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關於臺灣現代史上《堅貞者，變節者，自首者》一文（《隨筆》今年第二期），寫到臺灣本土人、中共地下黨烈士郭琇琮，有一個細節：
「光明報」一案發生後，一天入睡前，郭琇琮忽然對妻子說：「你要有心理準備，我們將來可能要犧牲的！」懷抱初生嬰兒的妻子，縴手撩動著孩子紅撲撲的臉龐上那一片細細的茸毛，對生命之春的美好無限憧憬，卻對一個總是將歷史的胎動死死壓於腹中的政治的殘虐渾然無知。郭琇琮去書房拿了一本書來，是美國作家賽珍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發表的第一本小說《愛國者》，小說時代背景從1926年直至1938年的中國大陸軍閥混戰時期以及其後的抗日戰爭。他翻出一頁給妻子看，這是描寫一百多位愛國青年在長江畔被槍決的文字……
賽珍珠的這本小說我沒讀過，不知大陸有沒有譯本。我以為僅憑這裡引用的，她在那個中國人蒙受著巨大苦難的年代，秉筆直書中國愛國青年慘遭屠戮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她的人道情懷，她對第二故鄉的中國人民的熱烈的同情。
在這之前，她在小說《大地》中對中國農民表露的友好感情，也是實在的。
於作品之外，像賽珍珠對林語堂介紹中國文化著作的推薦，也都與她對中國文化的關切分不開。
想一想，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有幾部凝聚大心力寫中國農村、中國農民的長篇小說如賽珍珠的嗎？有多少作家作品涉及中國青年一代為國犧牲的壯舉？在白色恐怖的文網之下，文人作家被圍追堵截，不得發聲，有賽珍珠這樣對華友好的作家，努力寫作中國題材，難道我們不應心懷感激麼？
但在《大地》1938年獲得諾獎的前前後後，我們這裡頗多挑剔之聲，更不用說在後來長達六十年的時間裡，對這位友好的美國人視若無睹，以至惡語相加。
我不知道賽珍珠在她的晚年，對中國和中國人是怎樣看的，她是否仍然相信早年她對自己曾親近過的中國普通人的判斷？她是否還保持著對中國人的好感？抑或她傷心地質疑：為什麼中國人會變得如此的苛薄寡恩，僅僅是惑於一時的偏見，還是雜有根深蒂固的國民性傳承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