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對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確立的重大貢獻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集體在同黨內歷次「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長期鬥爭的結果。在這一鬥爭過程中，作為毛澤東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的任弼時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在中央蘇區：籌備蘇維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為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為樹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1931年4月，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以中央代表團負責人的身份同王稼祥、顧作霖一行從上海秘密進入蘇區，肩負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加強蘇區中央局的領導，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等任務。在代表團進入蘇區前，中共中央對蘇區的工作是不太了解的，特別是對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不理解。他們認為「毛右傾；共產國家代表米夫和「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王明認為：山溝裡出不來馬列主義，蔑視毛澤東在蘇區開展的鬥爭。所以，在六屆四中全會上，毛澤東僅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寧都宣布成立的黨在蘇區的最高組織——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是項英。2月，中共中央決定增派任弼時等三人去中央蘇區時，宣布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領導班子是：項英、任弼時、王稼祥、毛澤東4人為常委，項英代理書記，任弼時分管組織，王稼祥分管宣傳，毛澤東分管軍事。這說明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遠在項英之下。

任弼時進入蘇區後，通過中央局擴大會議，特別是通過對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實際指揮過程和關於戰略決策的爭論發現：項英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而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幹」。特別是在大軍壓境之際，毛深察敵情，臨機果斷，指揮若定，因而萌發出推舉毛作為蘇區黨的主要領導的信念。

為推舉毛澤東代項英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樹立毛澤東在蘇區的領導地位，任弼時前後作了如下幾項工作：第一，充分肯定以毛澤東為前委書記的蘇區幾年來的工作；第二，積極支持毛澤東在軍事、土地政策方面的正確主張；第三，推舉毛澤東為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第四，籌備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毛澤東為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

毛澤東被選為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是毛澤東在開創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的艱辛過程中做出的巨大貢獻所決定的，任弼時進入蘇區後進行的大量工作，為毛澤東奠定這一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個時期，毛澤東實際上成為蘇區最高領袖，這為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這裡需要說明一點的是：任弼時在為1931年11月1日至5日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會（贛南會議）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曾不點名地對毛澤東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重要論斷，進行了錯誤的指責，認為是「狹隘經驗論」。但當時在王明路線佔據統治地位的條件下，這種批評與指責，實為言不由衷，是不得已而為之。正因為如此，中共臨時中央認為任弼時的批評不得要領，沒有上綱上線。也正是由於任弼時到蘇區後，一再推薦毛澤東，而「配合」王明路線反「毛右傾」不得力，所以，隨後在他們發起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中，「打毛排弼」，將任弼時派到了湘贛省委。

二、在長徵路上：開展同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的鬥爭，力促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全面維護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我黨的領導地位，但不久，毛澤東的這一地位，又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1935年6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到達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並制定了兩軍會同北上，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但是，領導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卻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對革命產生悲觀情緒，想偏居一隅，逃避革命，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並企圖以槍指揮黨，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10月5日，張國燾悍然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黨籍，並下令「通輯」。中共中央獲悉後，與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36年6月，紅二、六軍團在甘孜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面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為了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避免分裂，身為紅二、六軍團「政治核心」的任弼時，一面堅持原則，反對分裂，一面顧全大局，維護團結，同張國燾進行了一系列的鬥爭：第一，堅決抵制張國燾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攻擊；第二，堅決反對張國燾分化和吞併紅二、六軍團的陰謀；第三，堅決反對張國燾利用組織手段壓制紅二、六軍團的企圖；第四，堅持團結和統一，在四方面軍中做說服教育工作；第五，建議三軍會師前應作細緻的政治動員；第六，建議中央統一集權領導，粉碎張國燾的新陰謀。7月10日，任弼時致電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建議：「在一、二、四方面軍靠攏時，召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產生黨內和黨外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1]解決原則分歧問題，並要求共產國際派代表出席會議。7月12日，中央復電任弼時，「中央已向國際請求批准召開六中全會」。[2]7月27日，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張國燾為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此後，任弼時在西北局會議上又多次對張國燾進行說服和鬥爭。當張國燾提出西繞青海，北出甘北的計劃後，9月18日，西北局舉行會議，否定了這一計劃，決定北上，向靜寧、會寧進軍。但過了岷州，張國燾又違反決定，準備從洮州過河西去，此計劃又被制止。張國燾再次迫於情勢不得不於9月27日致電陝北，承認中共中央的領導，同意北上。10月10日，三軍先頭部隊終於在甘肅境內會師，黨取得了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鬥爭的重大勝利。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組建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此後，在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時和洛川會議上，兩次改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均為主席，成為黨在軍事工作方面的最高領導人。紅軍長徵的勝利，進一步提高了毛澤東的威望，任弼時力促三軍會師，有力地維護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三、在共產國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爭取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支持，正確捍衛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長徵的勝利，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根據中日民族矛盾已成為主要矛盾的新形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適時調整了黨的政治路線，大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七七事變」後黨領導的獨立自主的抗日戰爭又獲得了蓬勃的發展。但這時，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又經歷了一次嚴峻的挑戰。

1937年11月底，王明從共產國際回國。這時，王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他一回國就要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抗戰以來黨的方針、政策提出許多批評，且很多都是針對毛澤東的。由於王明宣稱他傳達的是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享有很高的威望，故一時不少人受到蒙蔽。

當時，在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看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力量比較弱小，中國的抗戰要依靠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應當運用法國共產黨的經驗，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共產國際所以派王明回國，正是為了貫徹這些「新政策」。很顯然，中共中央和共產國家之間，雖然在堅持抗戰，鞏固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統一戰線中如何堅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自主則存在分歧。

王明的獨斷專行，共產國際的錯誤意見，使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變得十分微妙。為此，在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央決定派一名黨性觀念強，既熟悉共產國際，又了解中國抗戰的同志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係的情況。

1938年3月，任弼時經長途跋涉，到達莫斯科。4月14日，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主席團遞交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全面介紹了八個月以來中國抗日戰爭的發展過程，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全面、持久抗戰的方針政策。

5月17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任弼時就4月14日的書面報告大綱作了說明和補充。他的說明和補充，生動、翔實，實事求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經過討論後，做出了《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充分肯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複雜和困難條件之下，靈活地轉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之結果，已建立起國共兩黨的新的合作，團結起民族力量，去反對日本的侵略。

任弼時除了在共產國際的講壇上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和毛澤東的抗戰思想外，還充分利用蘇聯的報紙雜誌進行宣傳。

1938年5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後，任弼時在《真理報》上發表《中國持久戰口號的意義》一文，宣傳毛澤東持久戰思想。隨後，毛澤東發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任弼時又在《真理報》上發表《民族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及時宣傳毛澤東的主張。

同時，任弼時還組織人力，翻譯毛澤東的文章，在共產國際的兄弟代表團中分發，並應邀參加各兄弟黨的座談會、報告會，交流信息，介紹情況，讓世界無產階級了解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戰路線，了解毛澤東的抗戰思想。

如果說，共產國際執委會對中國共產黨能否正確實行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曾經有所懷疑，而對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又缺乏基本認識的話，那麼，任弼時的報告和宣傳，溝通了信息，闡明了在統一戰線中團結鬥爭的真實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共產國際原有的認識。正因如此，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在約請任弼時和王稼祥談話時鄭重宣布：應該告訴全黨，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的問題要在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下解決。季米特洛夫要即將回國的王稼祥轉達：請告訴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1938年8月，王稼祥回國，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完全同意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在這一時期的政治路線，批評了王明在統一戰線中的右傾錯誤，從組織上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四、在延安整風中：協助毛澤東組織會議，輔導學習，起草文件，把全黨的認識統一到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

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從組織上、政治上、軍事上批評了王明的錯誤路線，並從組織上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這時，全黨的思想還沒有完全統一，黨內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現象相當嚴重。王明還在玩弄兩面手法為其錯誤路線進行推諉和辯護，並向中央發難。為此，毛澤東決定在全黨發動一次整風運動，來解決這些問題。

在整風過程中，任弼時協助毛澤東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3月的政治局會議是整風前夕的一次重要會議，會上討論了增強黨性的問題。為了進行整風的準備，會後任弼時根據毛澤東的提示寫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對為什麼要增強黨性和如何提高黨性修養進行了系統闡述。在以後的整風學習階段，任弼時又針對中央黨校的學員，在學習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等文件時提出的許多問題，作了關於增強黨性的長篇報告，深刻闡述了無產階級的黨性問題。這對於全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特別是對加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一元化領導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整風運動在全黨範圍普遍展開。為給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創造條件，任弼時擔負起整頓黨校、黨報和中央宣傳部的重要工作。4月3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書記處又決定任弼時負責領導邊區系統整頓作風的工作。4月21日，任弼時向陝甘寧邊區二千多名幹部進行了學習動員。

8月22日，在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組織上一元化的總目標。中央又指定任弼時負責西北局的黨政軍工作。會議決定任弼時、王稼祥組織和指導召開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落實整頓三風，精兵簡政和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的任務。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後，任弼時抓緊落實精兵簡政的工作。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毛澤東被推定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這次決定規定：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延安整風進入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與審查幹部的新階段。任弼時以身作則地對他在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以後的革命實踐及思想發展過程，進行了總結和自我批評。任弼時的發言質樸、鮮明，心底無私，敢於直言，不僅教育了自己，而且教育了黨內許多同志。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會議委託任弼時負責組織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整風思想大統一的基礎上，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是黨關於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它的通過是全黨思想認識高度統一和全黨團結的有力明證。

1945年4月23日，在任弼時（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大會秘書長）和其他同志的精心籌備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在隨後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上又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並被選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寫入了黨章。至此，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無論是在組織上還是在思想上都牢固地確立起來。

《教學與研究》2002年第5期 廖良初

文章來源: 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