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1952-)

　　

□胡亮

　　從某種意義上講，舒婷是位具有復調特徵的詩人——換句話說，她有很多張面孔。
　　1977年5月，舒婷完成了《這也是一切》，溫婉、堅定、確信，洋溢著少女般的樂觀主義。就是在此前後，比如1973年，舒婷寫出《致大海》，1980年，寫出《獻給我的同代人》，1981年，又寫出《會唱歌的鳶尾花》。
　　筆者的斬釘截鐵，消除不了他者的小聲嘀咕。那就來讀《獻給我的同代人》，「為開拓心靈的處女地/走入禁區，也許——/就在那裡犧牲/留下歪歪斜斜的腳印/給後來者/籤署通行證」；再來讀《會唱歌的鳶尾花》，「理想使痛苦光輝/這是我囑託橄欖樹/留給你的/最後一句話」。
　　在筆者看來，舒婷給新詩帶來的植物，橄欖樹也罷，鳶尾花也罷，不是小姐，而是怒睜了雙眼的豪傑。「我歷來就是撞得粉碎，我所有的詩篇，都是心靈的碎銀。」
　　1977年，舒婷寫出《致橡樹》，1978年，寫出《思念》，1979年，寫出《雙桅船》，1981年，又寫出《神女峰》。
　　舒婷設計了理想化的兩性關係，「仿佛永遠分離/卻又終生相依」，這種關係和距離有利於兩性——尤其是女性——在獲得尊嚴的前提下獲得愛情，甚至獲得輕度的羞答答的欲望紓解。當其時，這就是抵抗。
　　今天中學生讀舒婷，不見抵抗，徒見熱烈而已。其實這些作品不像愛情詩，而像單方面的含苞待放的女權主義宣言。
　　從這個意義上引申開，與其說，舒婷呈現了愛情的困境，不如說，她呈現了人性的困境。「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今天中學生讀舒婷，不見困境，徒見甜點而已。此之謂復調。
　　慢慢地，舒婷也就只剩下了小布爾喬亞的愛情詩。「我成不了思想家，哪怕我多麼願意，我寧願聽從感情的引領而不大信任思想的加減乘除。」這些愛情詩，富氧，高糖，流通性極高，受到了空前熱烈的迎迓。
　　就這樣，舒婷早期的悲劇性，被今天的讀者消解；中期的悲劇性，被蛻變的自我消解。
　　1978年12月，《今天》發表《致橡樹》；次年4月，《詩刊》轉載這件作品——此後，這件作品就成了保留性的晚會朗誦節目。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舒婷已然很少寫詩；九十年代以後，重心轉向寫散文。「文學像一群不善甘休的蜜蜂，圍困一棵花期已過的老山楂樹。」她也曾如此自嘲：詩歌難以破鏡重圓，散文也非白頭偕老。
　　從1996年到1997年，詩人應邀到柏林生活和寫作，居然重啟詩筆，完成了一批作品，包括長詩《最後的輓歌》。
　　歐洲的後現代主義語境，讓舒婷遠離了李清照，遠離了普希金，遠離了泰戈爾，遠離了戴望舒，遠離了何其芳，遠離了蔡其矯，遠離了這些決定性的營養，轉而開始嘗試新的風格：拼盤，反諷，戲劇性，用口語記錄日常。
　　是的，詩人甚至寫到了「啤酒瓶」，寫到了「蔥花雞蛋湯」。對詩人來說，這已是很大的冒險。
　　詩人也曾反覆自問：「也許懷個怪胎回來？」——她尚未悉知，當其時，新詩已經懷上了千百個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