長篇小說年度論壇」將繼續舉辦，評出2015年「當代長篇小說年度五佳」和「年度最佳」。十餘年來，這一評獎以「零獎金，全透明」為號召，在業界頗有影響。孔令燕說：「我們確實是想評當年最好的小說，沒有利益刺激，讓讀者和評委完全依照自己的感受來評，希望能代表一個相對公正的結果。但這個獎的社會性好像一直不強，也可能就是因為沒有利益刺激。」
此外，孔令燕也對當前名目繁多的各類評選表示了一定的疑慮。「2004年《當代》開始做評選的時候，這一類的活動還不算多。而現在文學活動、評獎活動、讀書活動越來越多，作品卻相對較少。媒體一輪，出版社一輪，都在評，慢慢地可能就會變成自說自話，所謂『十大好書』之類真正的意義就讓人擔心了。無論作為圖書生產者的出版社，還是媒體，都有話語權，有責任引領讀者。有時候我很擔心評出了不太好的作品。」（文/尚曉嵐、張知依）
長期致力於當代文學與當代文化研究的評論家李雲雷在接受青閱讀採訪時，縱觀2015年中國文學創作，表示出了一種樂觀的態度：他認為中國作家們正試圖對這個時代的不同層面進行概括，在創作上開始注重中國本土資源，並在藝術上做出了探索，這是當代文學的新格局與新氣象。
李雲雷：當代中國小說開始面對現實
2015年印象比較深刻的小說主要有石一楓的《地球之眼》、羅偉章的《聲音史》（《十月》2015年第1期）、東西的《篡改的命》、周大新的《曲終人在》、閻真的《活著之上》等作品，總體印象是當代中國小說開始面對現實，並試圖處理複雜的中國經驗，並在藝術上做出了各個方向的探索，從一定的精神高度對當代中國做出了反思、批判與超越。
比如《地球之眼》通過兩個青年命運的沉浮，讓我們看到了當代中國底層與高層的不同側面，並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審視當代中國人生存的道德等根本問題；《聲音史》寫的是當代中國鄉村的一曲輓歌，它將社會層面的巨大變化通過主人公對「聲音」的敏感、尋找與再現勾勒了出來，一個村莊消失了，但村莊的「聲音」卻在主人公的召喚中一一回來了，這既是招魂，也是告別，繚繞著揮之不去的鄉愁；《篡改的命》寫三代人進城的艱辛歷程，卻舉重若輕，以單純的故事寫出了豐富的中國經驗，不認命的執著既顯示了中國人的奮鬥精神，卻又面臨著更加複雜的現實困境；《曲終人在》是一部「官場小說」的轉型之作，它突破了傳統官場小說的敘述模式，從主人公的命運軌跡與日常生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高級官員的複雜體驗；《活著之上》描述一個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的困窘、掙扎與彷徨，在現實的重壓下如何堅守精神的向度，既是小說的主題，也是值得我們面對和思考的問題，等等。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創作態勢，或許這也表明我們的文學處於一個巨大的轉變之中，這一轉變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我們從注重借鑑西方文學的創作方法開始注重中國的本土資源，包括現實中複雜的中國經驗和歷史上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二是在這一基礎上探求中國的表現方法，我們面對現實時不再以簡單的方法進入，而是以更加藝術化的方式把握，這樣的「藝術」不是外在於中國經驗，而是在中國經驗的基礎上「生成」的，這樣的創作其實也是對我們這個時代不同層面的概括。在他們的概括中，我們可以將正在進行的中國與世界的巨大變化「相對化」、「歷史化」和「藝術化」，並以此深刻地理解我們正在經歷的時代進程，理解我們尚沒有意識到的歷史內容，我覺得這些作家的努力是尊重的，這也是當代文學的新格局與新氣象。（文/劉淨植）
著名文學評論家孟繁華先生連續多年編輯中篇小說、短篇小說的年選，對當代創作狀況非常了解。就2015年閱讀小說的總體感受和當前的創作趨向，他接受了青閱讀記者的採訪。
孟繁華：長篇不錯，中篇優秀，短篇糟糕
我覺得今年的長篇還不錯。比如陝西作家陳彥的《裝臺》（作家出版社），是近年來我看到的長篇裡比較優秀的一部，看完大吃一驚。陳彥也是一位劇作家，精通秦腔，寫過很多戲曲作品，多次獲得大獎。《裝臺》寫的是藝術生產末端，同時也是社會結構末端的一撥人，五行八作，一個穴頭，把大家一叫，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作者對生活很熟悉，他選擇的人群我們在過去的小說裡幾乎沒有見到過。他通過最底層的人群，寫出了中國美學的最高境界——虛空。這一點很了不起。像《紅樓夢》那種高門大院敗落後的虛空感比較容易產生，但在底層生活裡怎麼把虛空寫出來，對作家是特別嚴峻的考驗。
另外，東西的《篡改的命》（上海文藝出版社）寫得也非常有想法。還有遲子建的《群山之巔》（人民文學出版社）、周大新的《曲終人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蔡曉航的《被聲音打擾的時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都寫得不錯。
至於中篇，我認為百年來中國中篇小說的成就一直高過長篇和短篇。新文學的發軔就是《阿Q正傳》這樣的中篇，當然更重要的是，粉碎「四人幫」以後中篇有非常大的發展，大型文學刊物紛紛創立，每個省都有，主要發表中篇，創作隊伍很穩定。而且中篇小說很難走向市場，無論是作家還是刊物編輯，對中篇的要求都很嚴格，質量一直在高端運行。
今年的中篇仍然很好。比如董立勃的《梅子與恰可拜》（《小說月報》原創版2015年1期），小說的故事發生在新疆，「文革」背景，寫一個女知青和男大學生的婚戀，大學生被抓走後，一個叫恰可拜的突厥後裔一直照顧她。我覺得現在的小說情感寫得不好，而這篇相反，充滿了「古典意味」，寫一個男人的承諾和一個女人對愛情的等待，讓人感動。另外石一楓的《地球之眼》（《十月》2015年第3期）、林白的《西北偏北之二三》（《收穫》2015年第4期）、荊永鳴的《較量》（《人民文學》2015年第10期）都寫得很好。
今年的短篇我覺得寫得不好，我為剛編完的短篇年選寫的序言叫「我們這個時代的情義危機」。短篇完全進入了無情無義的小說時代，表現的都是猜疑、冷漠、荒寒、嫌棄等等這樣的一種情感傾向。這讓我非常擔憂。現實生活裡確實有無情無義的方面，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一個或幾個作家去寫這種無情無義是可以的，但所有作家也沒開會也沒商量，寫出來都是無情無義的，這就是書寫和認識生活的同質化和同一性。我希望這種書寫能得到改變。
至於目前創作的總體態勢，我認為這幾年來整個小說內容結構性的改變已經完全實現了。過去書寫鄉土，現在已變為書寫城市，基本都是都市小說，以鄉村生活為背景的小說幾乎是鳳毛麟角，而且寫得也不好。當然城市也還沒寫好，城市的文化經驗還沒有建立起來，都是在瞎子摸象，東一下西一下，城市裡最深層的東西大家都急赤白臉去撈，但誰也沒撈著。在這中間，相對於寫從鄉鎮到城市的變遷，寫小區生活、職場生活、中產階級生活的作品又是都市小說的主流，寫各種矛盾，但都是城市的表層生活。這個慢慢來吧，要有耐心，城市化進程這麼快，讓作家迅速抓到城市生活的本質，要求也太苛刻。
再談談創作手法。今年是先鋒文學發軔30周年，從1985年到2015年，我覺得現在先鋒文學已經完全終結，遺風流韻都非常微弱了。也就是說，在形式上對生活做正面強攻的、不做變化的、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是主潮，體現了文學傳統的繼承。不過這也使得現在的小說遇到了一個巨大的困境，寫得都像報告文學，像非虛構，表現手法非常單一。（文/尚曉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