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鋼琴家》劇照,被驅逐的猶太人聚居區,得以逃脫的猶太人鋼琴家。
由於無法忍受以色列法律強加於我虛構的民族屬性,更難以忍受它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自詡上帝選民俱樂部的成員,我願意放棄做猶太人並不再自認為是猶太人。
——施羅默·桑德
我們,波蘭的猶太人
1944年4月,詩人朱利安·杜維姆(JulianTuwim)發表了他的悲情詩《我們,波蘭的猶太人……》,詩的開頭這樣寫道:「如果我必須明確我的國籍,確切地說,我的民族情感,我會說我是波蘭人,這樣說有許多簡單而幾乎淳樸的理由,大部分是理性的,小部分是非理性的,但絕無『神秘』的成分。是波蘭人,這既不是一種體面,也不是一種光榮又不是一種權利。這,就像是呼吸。從未見過一個以呼吸為驕傲的人。我是波蘭人,因為我生於斯,長於斯,在這裡生活,在這裡學習,因為在波蘭,我曾有過幸運和不幸。因為我只是想,從我被流放的地方返回波蘭,縱使有人在別處允諾我天堂的快樂……對於這一切,我的回答是,我知道有人在問:『好吧,如果你是波蘭人,那為什麼要說,我們,波蘭人?』而我榮幸地告訴你,『因為血液-也就是說,種族的教義?-不,絕不是。不是種族的教義,恰恰相反,是有兩種血液:一種流淌在血管裡,一種流淌在血管外。』」
1944年,杜維姆因他的一腔熱血而成為了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詩人不否認他是猶太人出身,即使他更願意把自己當成波蘭人,並厭惡種族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想否認其國籍並把他送到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排猶主義者。儘管戰後,他更願意回到他的祖國,籠罩了整個歐洲的地獄般工業化大屠殺卻促使他把自己認定為猶太人。他的理由很正確:他們,幾百萬因為出身而遭到謀殺的人民,不該再離開自己的土地或者改變自己的出身。因為希特勒,他們應該永遠是猶太人。
我記得,很早以前曾讀過他的悲情詩,從而更加強了我的猶太人意識。彼時,我也認同「二戰」剛剛結束後伊利亞·愛倫堡(IlyaEhrenbourg)的觀點,即這個星球上只要還有一個反猶分子,他就要作為猶太人而存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以色列的政策越來越極端,尤其因為它強行改變了緬懷歷史的方針,使我對確認自己身份的自信心不斷受到傷害。
《辛德勒名單》中的受難者——包括兒童。
獨特的受難者
有件事說明出現了這些傷害:我在巴黎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讀博士的時候,有人組織了一個大學論壇,在法國,這是第一個關於納粹主義和種族滅絕的論壇。猶太社區的代表們參與了論壇的準備工作,還籌措了資金,他們對於論壇向一位茨岡女報告人發出邀請感到十分恐慌並堅決反對她出席討論會。經過了極其艱苦的努力,藉助於歷史學家皮埃爾·維達爾-納蓋(PierreVidal-Naquet)的積極幹預,「非猶太」女研究員才被允許發言。這件事讓我感到噁心。首先,我非常詫異,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還不知道對於納粹罪行的不懈追索僅僅是為了猶太人。
再後來,又經歷了幾次這類事件之後,我經常會在不同的情況下(城裡的晚餐聚會、大學的課堂上、激烈的爭論中)提問:「有多少人在納粹的種族滅絕集中營以及在其他大規模屠殺中被殺害?」回答毫無例外的都是:600萬。當我強調我問的是被害人總數而不僅僅是猶太人,我的對話者都顯得非常吃驚,極少有人知道答案。
看過20世紀50年代阿蘭·雷乃(AlainResnais)導演的電影《夜與霧》的每個觀眾都能回答:1100萬人。但這個「非正常死亡」的數字從西方集體記憶的硬碟中被刪除了。事實上,可能是1000萬死難者(而不是1100萬),其中有500萬猶太人(而不是600萬),這是研究者勞爾·希爾伯格(RaulHilberg)的權威性著作《歐洲猶太人的毀滅》裡提到的數字。這裡,最重要的不是這些數字上的差別,而是應該知道為什麼「總的」數字會完全消失以及為什麼只剩下並只聽得到「猶太人」的數字。
總的來說,阿蘭·雷乃的這部電影非常成功,但瑕疵是片中僅有兩處提到「猶太人」。敘事的重點聚焦在納粹的種族滅絕機構上,電影所表現的死難者主要是政治犯、抵抗戰士和蘇聯戰俘。遺憾的是,觀眾在這個故事中根本不可能認識到納粹妄想狂的本質和對想像中猶太人的妖魔化。一半以上「非常規」死難者曾被劊子手打上了「猶太人」的標記,這個事實對於理解「二戰」期間納粹的種族滅絕和仇恨行為的性質極為重要。雖然這些「優先」死難者中的許多人絕不承認自己是猶太人,而堅持認為自己是法國人、荷蘭人、波蘭人或德國人,但當被劊子手認定他們屬於猶太種族之後仍然被殺害了。所以說,「文明化」的對白顯然是雷乃這部電影的主要缺陷。
導演的這個瑕疵,因其要大膽表現隔離區裡一個戴軍帽的法國憲兵而得到了彌補:20世紀50年代還有不少曾經與納粹佔領者合作過的法國人,那時展現這種令人不舒服的事實需要某種知識分子的勇氣,不幸的是,審查沒有通過。
1985年,即《夜與霧》上映整整30年之後,另一位法國導演的影片上映了:克羅德·朗茲曼(ClaudeLanzmann)的《浩劫》,影片迅即在20世紀末的電影文化領域裡取得了回憶種族滅絕的權威性地位。是否應對導演在他那個時代接受了以色列政府的直接援助而耿耿於懷?另外,是否不應該指出貧窮、愚昧的波蘭農民有時好像與有教養的德國納粹一樣有罪?把這些問題看成是平等、連續和一致的行為是一種對歷史的歪曲。
在長達九小時的電影《浩劫》裡,我無論如何都不能原諒的是,沒有出現過一次從法國開來的死亡列車!也絕少提到1942年7月,當猶太兒童被送往冬季體育場的時候,「光明之城」的大部分相對冷漠的居民,以及他們之中在花神或雙偶咖啡館裡消磨時光的知識分子。這部大獲成功的法國電影徹底刪除了維希政府的歷史角色,這一切顯然有利於在法國和西方世界建立標誌性的紀念之地。許多人都滿足於這種想法:工業化大屠殺的實施是在那邊-在遙遠的、瘋狂反猶的東方,在粗野的天主教農民之中,而與有教養的、精緻的美麗歐洲毫無關係。
況且,我作為這位自稱猶太人導演之作品的一個以色列觀眾,很難接受如此注重細節的歷史回顧電影從頭至尾談的都是在這個巨大死亡工業中罹難的猶太人,而沒有其他受害者。因此,儘管電影大部分鏡頭是在波蘭攝製,卻還是讓觀眾無法知道有500萬波蘭人在這裡被屠殺:250萬猶太人,250萬天主教徒。即使原來是為非猶太人的波蘭戰俘而修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也不配在《浩劫》中得到說明。因此,我一點也不會奇怪,那個美國總統巴拉克歐巴馬能夠帶著滿意的神情,談起波蘭的種族滅絕集中營。
當然,幾乎所有在波蘭的猶太人都從波蘭的土地上消失了;他們被拋進了焚燒爐或者被就地掩埋;而大多數波蘭天主教徒活到了戰後;當我們衡量死者和生者的差距時,會感到那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差別。但如果按比例計算,羅姆人(即茨岡人)的被害人數與其族群總人數的比例顯得與猶太死難者的比例非常接近;然而他們卻無權在朗茲曼的《浩劫》中出現。
遺憾的是,當涉及回憶受難者的時候,這位法國導演不是唯一要進行種族篩選的回憶監製人:有幾個人是在他之前,更多的人緊跟其後。同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ElieWiesel)為使猶太人死亡的專屬權得以永存,對於其他人的死亡保持了一種讓人難以忍受的沉默。
從20世紀最後的1/4算起,幾乎所有關於未被納粹打上「閃米特人」標記的死難者的記憶都消失了。工業化殺戮成了猶太人特有的悲劇。西方記憶中的納粹集中營和種族清洗的現象或多或少地排除了其他受難者:茨岡人、抵抗戰士、反對派、共產黨人、社會黨人、耶和華見證人派、波蘭知識分子、蘇聯軍官和警察等等。除了某些同性戀以外,那些所有被納粹清洗的人,以及對猶太人及其後代的系統性謀殺,也都從儲存記憶的主要網絡中刪除了。為什麼會出現這一切,而創建這種新的再回憶又對當今猶太人身份的特點產生了什麼影響?
《漢娜·阿倫特》中受審的艾希曼
記憶的演變
20世紀40代末以及整個50年代到60年代,滅絕猶太人的恥辱記憶始終處於西方思想和文化的邊緣。在以色列,儘管對艾希曼(Eichmann)進行了審判,但直到1970年,種族大屠殺竟然沒有列入教學大綱。這個課題在全世界的猶太人教育機構中很不得人心,在談到它的時候也總是小心翼翼。這有好幾個原因,我在此試舉二例。
第一個原因屬於心理過程的反覆無常:戰爭剛剛結束,集中營的倖存者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並不好。按照當時令人痛苦的偏見,如果某人成功地活著走出地獄,那可能是他出賣了那些被謀殺的人。納粹,在把人變成灰燼以前,先竭力把他們變成失去一切人類團結精神的人渣。這將會進一步證明他們的達爾文主義哲學。在這種反人性的勾當中,他們挑唆囚犯之間互鬥,鼓勵偷竊,取笑他們的身體殘疾。兇惡的獄吏及其獄霸走卒非常願意看到他們沒有團結的意識而有普遍的獸性。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初,集中營的倖存者都相互指責這種可恥環境裡的卑鄙行為。想要採訪倖存者並讓他們提供關於經歷折磨的口述或視覺證據幾乎是不可能的,許多人為倖存下來而感到恥辱。
這種長時間沉默的第二個原因與國際政治有關:在冷戰時期,整個西方積極動員起來力爭西德重返人民「民主」的大家庭。然而,事實是,這個國家的精英們-既不是社會黨人,也不是共產黨人,而是曾經諂媚希特勒的那一代人,所以最可取的還是淡化這段歷史,同時提出一種謹慎而克制的版本。當時的許多美國電影創造了一個經過漂白和正常化的威爾馬赫特(Wehrmacht)形象,有好些書描寫了德國的反納粹抵抗運動及其暗中受到的同情。那些以「不負責任的方式」敢於冒犯這種回顧歷史時的犬儒主義選擇性遊戲規則的人,主要是些政治上的左派作家和藝術家。
從20世紀60年代起,關於極端恐怖的認識開始漸漸發生變化。冷戰進入了新的階段,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向以色列賠付了金錢和補償了倖存者之後,便順利地融入西方的政治文化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機構中。在同一時期,以色列也成為了大西洋聯盟和美國在中東的忠實夥伴。
1967年的戰爭也在這個轉折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以軍「閃電戰」的勝利洗刷了建國以來一直伴隨著以色列精英們的「恥辱」。如果說,直到那時,屈從於大屠殺的「牲畜」屬於培養本土以色列人的反面典型,那麼代表摧毀過去的戰略將從此經歷一番徹底的變身。
以色列成了一個強國,當然是個小國,但很強盛,統治著另一個民族並迫使他們接受長期而粗暴的軍事佔領。昨天還因為懦弱而被掩飾的猶太人受難,將被視為猶太人做出的最大犧牲而變得崇高。傳說中的英雄主義和抵抗行為受到貶低,以便給大屠殺歷史中被害的猶太人留出最大的位置,他們不應該與歷史上其他罪行的罹難者處於同一水平。在紀念「猶太基督教」文明的時候,滅絕猶太種族一直居於邊緣位置,這顯然是無法被容忍的。重要的是必須承認,它是歐洲在心理上維繫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關係的主要因素。然而,為了偽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新策略,把對罹難者的懷念銘刻在西方人的意識中是不夠的,它還需要苦難的特殊性、排他性和全民性。通過所謂的「大屠殺工業」,用最大化過去的痛苦來聚積聲望資本以及經濟資本。
所有其他的受害者都被排除在外,種族滅絕成了猶太人的專用詞,從此以後,任何與其他民族的大屠殺做比較都被禁止了。當美國的亞美尼亞人後裔要求承認土耳其大屠殺罪行紀念日時,親猶太復國主義的大拉比聯手土耳其人全力加以阻止。所有當今和以往的罪行,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猶太人大屠殺必然顯得微不足道。罹難者因「猶太人出身」而完全不同於其他人--史蒂芬·史匹柏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或者克羅德·朗茲曼的《浩劫》中的那些罹難者就是如此。
希特勒將猶太人排除在「正常」人之外的企圖,在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針對整個西方世界的紀念活動中以一種反常的現象得到了證明:猶太復國主義的修辭越來越強調罹難者永恆的特異性而不是劊子手的特異性,強調猶太人的特異性而不是納粹的特異性。有太多像希特勒一樣的劊子手,卻從沒有像猶太人一樣的罹難者,而且將永遠不會再有!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GamalAbdelNasser)在他那個時代被形容為新希特勒,之後,被冠之以這個稱謂的是巴勒斯坦人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Arafat),再後來是伊拉克人薩達姆·海珊(SadamHussein),直到最近,這個角色又轉給了伊朗人艾哈邁迪·內賈德(Ahmadi-Nejad)。按照這種緬懷歷史的架構,從啟蒙時代以後,歐洲大陸的歷史獨特性並不體現在死亡工業的納粹組織者身上,而僅僅體現在被虐待和被殺害的猶太人身上。
從20世紀70年代起,種族滅絕倖存者後裔的陣營不斷發展壯大:許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既不曾在歐洲生活,也不曾對大屠殺受害者表示過實際支持的猶太裔美國人也自稱是浩劫後倖存者的直接繼承人。伊拉克和北非的猶太人子女最終也自認為是日益擴大的納粹主義受害者陣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同一時期,以色列出現了「大屠殺之第二代」的用語,接著又出現了「第三代」;苦難歷史的象徵性資本也因而成為了可以傳承的遺產,像所有的資本一樣。
舊時「上帝選民」的宗教身份逐步讓位於非常有效的現代世俗宗教-不僅是「選擇性受難」的宗教,而且還是「專屬受難」的宗教。這種「世俗猶太人性質」的身份政策,使得許多人可以從人種中心論的心理層面上自我認同為猶太人;後面我還會談到這一點。這也促使我對自認為是世俗猶太人感到越來越苦惱;當然,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
本文摘自《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
[以色列]施羅默·桑德著
喇衛國譯
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2017年6月
【內容簡介】
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在本書中回憶成長經歷,追溯猶太民族和以色列的歷史,以兼備動情與學識的書寫,頗具膽量地揭露了以色列對「上帝選民」理念與大屠殺苦難的鼓吹,質疑了猶太民族的定義方式,批判了那些根深蒂固的觀念與已成習慣的現實:猶太人身份的凝固不變、猶太人的道德優越性、猶太復國主義的種族政治、以色列的等級差別與殖民主義……而質疑與批判之後,桑德展望了一種世俗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身份認同,一個由坦誠、慷慨的普世原則指引的未來。
【作者簡介】
施羅默·桑德(ShlomoSand),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曾任教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1946年出生於奧地利林茨,是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波蘭裔猶太人,幼年時生活在難民收容所,1948年舉家遷往雅法。1982年獲得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學位,致力於民族與民族主義、法國知識分子歷史、電影史等研究領域。其著作《虛構的猶太民族》《虛構的以色列地》《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被稱為「虛構三部曲」,在以色列和西方學界引起轟動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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