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因知/文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教授於2020年5月21日逝世，享年87歲。黃鶴一去不復返，只留哲思在人間。
威廉姆森的求學和執教生涯貫穿美國大陸東西海岸。他博士畢業後，在伯克利找到了第一份學術工作，但其申請終身教職卻被拒絕了。二十三年後，伯克利將威廉姆森從耶魯大學挖回時，給出的一項重要禮遇是由經濟學系、法學院和側重管理學的商學院三院合聘他為教授。他的影響力也確實橫跨三界。
威廉姆森著述頗豐，代表作是1985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除該書外，其他重要著作《市場與科層制》《治理機制》也都有中譯版。威廉姆森的核心思想是基於交易成本來「分析經濟治理，特別是企業的邊界」（瑞典王家科學院頒獎詞），並以圍繞資產專用性的縱向一體化學說為最耀眼的明珠。他的一些觀點在今日看來似乎不足為奇，但這正是最頂尖學者的偉大之處——他們劃時代的研究結論已經成為了後輩普遍接受的常識。
能替代市場：企業邊界浮現史
1937年，未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彼時仍然十分年輕的科斯發表了《企業的性質》一文，最早正式提出了企業的邊界問題，即一家企業要獲得一項資產（例如原料）時，何時選擇從市場購買，何時選擇自行生產？科斯的回答是，企業和市場屬於「協調生產的可替代方式」，答案取決於哪種行為的交易成本更低。橫向、平等、基於合同談判的市場交易，與縱向、不平等、基於科層制的權力指令，都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手段而已。有的企業或企業家可能會覺得從市場上購買現成的材料或服務，更為便捷；而有的企業或企業家可能更擅長在兼併後，管理一大攤子不同類型的企業，通過多元化經營來提高企業效益。例如，經濟史學家錢德勒《看得見的手》就描繪了19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諸多企業通過管理制度的改良，有效實現了規模經濟。
不過，科斯的企業性質之問在被提出後，仍然沉寂了幾十年。企業在經濟學文獻中仍然是作為參與市場活動的一個「黑箱」出現，學者只關注企業作為生產單位如何通過價格活動與其他主體互動協調資源利用，而不太關心企業內部運作的成本收益分析。
威廉姆森是推動經濟學革新的重要一員。這也源於他的實務經驗。1966-1967年，威廉姆森擔任了美國司法部反壟斷局局長的特別助理。當時有一家自行車生產商對其非獨家總經銷商施加了一些銷售措施的限制，主流的經濟學說認為除了有技術方面的理由，企業之間的非常規聯繫就是反競爭的。威廉姆森則不禁困惑：企業家試圖約束上下遊企業的經濟激勵是什麼？除了技術理由外，組織效率方面的原因是什麼？
他1971年發表的《生產的縱向一體化》細緻地提出了資產專用性的概念。簡單來說，你為一項專門的生產經營活動、或一種特定的關係付出的資產，倘若是專用的、不能輕易轉為其他用途，就意味著這種專用資產的購買者處於一種買方壟斷（monopsony）的狀態，可以鎖定你、鉗制你，比如耍賴要求降低本來約定的支付價格，反正你也沒法在市場上找到更好的買家。專用性資產的形式多種多樣：可以是一種定製化的產品、一種只能與其他產品配套使用的零件及其生產線；可以是專門投入訓練出來的一項技能、一類技術人員；可以是在特定位置的不動產。
不難發現，投入的資產越沒有專用性，你就越不用擔心銷路；而投入的資產越有專用性，一方對對方越有依賴性，就越希望鎖定銷路，避免被鉗制，消除所謂事後不適應性。處於劣勢的生產者可能會希望抬高價格、要求提供擔保等可信承諾、提前籤訂合同、籤訂長期性的合同；處於優勢的買方明面上會表示不必有這樣的擔憂，暗面會想著如何來利用其優勢。這將導致合同雙方的談判難以實現最優。
所以，倘若資產專用性高、交易頻率和不確定性也高，企業就會最終過渡到「縱向一體化」，即和上下遊的供應方或銷售方合併，在這個脆弱的環節上實現雙方利益的一致性，通過雙方共同的上級和利益代表者的權威指令來協調資源，保證其中一方不會實施損人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企業的邊界也隨之外拓。而如果外部制度環境惡劣，例如產權不被保護、市場割裂、信息不流通、法院孱弱、籤訂得儘量完備的合同也缺乏約束力，企業「抱團取暖」、「關門自己解決」的動力自然就更大。
康芒斯（1862—1945）等人演繹的傳統制度經濟學更具有抽象思想色彩，而威廉姆森一代的經濟學家運用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提出的資產專用性、交易頻率等新概念是可以量度的，例如資產專用性可以用專門的研究開發（R&D）費用來測算，所以這個微觀分析框架更具數學性、更能被實證經驗研究用於預測、能夠獲得廣泛適用。指導實踐的「新制度經濟學」由此出現（其流派又區分為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與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特等人的產權理論等）。威廉姆森也十分強調通過比較制度、關注細節來獲得真知。
威廉姆森和奧斯特羅姆在200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意味著新制度經濟學作為微觀經濟學的主流範式之地位的確立。但如威廉姆森所言，關於交易成本的經濟學還在發展中，尚未定型。
企業的邊界：不能替代市場
一般認為，西方經濟學的初始階段是亞當·斯密式的自由放任主義，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決定性地位毋庸置疑。威廉姆森的歷史性貢獻是把市場交易和科層指令視為了平等的資源配置方式的選項。這是由於他的視野拓展到了市場之上的一個更廣的概念宇宙中。他的主旨並非是質疑市場的能力，他不是薩繆爾森式的政府主導派。相反，儘管企業組織可以「理直氣壯」地代替市場的運作，但在無限大的市場中，企業始終是有邊界的。
企業管理者的能力界限首先來自於人類的有限理性。人類的理性和信息吸收處理能力不是無限的，不能在事前締結完美的合同、不能對合同履行中會出現的各種情況予以預先約定，所以市場會失靈。而一個人在與平等對手打交道時展現的有限理性，不會由於他當了領導、可以向下級發出指令而變成無限。威廉姆森指出，雖然企業能夠實施市場做不了的行政控制和協調性適應，但這同時意味著企業內部的激勵效率不如市場那麼高能，企業管理者做不到恰到好處的「選擇性幹預」。
其中的道理不難理解，市場交易只要不涉及脅迫、欺詐、重大誤解，就在理論上是雙贏的，因為如果任何一方不覺得自己有利，就可以不接受交易。即便是乘人之危的交易，被迫「割肉」方的選擇仍然是那個具體時空下的最佳選擇。而企業內部調配資源的指令雖然爽快，被指令者卻並非總是心甘情願，指令者也未必高明，甚至公心可疑。故而，指令一方面節省了尋找市場交易方並與之談判的成本、履行合同的成本，另一方面卻會由於指令的根本錯誤而產生代價。
此外，如我們很多人所親身經歷過的，任何組織內若有過多的人員和層級，必然會由於代理成本（agency cost）而產生彼此制約的內耗。威廉姆森明確說：「相比於小企業，大企業更容易出現官僚作風和政治站隊」。企業組織進一步的「凝固化」，就會成為激勵效率趨向於零的官僚組織。
所以，儘管威廉姆森本人曾肯定通用電氣式的多業務板塊公司，但他強調業務板塊之間的競爭激勵了管理者去追求利潤目標，而不是單純依賴科層制組織領導的決策力。在後期的著作中，鑑於大企業內部管理成本的高企，威廉姆森也越來越強調現貨市場買賣和縱向一體化之間，通過長期合同、擔保、互惠、帶有限制競爭性質的特許權、管制等混合形式來實現中庸之道的益處。
威廉姆森學說的「邊界」
關於交易成本的企業邊界理論，有內外兩個維度。對內維度涉及所有權成本、代理成本等話題，即企業不同的所有者之間如何有效地協調做出決策、所有者又如何監督管理者等。顯然，企業越大、所有者的數量和種類越多，他們之間的利益平衡就越難實現，對管理者的監督也會隨著信息規模增大、信息傳遞層級疊加等而越發低效。諸多經濟學家、法學家、組織學家們致力於探討如何通過企業治理的授權與監督等具體制度安排來降低這些成本。
威廉姆森的學說主要是對外維度，即把企業和市場作為兩種制度選擇予以比較，內外成本的比較思維，重在解釋不同制度的起源與演化。不過有學者受其啟發，提出了關於對內維度的新理論。如菲羅茨和穆勒指出，部分企業成員投入的要素存在明顯的非流動性即專用性時，為彌補這一劣勢，他們就會希望具有監督企業其他成員的權力。漢斯曼則主張，企業與哪一類客戶（包括出資人、供貨方、購貨方、僱工等）的交易成本最大，就不妨考慮由該類客戶成為企業的所有者，例如奶農組成的牛奶供應合夥社，但這類交易成本被節省數額，還得與同一類客戶成為所有者後的決策與監督成本高低予以比較。不過，漢斯曼主張，在大多數情況下，所有權成本的作用更大一些，更應予以重視，所以他的學說更屬於對內維度。
威廉姆森學說下的企業邊界也不限於作為法人的企業的有形邊界，還包括對交易相對方產生約束的種種模糊邊界，例如，要評價勞動合同、工會、特許經營等限制競爭行為、公私合作（PPP）的行為的正當性評價時，均會與當事人面臨的資產專用性等交易成本因素有關。
此外，威廉姆森結合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深刻影響了社會科學。畢竟，不從事生產經營、不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組織同樣面臨著將一項活動自擔還是外購（makeorbuy）的考量，從而同樣必須面對著組織界限何在的終極問題。我國權威學術刊物《管理世界》曾在「新制度經濟學書評系列」的編者按中稱：威廉姆森等人發展出來的新制度經濟學自1980年代起向相關學科擴張，益其活力催生了轉型經濟學中的制度分析學派、法和經濟學中的新制度學派、交易成本政治學和政治學中的歷史制度主義、憲政經濟學、社會學中的制度主義。
經濟學系的「邊界」：威廉姆森何以養成
大學當然也可以有邊界，一所大學無需追求學科門類的齊全，但應重視學科之間的協作效應。威廉姆森碩士畢業於史丹福大學，讀博卻奔向了名氣遜色的卡內基理工學院（在他博士畢業後，該校與他校合併為卡內基-梅隆大學），原因正在於那邊有著良好的交叉學科研究的環境。在這所賓夕法尼亞州的高校裡，威廉姆森確實經歷了一個群星交匯的時代。當時的教授後來有4位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西蒙、莫迪利安尼、米勒、盧卡斯），而學生輩中除了他又有2位同獲此殊榮（基德蘭、普雷斯科特）。除了聰明人因緣際會的互相激發外，正是學科交融的環境令他們受益良多。如西蒙教授是早期行為經濟學的開拓者，強調人類決策中的非理性、非自私因素。同一共同體內經濟學、組織管理學、運籌學的不同視野令威廉姆森走出了傳統經濟學的單一視野。
威廉姆森把良好的核心學科訓練、跨學科和活躍的思維稱為「卡內基三要素」。卡內基的這段經歷也令威廉姆森對「大學科」式的教學研究環境充滿興趣，他在耶魯創辦了《法律、經濟學和組織期刊》（JLEO），至今是跨學科研究的重要陣地。伯克利通過三院系合聘引進了威廉姆森，他本人則同樣盛讚「伯克利院系之間的聯繫紐帶儼然成為DNA的組成部分」。
在長年的跨學科氛圍的薰陶下，當威廉姆森思考企業時，他的視域內不僅有正式的組織，更有文化和社會規範對人類行為的深層次驅動因素，如「背信棄義」的策略（strategic）行為。他就像一個心理學家那樣說：「機會主義是以欺詐來尋求個人利益，其涉及微妙形式的欺騙，特別是精於計算地誤導、扭曲、偽裝、搞亂、混淆」，並感慨說「倘若不存在機會主義，規則就能管好所有的行為」。
威廉姆森2000年發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盤點與前瞻》一文認為，進行制度研究、社會分析時，首先應認識到規範、習俗、習慣、傳統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是社會的「嵌入」（embeddedness）層。而在嵌入層上發展起來的是憲政、法律、產權等正式的宏觀「制度環境」，比前一層有形得多。更微觀、具體的一層是「治理制度」選擇，即市場、混合形式、科層組織、官僚組織，個體決策者的選擇結果取決於整體制度環境。第四層次是以邊際分析為特徵的「資源配置和使用」，是在給定的治理制度下的算計。
可以發現，這裡的第四層其實是研究收益最大化的選擇的、狹義的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而威廉姆森主要擅長的第三層、第二層分析，或許被稱為「社會科學」才更適合。他此前的《治理機制》一書明確宣告新制度經濟學橫跨了經濟學、法學（特別是合同法）和組織學。至於上述第一層，則進入了「人文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範疇，如心理學研究。
所以，威廉姆森大概會贊同說，為了有效「生產」知識，經濟學系應當拓展自己的邊界，並與其他院系構建廣泛深入、長期性的「一體化」合作。
企業邊界理論對中國的特殊啟示
中國人如果不是對「企業的邊界」更感興趣的話，也必定是受「企業的邊界」問題影響更深的一群人。在計劃經濟年代，全國沒有一家公司，也沒有企業法人的概念。在理論上，可以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巨型的企業，國界才是企業的邊界。各省市只有不同的「廠」，即生產單元，原料從哪來，成品到哪去，都是根據上級指令而不是市場交易來實現。
這一套機制大大超越了信息中樞的管理能力，最終瓦解。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基調是以市場化為基礎，即令更多的資源通過市場上的公平交易來實現。但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正以企業集團的形式在變得越來越大。
故今時今日，以本人的淺見而論，威廉姆森理論除了普遍適用的那些內容外，對我們面臨的現實的特殊啟示可以有如下幾點——
首先，要重視基於比較的交易成本概念，特別是科層組織內部的官僚成本。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時，買賣無法實現，結果相對明顯。但和監管「去弊」的成本一樣，科層制組織下達和貫徹指令時「內耗」的交易成本卻不是那麼一目了然，容易被忽略。其結果就是，我們在真實的世界中見到的往往不是過小、過散的企業，而是過大、過臃腫的企業或其他類型的組織體。而無論是小企業還是大企業，將它們予以合併的話，只是取消了它們之間的市場交易成本，但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它們形成一個新的大組織後，內部的指令成本就自動會降低。相反，更大的企業會更「講規矩」，其對外市場交易的成本也會增加。
順便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所謂「大數據」之流的新型管理技術也只是以降低交易成本為目標，而非自動以降低交易成本為能力，並不會必然降低科層制組織的指令成本。恰恰相反，如果在考察視野中納入了過多的數據，而對數據的管理能力即篩選、分析能力跟不上，數據集合就會像一個過度膨脹的企業一樣消化不良。「大數據」的解法本身也需要有一個「大數據的邊界」。
其次，要通過改良制度環境來提高市場主體的治理選擇質量、實現收益最大化。對於有趨利避害、減少交易成本之本能的經營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補貼、輸血，而是提供一個讓他們有充分選擇、能充分發揮、實現優勝劣汰的環境。
這又能包括兩點：
一是強化合同的執行機制。理性的企業對邊界的選擇均是在現實中做出的，選擇以企業指令代替合同交易，未必是因為前者的成本低，而只是由於後者的成本過高。故而，如果合同交易的履行成本能降低一些，企業的選擇空間就會加大。而且較之需要企業家各自「修煉」的內部治理成本，合同履行是由法院、仲裁機構等外部主體來保障的，具有普適的公共物品性質。社會無法幫每個企業提高自身的內部指令水平，卻能努力通過更好的法治環境、營商環境來為每個企業提供更低的市場交易成本。這是我國還較為薄弱，但正在、也需要繼續努力改進之處。
二是減少管制造成的不必要的專用性資產。一項資產是否為專用性，可能是基於技術、銷路、位置等自然維度，也可能是基於不必要的管制維度，從而會帶來不必要的、低效率的企業一體化。當資格準入、土地、融資、原料或銷售渠道等資源被分配給少數類型的企業，而不在市場上自由供應時，其他企業就必須依賴有特殊資格的企業才能從事有效的經營。前者投入的資產因此會呈現出一定的專用性，他們要麼需要因此接受合同風險，要麼需要以不利的條件接受轉包分包、合營、戴紅帽子等方式。有特殊資格的企業則會成為食利階層。
2020年3月底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強調「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暢通要素流動渠道，保障不同市場主體平等獲取生產要素，推動要素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引導各類要素協同向先進生產力集聚」，正可謂是為了通過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來減少非市場因素導致的「資產專用性」的大道。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