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新建小學，即日軍佔領後新設的日語小學。為了強化日語教育，日軍規定所有的既有學校必須增配一名日本人教師擔任副校長，負責日語教學工作；新建的日語學校則必須配備日本人校長。按照日軍要求，當時的小學主要開設日語、修身、數理、體育、藝術、勞動等必修課程， 其中日語課的學時數最多，為每周6學時。為了規範日語教育，三省聯絡會議還專門制定了《發行教科書的相關規定》（1942年7月16），提出了一個爭取在六年內編纂發行全12冊《日本語讀本》以及與之配套的全套掛圖的計劃。
在中學教育方面，三省聯絡會議也規定所有中學都必須配備日本人教師，必須增設日語課為正式的教學科目，要求所有學生都必須學習日語。
為了解決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問題，日本佔領軍還在島內開設了兩所職業學校，分別是加積農學校和那大農學校。加積農學校成立於1943年10月11日，那大農學校成立於1944年9月25日。前者在籍學生數為100人，後者為50人。據曾在加積農學校就讀的老人回憶，該校的所有教師都是日本人（包括來自臺灣和朝鮮的教師），所有課程均用日語授課。
2、成人教育
第一，師資教育
由於在短時間內興建了眾多的學校，使得島內原本十分匱乏的教師資源更加捉襟見肘。筆者曾採訪過當時在中小學校就讀或工作的14位老人，據他們回憶當時在中小學校擔任日語教師的大多是日軍中的文化程度較高者，而並非科班出身的教師。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42年4月日軍在海口市創辦了海南師範學校。該校主要招收來自日本國內或臺灣、朝鮮等殖民地區的學生，進行六個月的培訓後分配到島內各地做教師。除此之外，該校還承擔了中國人教師的再教育任務。從中國人教師的教育內容看，日語課所佔時間最多，為每周12節。培訓的主要目的是讓中國人教師能夠「順應東亞之新形勢」，成為「能夠自覺意識到新海南島之使命的指導者」，換言之是要把他們培養成為對海南實施文化滲透的指導者，從文化上進行殖民。
第二，公務員教育
日軍在海南島採取的是「支那人自治」，即「以華治華」的統治政策。三省聯絡會議於1942年7月16日專門出臺「海南島人公務員訓練綱要」，要求對瓊崖臨時政府、市縣政府及地方治安維持會的骨幹進行培訓，目的在於使受訓者「認清當前時局，培養其積極配合我方之精神」。為此，日軍專門在海口設立了「公務員訓練所」，所長由海南海軍特務部政務局長親自擔任，「主事」、「教官」、「助教」等也都由特務部官員擔任或兼任。訓練內容包括「實施大東亞民族共榮的思想觀念教育，以及公務員所需知識及實際技能的訓練」，其中日語課被排在了首要位置。
第三，警察教育
1941年11月8日，三省聯絡會議出臺《海南籍警察訓練綱要》，決定成立「警察訓練所」，培養「為我方所用的海南籍優秀警察人員」。綱要指出，「警察訓練所應進行以皇道為基礎的東亞民族共榮的思想觀念教育，傳授警察所必需的知識，實施實際技能訓練」。訓練所的所長亦由特務部政務局長擔任；顧問由陸軍警備司令官或由其指定的軍官擔任；其他職位也都由特務部官員或日軍軍官擔任。訓練所內設本科及特別訓練科。本科負責培訓一般警察，特別訓練科負責培訓高等、思想、刑事、情報等部門的專屬警察。本科開設的教學科目有日語、刑法、違警罰法、警察行政、一般衛生、犯罪搜查、情報收集、戶口調查、保甲制度、工作職務、禮儀、檢查、軍事訓練等；特別訓練科的教學科目則須經教務會議審議後，由警察訓練所所長親自製定。
第四，黎族教育
黎族是海南島的世居民族，他們雖然人數不多，但居住地區卻涵蓋海南島的廣大中部山區。日軍侵佔海南島後制定了實施民族離間政策，將黎區建設成為對抗我抗日遊擊力量的緩衝地帶的統治政策。1942年7月16日，三省聯絡會議專門出臺了《黎人訓練綱要》，提出要在海南海軍特務部的指導下對「將來在我方黎族地區從事警察工作，以及執行推動其他各項政策之人才」進行培訓。受訓者的選拔標準為年齡在十四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出身於黎族的名門望族，將來有望成為部族的中心人物，且身體強健者。培訓內容包括培養受訓者「絕對依附於我方的思想意識、普及衛生觀念、培訓黎峒自衛所需要的技能等」。培訓科目包括訓育、日語、衛生、禮儀、點檢、教練、自衛警察、農業實習等。其中對黎族青年的思想教育（訓育）和日語教育被排在了前兩位，其對黎族青年實施文化滲透的企圖不言自明。
管控大眾傳媒
日軍登陸之後即組建報社「教導島民」，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日軍對海南島實施文化滲透的另一重要手段是通過對大眾傳媒的管制和利用，影響海南民眾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政治觀念，以把海南民眾變成天皇制下的順民和開發掠奪海南島資源的重要力量。
日軍一向重視對殖民地人民的「宣撫工作」。在日本侵略海南之前，臺灣總督府制定的《海南島處理方針》中便已制定了加強「綏靖與宣撫」，「糾正島內排日思想」，在島內「配布《香港日報》《全閩新日報》等報紙，同時利用海口的《瓊崖民國日報》及《瓊崖新民日報》之設施，刊行新聞，向島內及南洋各地配布」的具體政策。
抗日戰爭爆發後，海南島內的抗日情緒十分高漲。以海南書局為代表的傳媒機構積極宣傳抗日思想，出版了大量的抗日書籍。日軍侵略海南島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反響，也遇到了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島內抗日力量的激烈抵抗。為了減輕國際輿論的壓力，緩解海南民眾的抵抗情緒，日軍專門組建了「報導部」。報導部主要負責「宣撫」工作，目的是使海南民眾「理解」佔領政策，安定島民人心，製造軍民和諧的假象。據報導部成員，隨登島軍艦同期抵達海南島的日本著名軍旅作家火野葦平記錄，報導部在駛往海南島的軍艦上便開始了工作，每天編寫「陣中新聞」，鼓舞士兵士氣，以便對海南島進行長久的佔領。
1939年2月12日，在佔領海口的第三天，日軍便開始了宣撫工作。火野葦平在《海南島記》中記載：軍樂隊正在海口街道上行進，報導部的卡車疾馳而來，我們坐在車上，到處散發傳單，並在市內各地張貼標語。我們還僱用人力車，車上堆積著傳單，向博愛路出發」，「電線桿上、牆壁上、街道角落等處貼滿了各式各樣的告示和傳單」。告示和傳單的內容主要是為日軍侵佔海南島尋找藉口，宣傳佔領政策，其中一則布告如下：
「日華事變發生以來半年，於茲忠勇果敢的帝國陸海空軍將兵，無不百戰百勝，去年攻略廣州及武漢三鎮，已完全掌握全中國之要城。
……
我作戰軍隊此次在海南島大舉登陸，而陸海空軍緊密聯繫之下，完全控制全島，於日本海軍完全佔有勢力之西太平洋上，現在孤立命運之海南島，應倚賴日本之外無別途。
我軍按照帝國政府屢次聲明，不敢敵視中國民眾，所以無辜島民宜安心就業。縱然屬於正規軍或保安隊，若能悔悟其非，拋棄槍枝，隨我做協力者，一律應當保證其生命財產。倘若有向我軍抵抗加害者，或與敵軍通款者，無論何人，決不寬恕。
日本軍隊對島民所要求者，就在使島民從速覺悟過去錯誤，拋棄抗日容共之偏見，信賴正義之日軍，而建設反共親日之樂土。特此布告。」
由布告內容可知，日軍通過發布傳單等手段安撫島民，企圖使島民放棄抵抗，做日軍治下的順民。
為了宣傳日軍的統治政策，日軍加強了對新聞媒體的管制。由於地理上孤懸海外，政治上遠離政治中心，日軍侵佔之前的海南大眾傳媒業並不發達。當時海南島內最為著名的傳媒機構，應為王夢雲、唐品三等人創辦的海南書局。該書局雖因日軍侵略海南而被迫關門，持續時間較短，然而由其整理出版的《海南叢書》、《瓊州府志》等書籍，至今仍是研究海南歷史的重要文獻。同時期的海口，僅有《瓊崖民國日報》和《瓊崖新民日報》兩種報紙，合計日發行量僅為1300份。此外，在文昌、樂會等地還有《文昌周報》《樂會半月刊》等小型發行物。
2月10日，日軍在佔據海口的當天，便由報導部強徵海南書局的房屋和設備，著手組建新的報社。2月13日《海南迅報》社正式成立，15日發行第一張報紙。從火野葦平《海南島記》的插圖看，《海南迅報》的發刊號刊有《發刊之辭》、《日本海軍登陸於南方地區》的報導，以及《海口市治安維持會準備委員會布告》等內容。由於字跡模糊不清，《發刊之辭》的具體內容無法詳知，但從隱約可辨的「在友邦日本指導之下」等內容可以推測，其目的應以教導島民服從日軍的領導、做日軍統治下的順民為主，即為對海南島民實施文化滲透服務，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海南迅報》社由日軍直接指揮。後來，日本人又設立了《海南新聞》報。然而，由於這些報紙並不受島民歡迎，發行量較小，因此兩家報社始終未能做到收支平衡。為此，三省聯絡會議不得不予以補貼。對於報紙內容，日本佔領軍也採取了嚴格的審查制度。從具體分工看，「陸海軍分別負責審查、監督與自身相關的軍事內容」，而三省聯絡會議則「負責審查、監督一般性內容」。
除此之外，日軍還曾發行過多張渲染日軍與海南民眾和諧相處的明信片，來美化侵略，粉飾太平。應日軍要求，臺灣共榮會還派遣電影技術員到海南島巡迴放映電影，宣撫島民、慰勞日軍。1941年4月1日，共榮會還在海口市設立了支部，經營影院。
為了管控大眾傳媒，防止不利於日本侵略的郵件流出或流入島內，日軍還專門發布文件，要求對所有進出島郵件進行嚴格檢查。當時日軍官兵及日本公司的開發人員郵寄日本的照片和明信片的背面，都加蓋有日軍的檢閱章。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