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和城鎮新增建設用地規模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鈎政策，強化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三農問題專家、成都市社科院原副院長陳家澤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專訪時指出，未來持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能夠進一步挖掘消費潛力，對擴大內需意義很大。同時，通過對農村和農業補短板，也可以加速釋放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這對於推動城市群的發展也是關鍵因素。
農村補短板才能推動城鎮化率提升
《21世紀》：「十四五」時期，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目標是什麼？
陳家澤：戶籍制度改革是一個長期過程，其目的都是為了釋放人口紅利，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十四五」時期，我國內部和外部形勢也發生新的變化，從這一方面看，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所推動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能夠進一步挖掘消費潛力，對擴大內需意義很大。
同時，在城市群成為城市化主要地區的背景下，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使得「城」與「鄉」形成更加緊密的關係，勞動力流動過程中受戶籍制度的限制越小，越能夠推動城市群的發展。
《21世紀》：「十四五」時期，重點是推動哪一類人群的市民化？關於財政轉移支付，此前你的一項研究稱，成都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可能在16萬左右。這一成本在未來是否會持續上升？
陳家澤：未來重點是農民工市民化，他們不僅為城市創造財富，也攜帶和引領了更多轉移人口的市民化。
進一步講，農業轉移人口涵蓋農民工，也包括與農民工進城務工同時來到城市的隨遷子女和父母。其中的核心是農民工，只有他們能夠在城市穩定工作和生活，才能將隨遷子女和父母帶入城市。
但與此同時，隨遷子女來城市，要考慮相應的公共服務供給，比如就學。城市政府必須從公共財政的預算中進行精準測算，包括學位、教師、教具等新增單位人均教育資源。
越是大城市，要求提供的公共服務更多，剔除價格因素，我認為可能人均落戶成本可能還會提升。
因此，在人從農村向城市轉移過程中，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清醒的認識這個問題，我建議中央政府形成專項轉移支付，在財稅方面進行創新。地方政府要自下而上的進行改革，針對地方的實際情況進行探索。
《21世紀》：在城鎮化推進的過程中，城與鄉會呈現什麼樣的關係？
陳家澤：通過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釋放更多的人口紅利，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必須走的一條路。一個現代化的生產體系中，人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因此無論何時，我們都要解決人從哪裡來的問題。
一種理論認為，因勞動生產率低下，傳統農業中存在大量隱性失業。同時，城鄉工作的收入差距，也是龐大的中國農民工移動的最關鍵因素——就像一個「引擎」，驅動人在大江南北流動。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中，大量年輕勞動力離開農業，對傳統農業下的生產方式帶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要植入現代要素的農業生產方式，也需要年輕人。
多年以來，我們都提出要重視現代農業生產中，年輕勞動力緊缺的問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為此進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比如在成都，通過培訓農業職業經理人，使得農業規模化、現代化。
與此同時，農業規模化和現代化水平的提高，也會產生擠出效應，過去我們認為傳統農業的生產方式是短板，如今這塊短板補得越好，則越可以推動農民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速度。
在很大程度上，通過制度創新（如農業職業經理人）和技術進步，可以進一步釋放人口紅利。
因此，我們說城與鄉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的。農村發展越好，城市才越能夠提升城鎮化率。
房價不是決定勞動力流動的關鍵因素
《21世紀》：現在越來越多的城市放開了落戶限制，但這並非意味著就一定能產生吸引力，是什麼因素決定了人的流動？
陳家澤：什麼能夠決定人的流動？我認為是「機會」。
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及其都市圈，可提供更多機會。而小城鎮不是人口流動重點，因為城鄉收入比在小城鎮拉不開差距。
此外，機會還不僅包括就業機會，還包括隨遷子女的就學機會，這是複合的概念，哪一座城市可提供的機會越多、越完善，越可在下一輪城鎮化進程中獲得良機。
房價並非直接影響了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進程。相反，房價越高的地方，往往越發達，意味著產業支撐能力越強，聚集的人口越多，需要提高的服務業越多，可提供的就業機會就越多。這反而可使得更多的農業轉移人口，能夠在城市中找到相對穩定的工作機會。
而且很多農業轉移人口，不會在城市中買房（即使是擁有購房資格），而願意去自己家鄉周邊的縣城購房，不僅價格相對更便宜，也距離自己的故鄉更近。從某種意義上說，城與鄉之間還存在一條紐帶，就是中國龐大的縣城。
《21世紀》：當前戶籍制度改革的難點在哪裡？
陳家澤：第一，是對城、鄉兩種戶籍所承載的福利，如何實現均衡化和一體化的問題。比如，新農保和城鎮職工、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別。因此，未來戶籍制度改革的難點，是在公共財政的負擔能力。
第二，難點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我們如何在合理控制人口規模的同時，提升城鎮化率。
第三，對於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認定方式上，通常是戶籍制。但我認為居住證模式也是一個很好的探索，它介於農村戶口和城鎮戶口之間，表明此人正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路上，只要滿足一定條件，就可以真正成為市民。這既給了農業轉移人口動力，又給了地方政府緩衝時間，不至於短期內增長過多的財政壓力。
《21世紀》：成都作為統籌城鄉改革最早的地區，在戶籍制度改革，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方面的經驗有哪些？
陳家澤：農村人口進城，與在農村的財產沒有直接關聯，不能因為其進城務工、就學或取得戶口，就失去在農村相關權益。這是成都在統籌城鄉改革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經驗。
此外，要認真的研判城市政府的公共財政的支撐能力，特別是在新格局新時期，人均落戶的成本。
同時，通過對流動人口中的勞動參與率的測算，可以對戶籍制度改革對提振內需的實際影響和公共服務支出的成本作出判斷。還應該對落戶後可能對城市和農村的消費帶來的影響進行測算，以更加合理指導未來的戶籍制度改革和城鎮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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