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登
【環球時報記者 張妮】也許是出於做讀書節目的職業敏感，坐在《環球時報》記者對面的樊登，瞬間看到了我壓在胳膊下面、準備採訪結束後送給他的書，並歪著頭準確地讀出了書的名字。2013年起，這名國際大專辯論賽冠軍、前央視主持人、MBA講師，變身「樊登讀書會」的發起人。將書籍內容加以提煉，由一個學識淵博、口才過人的中年男人講述出來，這樣的免費音頻欄目遍地開花。但能把它做成一門擁有380多萬付費會員、年收入過億生意的，目前或許只有「樊登讀書會」這一家。這一被稱為「國內最大知識付費社群」的網際網路公司靠線下渠道的快速擴張，踏上了內容商業化的徵途。同時，也有人不理解甚至質疑這種「碎片化」的閱讀模式。「有人說我們是碎片化學習，我特別反對。」樊登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我們讀一本書是50分鐘，是一節課的時間。我們相當於一所學校，是380多萬人一起上的、中國最大的夜校。」
知識付費
環球時報：很多網際網路內容公司在嘗試知識付費，但並不容易做到，你認為門檻是什麼？
樊登：很多人把我們稱為知識付費，其實本質上我們做的是教育。這個行業非常難做，它對內容的要求非常高。一個老師講課好根本不夠，最多是聽眾不退費，但發展不起來。一定要講到讓聽眾有衝擊力，馬上把老公拽過來聽，再給公公婆婆每人辦張卡，這才是知識付費真正的門檻。我們做的是教育，不是產業。二者的本質區別是，產業需要迎合，教育需要改變。大部分受眾很懶惰，因為人腦有一個習慣，就是儘量別讓我動腦，你最好告訴我答案，我照著做就行了。做產業的目的是迎合消費者。他不想動腦子，你賣簡單的東西給他不好嗎？他喜歡聽心靈雞湯，你講點心靈雞湯，讓他舒服不就好了嗎？教育的目的是改變現狀，要跟懶惰對抗。我們的產品沒有定位，從8歲到80歲的會員都有。有不識字的大媽，有七八歲的小孩，還有院士、企業家。院士讀那麼多書，為什麼要加入我們？有位院士說，你彌補了我閱讀的盲區。
環球時報：有人質疑，把一本書用50分鐘聽完，這麼做不是投機取巧嗎，把受眾訓練得更不願意讀書了。
樊登：說這話我覺得有多個角度的錯誤。當年在海德堡發明印刷機後，很多人都不看印刷的書，他們覺得印刷的書沒有靈魂，應該看手抄的書，排斥新生事物是社會的慣性。但教育的目的是改變大腦，只要你學到知識，管它是印刷的書還是手抄的書，管它是聽來的還是看來的呢？你在學校上課，聽老師講的東西，難道不是老師把書讀完了以後講給你聽的嗎？你為什麼要聽呢？因為你沒有學習能力，書放在那你根本讀不懂。我們所講的書，共同點或原則就是，內容非常重要但學校裡不會講。比如，親子溝通、夫妻溝通、領導力、營銷、創業等很重要，但學校裡不講。目前來說，我們最受歡迎的書，排第一位的是《如何培養孩子的社會能力》，第二位是《親密關係》，接下來是《刻意練習》《正念的奇蹟》等。有幾本傳統文化的書也非常受歡迎，比如《梁漱溟先生講孔孟》《王陽明哲學》。人跟人的閱讀能力不一樣，有很多人感覺，聽我們講完後，發覺這本書之前自己白看了。還有，你讀書可能收穫更多細節，但需要付出更多時間和精力。我能保證的是，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讓你掌握這本書最起碼的核心精髓。
商業模式
環球時報：樊登讀書會的盈利模式除了訂閱費外，還有什麼？
樊登：付費就夠了。傳統的網際網路模式我認為是非常糟糕的：全免費，大家聽，聽到幾百萬人，我再賣你點東西賺錢，沒到幾百萬人就餓死了。錢都花在買流量上，買來的流量轉化不了多少有效的東西，大多數內容公司不可能賺到錢。我覺得這種模式不行，要從商業的本質出發考慮問題，就是我幫你解決了問題，你應該給我錢。但別人都不收錢，你怎麼能賣錢？如果讓你從App store裡付費下載軟體，你肯定不幹。但如果有一個朋友跟你說，你聽說過樊登讀書會嗎？我聽了幾本書，挺棒的。就這一句話，一年365元的訂閱費你肯定能花。這就要求我們的內容必須靠口碑傳播，同時要有專門的銷售人員。必須有專人賣，才能賣得動。我們完全複製了寶潔公司的代理商制度。還有一個啟發我的人是周鴻禕，他是中國網際網路公司第一個發展代理商團隊的人，3721當年為什麼能賣到幾個億，因為他有5000人的代理商團隊。所以，我們就做省級代理、市級代理、縣級代理。原則上，我們賣任何東西都能賣下去。
我們現在的收入模式不僅僅來自於新產生的書，老的書智慧財產權可以重複賣，這是IP收入。接下來，我們的團隊會有特別多的裂變，比如，裂變出少兒版，叫「樊登小讀者」;裂變出企業版，叫「一書一課」;最近還計劃把書店拿出來裂變，開「樊登書店」，現在開了270家左右，2018年的目標是開1000家，把書店開成便利店的感覺。有很多裂變的項目在後面等著。
閱讀危機
環球時報：中國目前是世界上人均閱讀量最少的國家之一。一個文明古國為什麼會陷入閱讀危機？你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國人的閱讀現狀？
樊登：我認為是教育的問題。很多父母都很在意孩子的自律性。自律性來自於自尊水平，一個人如果自尊水平高，覺得自己是知識分子，應該學習，就不會大學畢業後不讀書了。但我們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孩子的自尊水平，天天對孩子說，你能找到工作就不錯了，趕緊考公務員，穩定最重要。讓孩子產生危機感。危機感會帶來特別大的負面作用，就是只追求安全，變成被動性人格，在生活中幹什麼都不快樂。他為啥不讀書？因為讀書在他來看並不快樂，我們把讀書和考試、受罪聯繫在一起，這是最可怕的東西。我之前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大學生，不愛讀書，我在中央電視臺做主持人時處在半文盲狀態。後來節目停掉了，沒什麼事可幹，我才開始讀書。一年的時間就讀論語，孔子真的救了我，讀完以後發現讀書太重要了。然後用一年讀道德經，一年讀金剛經。讀完東方的書用西方的書驗證，發現道理都一樣。我覺得太妙了。養成讀書習慣後，你會發現越讀越快樂。我們的願景是，幫助中國3億人養成閱讀習慣。對於我們的影響，我沒法給出一個客觀評價。在我看來，至少我周圍的人都改變了。
環球時報：你在新書《可複製的領導力》中，從管理的角度對孔子、諸葛亮進行了分析。在你看來，中西方管理思維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樊登：我原來覺得領導力跟普通人沒什麼關係，但其實領導力跟每個人的生活都有關，包括要管好一個家，需要跟老公處好關係，把孩子帶好，管好自己的時間，都需要領導力。東方人總是給你一個很高的境界，比如孔夫子說，因材施教，這句話肯定沒錯，但怎麼做到因材施教？更多要憑感覺、靠運氣，你得悟。西方人很少提這種很高妙、虛幻的東西，他把因材施教拆成情境領導，根據員工的能力和意願分成四類：能力低意願低、能力低意願高、能力高意願低、能力高意願高，然後針對不同類型的員工，運用不同的領導力方法，比如指令型、教練型、支持型、授權型。我寫這本書，就是希望用西方人的工具達到東方人的境界。我認為，東西方文化最本質的區別在於，東方講究模糊的、關係的、調和的，西方講究清晰的、工具化的、邏輯的。在西方企業體系裡，所有的崗位被模塊化，這個人走了，外頭找一個嵌進去就好。但到人工智慧時代，人們以前的工作可能由機器人替代，而人的工作變成了純人性化的工作，比如審美、趣味、溝通、喝酒、聊天，這是中國人擅長的東西。那時，東方文化又再次佔優了。從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再到人工智慧的時代，循環往復，你很難說東方好還是西方好，真的是要互相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