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由於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東北三省迅速淪亡。在關係到民族存亡的嚴重形勢下，中共中央於1935年8月1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提出了停止內戰、全國一致抗日的主張，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北平學生發動了「一二·九」愛國運動。
「一二·九」運動的爆發，在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各地群眾性的愛國救亡組織紛紛成立。1936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全國20多個大城市，50多個團體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會。大會發表宣言，呼籲停止一切內戰，釋放政治犯，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大會選舉了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李公樸、沙千裡、陶行知等40餘人為執行委員。
同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表示贊同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對外。
國民黨反動派對救國會的活動十分惱火，在1936年11月23日晨，非法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裡等七人。因為這七人都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並且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為愛國而被捕入獄的，所以人們把這個事件稱為「七君子」事件。
救國會領袖被捕，震動了國內外，全國各界人士紛紛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宋慶齡、何香凝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摧殘愛國運動，違法逮捕沈鈞儒等七人。各地進步團體和愛國人士也來信來電向沈鈞儒等7人表示同情、支持和慰問，要求國民黨政府恢復「七君子」的自由。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國內出現了和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步形成。救國會所努力爭取的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局面開始出現，人們都以為沈鈞儒等「七君子」必然能無罪釋放。但是，國民黨政府仍然繼續把一切愛國運動視為「危害民國」，繼續對「七君子」進行迫害。
1937年4月3日，國民黨反動政府不顧全國人民要求釋放「七君子」的呼籲，竟然宣布對他們7人正式提起公訴，並通緝在美國講學的教育家陶行知等七人。隨後國民黨反動派於6月11日和25日在蘇州兩次開庭對「七君子」進行審訊。
「七君子」在獄中，為了堅持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發表《答辯狀》，逐條駁斥《起訴書》中的誣陷，要求依法判決無罪，「以雪冤獄，而申正義。」「七君子」在蘇州法庭上大義凜然，堅貞不屈，據理駁斥司法當局的誣控，把審判長駁得理屈詞窮，十分狼狽。審判以審判者的失敗，被審者的勝利而告終。
在法院對「七君子」案提起公訴和審判期間，中國共產黨和各界人士紛紛發表宣言、函電和評論，舉行群眾集會，開展了更加廣泛的營救運動。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還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宋慶齡親自到關押「七君子」的蘇州監獄，要求和他們一塊坐牢，以示抗議。由於「七君子」堅持鬥爭和全國人民的一致聲援，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於7月31日將「七君子」交保釋放出獄。「七君子」事件到此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