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互文性理論為翻譯研究提供的方法論啟迪

　　摘 要：互文性理論和翻譯研究作為兩個獨立的學科近年來發展迅猛，二者之間的聯繫也逐漸顯露。互文性理論與翻譯研究具有深刻的內在共通性，因此能夠為對方提供方法論上的重要啟迪。互文性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翻譯過程和翻譯本質的理解，凸顯了譯者的主體性地位。在處理偽譯這一翻譯研究中的難題時，熱奈特和哈蒂姆的互文性理論顯示出很強的闡釋力。與其花費功夫去對偽譯的「原作」進行「證偽」，不如將偽譯視為對真正的翻譯文本在文本、體裁和話語層面進行的互文指涉。偽譯通過將自己包裝為翻譯文學，切合讀者的預期，在較為寬容的環境下對本國文學產生影響，對促進一國文學的革新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互文性 翻譯 偽譯 熱奈特 哈蒂姆

　　作者簡介：劉倩，四川成都人，文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所講師，碩士生導師。2003年至2010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獲得學士、碩士學位。碩士期間師從劉洪濤教授，攻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方向為中西比較文學。2010年至2013年赴英國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翻譯學與中西比較文學。博士論文著重探討了民國初年翻譯文學與現代文學抒情傾向的密切聯繫。研究方向主要為翻譯理論、中西比較文學、中國近現代文學、當代英國文學。

 

　　作為兩個相互獨立的學科，互文性理論和翻譯研究在近幾十年來都發展迅猛。互文性理論紮根於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文學創造力的本質提出了全新的闡釋，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文本與文本、文本與文化語境的關係的認識。翻譯研究則作為比較文學、世界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新趨勢，成為跨文化研究重點關注的問題。[1]事實上，這兩個學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能夠互相促進、互相啟發。關於這一點，國內外已經有不少學者進行過精闢的論述，[2]但是仍然有很大的挖掘空間，尤其在互文性理論對翻譯研究的具體促進方面，尚缺乏詳實而系統的闡釋和論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互文性理論對翻譯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啟迪進行深入探討，特別探討了互文性理論能夠為翻譯研究中的一大難點——偽譯研究——提供的理論依據和全新視角。

　　一、理論背景：互文性理論回溯

　　互文性理論最重要的闡釋者莫過於法國文藝理論家茱莉亞·克裡斯蒂娃。她結合了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和前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研究成果，在《詞、對話和小說》（1966）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互文性」這個術語。在這篇文章中，克裡斯蒂娃指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用拼貼起來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變。」[3]在克裡斯蒂娃之後，羅蘭·巴特進一步消解了「起源的神話」，[4]即「認為意義源自單個作者的意識，是單個作者的所有物，至少從形而上的角度上是這樣。當現代的寫作者寫作時，他或她總是已經處於閱讀和重寫的過程中。意義不是來源於作者，而是來源於從互文的角度看待的語言。」[5]巴特的理論讓文本從作者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讓人們認識到了文本生產的衍生本質。這並非要否認創造性的存在，而是要指出，創造性總是通過與其他文本進行互文性的互動而產生的。這種互動既包括一門語言以內的，也包括跨語際的。

　　如果說克裡斯蒂娃和巴特更多地關注廣義的文化，而非具體的文本，那麼另外一些理論家則恰恰相反。[6]格蘭漢姆·阿倫將包括熱奈特和裡法特爾在內的理論家所採用的方法稱為「結構主義的方法」，指出「結構主義者們相信批評能夠定位、描述並固化文本的意義，哪怕該意義涉及到一個文本與其他文本之間的互文關係。」[7]這些理論家將互文性概念作為文本分析的工具，將其用來「科學而精密地研究各種各樣的文本之間的關係」。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反叛了克裡斯蒂娃等人的先鋒文學觀念，而與傳統「淵源」文學研究相接軌。[8]應該說，這並非簡單的回歸傳統，而是否定之否定，臻於一種具有更豐富面向和更強大闡釋力的研究方法。雖然結構主義的方法後來受到多方面的質疑，筆者卻認為其方法在具體的文學分析中非常有用。這是因為與克裡斯蒂娃和巴特有關符號學的抽象而艱深的理論相比，結構主義的理論為文學研究帶來了穩定性。而這種穩定性對於我們理解文學作品的意義而言，在某種程度上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