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媒體：東莞工人「一夫多妻」很普遍女工爭養男友
原標題：東莞工人「一夫多妻」很普遍女工為競爭上位無怨無悔養男友
央視9日報導東莞色情業問題，社會各界進行了洶湧討論。東莞不僅服務業發達，也是中國乃至世界的製造中心。東莞製造行業中男女比例長期失調，男性工人「一夫多妻」現象很普遍，如果女友少於兩個還會被笑話，有些人心安理得地接受女友養活。而女工們每日忍受著單調乏味工作，業餘時間迫切需要一個男友帶來的慰藉，有些人即便得知男友腳踩幾隻船，也無怨無悔，甚至要加倍對男友好。《南方都市報》2010年3月8日刊出系列文章，報導了東莞廠區裡青年男女的婚戀以及性問題現狀。以下為其中一篇報導《性生活是女工心中的痛》全文。
廠區的「一夫多妻」現象
女工小芳的男朋友有三個女朋友，並且她們彼此都知道對方的存在。
她的男友是個來自四川的普通男工，名叫李兵，由於關係的複雜，小琴和「對方」的故事，我們權且讓李兵代言。
李兵貌不出眾，在東莞務工十年。2008年一年內，李兵在東莞長安上沙科技園同時和三個女工交往並發生關係，一個同居，一個戀愛，一個情人。「她們互相都知道的。」李兵稱自己對三個女孩都十分坦誠。最初李兵只有一個固定的女朋友，是名「90後」女工。交往四個月後，在2008年春節前的廠區舞會上，李兵結識了在科技園某電子廠工作的第二個女朋友，不久同居。「第三個女孩也是在附近打工，見她總是悶悶不樂的，我就去和她聊聊天，誰料她提出要和我交往。我對她說，『我已經有兩個女朋友了，不能再有第三個了，只能做情人。』她同意了。」
「那段時間挺混亂的，開始時前兩個女朋友還不知道，等她們慢慢察覺了，問我，我就如實說了。結果她們不但沒離開我，反而對我加倍地好。」三個女孩對一個男友展開競爭，李兵記得，至少有兩個女孩是想嫁給他的。在他這裡，一切都自然而然，「廠區裡女孩子多，離家在外都挺孤單的，我從厚街到長安工作十年了，懂女孩子心思，真的對她們都很好。」
同李兵一樣的男工並不少見。在記者走訪的一些廠區裡，男工同時與幾個女工交往並發生關係被認為是件「正常的事」。在厚街白濠村，間雜林立著眾多的塑膠廠、鞋廠、拉鏈廠，多數工人因為籍貫住在了一起。四川籍男工小林毫不避諱地對記者說，「我也就三個女朋友，很正常嘛，出來混的，誰不是這樣？」在他和他相熟的四川同鄉之間，這並不是秘密，「幾個哥們都這樣啊，『一夫多妻』稀鬆平常，這個廠一個(女朋友)，那個廠一個(女朋友)，年輕漂亮的廠妹多得是，單純又好把，幹嘛不多要幾個？誰要是只有一個女朋友，就太丟人了，會被笑話死的。」
小林的邏輯是，「反正大家都年輕，還能玩幾年，到了差不多的年紀，女孩子都回家結婚了，照樣做良家婦女。」
這個邏輯背後有這樣一組數據：廣東省婦女維權站東莞站調查數據顯示，60.5%的女工表示在東莞務工是為了賺錢養家，多數女工未來仍會選擇返鄉結婚或創業。廣東省婦女維權站東莞站長劉秀連常期接觸各類女工，她認為，女工們普遍比較單純，工廠裡年輕人聚在一起，許多女工會很輕易地與男性交往和發生關係。但是女工同時呈現出很極端的另一面，從第一代女工延續到當今女工的傳統觀念是，多數人最終仍然願意選擇「知根知底」的同鄉人結婚。因此女工的選擇既輕易又傳統，就跟「一夫多妻」的現實一樣令人難解。
女工流水線賺錢「養」男友
現實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卻不可能不找男朋友。
初春的一個中午，南城區趙屋街街南村一巷，來來往往的女工掛著胸卡，操著各地方言，行色匆匆。這個著名的城中村吸納了附近某大型電子廠的數千女工及家眷，出租屋向租客開出苛刻的入住條件：該電子廠工作證及結婚證書。
老李是其中的一名租客，他住在這裡的理由是他的妻子是該電子廠女工。「現在房租和寄給老家的開銷，全部靠她一個人，我現在是靠老婆養著。」這已經是老李在莞務工的第十個年頭，由於中途返鄉失去工作，從2009年末至今，老李開始陸續面試，至今仍沒找到令他滿意的工廠。
阿義是老李的同鄉，1990年生，外表俊朗。這個年輕人毫不避諱地承認，來東莞就是為了娶個媳婦回家，「你不知道嗎？在我們村子裡娶個媳婦要花3萬的彩禮錢，這裡女孩子多，不要錢。」他沒找錯地方。趙屋街附近的這個大型電子廠擁有2萬名女工，阿義2009年末到東莞，一直沒有正經地工作，卻不出意料地收穫了一個女友。提到女友，阿義樂滋滋地翻出錢夾裡大頭貼給記者看，女孩就是電子廠女工，河南人。雖然生活開銷由女友負擔，但阿義仍打算不久就帶女友回老家結婚。
這樣的事例並不罕見。在東莞長安某電子廠工作的小琴，也曾以微薄的工資「養」過一個男友。小琴是重慶萬州人，1984年生，2008年春節前廠區舞會上，沉默寡言的小琴結識了在超市工作的前男友，開始了沒有底線的付出。超市的收入要比工廠低得多，小琴月入2000多元，十分節儉，對男友卻十分大方，「只要看到他錢包裡的錢少於200塊，就會馬上塞幾百塊錢進去，自己捨不得吃捨不得穿，卻帶男友去肯德基和真功夫，只要他喜歡吃，都馬上買給他。」小琴說，那時她是期待嫁給這個男友的，但男方卻還和其他的女孩子有來往，小琴只能不停地花錢，加倍地對他好。
午後，是大批女工們回到工廠上班的時間，換上工作服、戴上帽子手套和口罩，進入生產線。該大型電子廠人事經理王某說，廠裡的女工中有一半在廠外租房，多數都是已婚或同居，不少女工的確「養」著一個男友，這並不是一個貶義詞。
本報東莞女工生存狀態調查問卷結果顯示，70%以上的女工認為，女性較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卻有42.5%的女工認為，工廠管理會制約她們私生活的自由，長期呆在流水線上，也使女工很少有機會接觸工廠外面的人。而在這間工廠內部，女工與男工的比例是8：2，女工甚至超過80%。王某說，「女工找不到戀愛對象，是現實的問題。說『養』男友或許不好聽，但現實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而女工卻不可能不找男朋友。」
那尷尬逼仄的性生活
晚上沒法過(性生活)，只能白天嘍。讓另外一對出去轉轉，吃個飯逛個超市，剩下的兩個就可以解決了。
厚街鎮橋頭村一個不足20平米的出租屋裡，掛起一塊碎花布簾。在帘子的兩側，蝸居著兩對20歲出頭的年輕工廠情侶。
星期天，美蘭和男朋友一早醒來，簡單梳洗了一下，對帘子另一頭的情侶說，「我們出去轉轉，大概中午回來。」想想又補了一句，「兩個小時以內不會回來。」在合租的一年時間裡，兩對情侶就是靠這種默契解決性生活。
美蘭和男朋友在厚街橋頭一間工廠打工，收入不多，每月300元的房租都是壓力。他們倆把原本單間的出租屋劃出一半的空間，與另一對情侶合住。兩對血氣方剛的情侶，窘迫地開始了四人的同居生活。晚上兩對情侶拉上帘子，睡在各自的床上。別說過正常的性生活，大夏天的在沒空調的屋子裡，兩個女孩要裹得嚴嚴實實地睡覺。美蘭的男朋友說，「晚上沒法過(性生活)，只能白天嘍。讓另外一對出去轉轉，吃個飯逛個超市，剩下的兩個就可以解決了。」幾個月下來，這兩對年輕人都形成了一種默契，每隔兩三天，他們中的一對就會主動出門，告知回來的時間，回來之前還會打電話通知對方。
這種默契持續得並不久，美蘭已經無法忍受，「這種合租繼續下去我會瘋掉的！」
事實上，為了讓工廠情侶不再尷尬，2005年開始就有東莞企業開設「夫妻房」宿舍，時至今日，更多的企業紛紛以「夫妻房」為籌碼，緩解民工荒。陳波夫婦幾個月前就住進這樣的一間宿舍。
「我們也曾在廠外租房住過幾個月，一個月400元，二人世界當然舒服，不過一到交租就覺得心疼，後來還是搬回工廠。」「所謂『夫妻房』，也就是一個小單間，只幾平米大，以前是一間大宿舍分割出來的，有些房間頂是空的，這邊說話隔壁房都能聽見。就是這樣一個簡易的方格間，為陳波夫婦提供了一個不需要付費的私人空間。由於房間完全不隔音，夫妻生活只有處處小心，擔心隔壁聽見。「時間長了也就不覺得那麼尷尬了，別太大動作、太過頻繁就行。」
然而，陳波老夫婦仍然幸運，與在莞務工的夫妻數量相比，東莞企業設置的「夫妻房」數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愛情和單純讓她們屢受傷害
不足一年半的時間裡，李麗戀愛三次，失戀三次，三次懷孕，三次流產。
寮(liáo)步鎮某廠區的李麗在東莞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成人禮。三年前，18歲的李麗離開河南老家，跟隨姑姐來到東莞，進入寮步該工廠務工。不久，單純的李麗燃起了對愛情的憧憬，然而等待她的卻是一次次的絕望。2007年至2009年間，不足一年半的時間裡，李麗戀愛三次，失戀三次，三次懷孕，三次流產。
2007年春，剛剛工作不久，李麗就與同廠務工的一個20歲男工陷入熱戀。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樣，李麗愛情充滿了對花哨時裝一樣的好奇，並在廠區附近的出租房裡，完成了她認為是愛的過程。這個時候，她甚至不知道與男性發生關係需要採取避孕措施。不久後，李麗與男友分手，同一時間，她懷孕了。「他給我200元，一個姐妹帶我去一家小診所做了(人工流產)，花了60多(元)，很痛。這時我恨死這個男的了。」
這是李麗人生中第一戀愛，失戀的痛苦令她無暇思考悲劇的原因。在感情低落期，同廠一個質量管理組長對李麗表現出無微不至的關懷。並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使李麗再次失戀和懷孕。這次，李麗得到來自男方的2000元，躺上無痛流產的手術臺。據李麗說，「組長本來已經帶我回廣東某市的老家了，但他的家人不同意我們交往，嫌我學歷低，只是個打工的。」挫敗的感情像麻藥一樣麻醉了她，數月後，在一個酒醉後蹦迪的夜晚，絕望的李麗與一名迪廳結識的男子發生關係，並不幸地經歷又一次懷孕和流產。
「李麗」們的遭遇令東莞市南城區某婦產醫院的副主任醫師秦文麗感嘆，「這些女孩子讓人心痛！」在秦文麗曾接診的病人中，有30%以上是工廠女工，「有一些女孩子要做人流手術，白天上班不敢請假，要夜裡來做。更有相當一部分女孩，懷孕4個月才來醫院，這種情況需要做引產，對身體傷害很大。」
本報針對女工性知識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性生活的女工中，有超過10%受訪女工表示從不採取避孕措施。據廣東省婦女維權站的信息顯示，女工未婚同居，孕後遭到拋棄佔據相當高的比例，維權站站長劉秀連認為，年輕的女工單純而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她們大多率性而為，對現實缺乏考慮。」
(文中受訪工人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