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上海威霸一方的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青幫集團約形成於民國以後;其誕生之後,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規模和影響之大,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這個集團是如何形成的呢?
01上世紀初大批移民湧入上海,是首要因素
1949年以前,上海近500萬的人口中,有400多萬來自全國各地,佔總數的80%以上。
向上海大批移民的關鍵因素則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變化。
鴉片戰爭後,在東南沿海地區,外國廉價商品的傾銷、洋布排濟土布、洋船驅逐沙船等破壞了農村中的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出現了大量的失業手工業者和破產農民。
在福建、廣東、江蘇、浙江、安徽和由東等省有數以萬計的失業者淪落鄉村街頭。1843年清政府將由運河北運的遭糧改由海運,又造成大批失去生計的水手。再加上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帶來為大批難民,使得東南沿海各地逐漸聚集了一個龐大的遊民階層。
他們中有的人被迫起來與封建殖民統治者抗爭,更多的是流落江湖、四處飄泊。在失業大軍出現的同時,當時地處漕運要道的上海則成為這些人謀生發財的首選地。
由於超越中國主權之上的外國租界的建立和上海資本主義商業的發展,上海城區規模在半個世紀中成10倍、20倍的擴大。
市政設施建設的驚人變化,城市功能的多元化,風格各異為別墅洋房,水電煤氣等先進設備和舊中國最眾多最豪華為戲院、舞廳、遊樂場、彈子房等的出現,吸引了無數的失業者和一大批下野軍閥、失意政客、逃亡地主和富家子弟,造成了向上海移民的長達百年之久的人口遷徙運動。
大批移民人口湧向上海,對大亨集團形成起了催化作用。首先是帶來大批無以謀生的遊民,強化了上海本來早已存在的黑社會勢力。
犯罪、娼妓、吸毒、搶劫、騷亂等城市病蔓延。由於市區人口過於膨脹,將許多貧民推向邊緣地區安家,出現許多魚龍混雜的棚戶區。
這些地區不僅內部產生流氓團夥,社會黑勢力也乘虛而入,盤根錯節、泥沙俱下,成為窩贓銷贓、聚眾鬥毆、策劃犯罪的藏汙納垢之地。
發展到上世紀初,滬上流氓人數增至十幾萬人。從名稱看,有「九條龍」、「薄刀黨」、「一百零八股」、「十姐妹」、「拋屍黨」、「青龍黨」等。
從性質看,有聚賭團夥、詐騙團夥、乞丐團夥、販鹽團夥以及拐賣人口團夥等,從地域看,有法祖界的黃金榮集團,英租界的沈杏山集團、尤阿根集團、尚武集團,南市的趙阿寶即範高頭集團、李阿三集團、陳世昌和馬德寬的三十六股黨,碼頭地區的馬佔魁集團、沈關生集團、範回春集團,以及被稱為「滬西一條龍」的劉福魁集團等。
從籍貫看,有江蘇籍、安徽籍、浙江籍、山東籍、河南籍、河北籍以及上海本籍,其中不乏染有劣跡的江洋大盜或聲名顯赫的梟雄。
青幫江淮泗幫「大」字輩趙成樓,1909年在淮陰殺人後,在上海專事販賣槍枝獲取暴利。
號稱「江蘇大王」的顧竹軒,16歲來滬初為人力車夫,後來手下擁有數萬人的蘇北籍隊伍,他與法租界金九齡同為蘇北籍的大亨。
三大亨中的張嘯林是杭州出名的遊手好閒之輩,民國初年到上海,在同其他流氓頻頻交戰、爭奪勢力範圍中,成為與黃金榮、杜月笙並駕齊驅的滬上一霸。
至於上海本地籍中的「地頭蛇」亦「人材」輩出,除上海難「三聞人」之首的杜月笙外,小八股黨成員顧嘉棠原是上海北新涇花農,後隻身到十六鋪謀生成為流氓。
芮慶榮原是曹家渡鐵匠,後成為杜月笙手下四大金剛之一。可以看出,這種因大批移民進入上海而造成的惡勢力猖獗及其大魚吃小魚的社會競爭環境,正是大亨集團得以迅速破土萌芽的外部條件。
另外,他們也將傳統幫會帶入上海,其中的青幫遷移尤為重要。幫會本不是上海的土產,至上世紀50到60年代,作為「舶來品」的青紅幫隨首批移民流入上海。
1851年傳入的上海小刀會,即是紅幫支派。小刀會起義失敗後,紅幫遭到沉重打擊被迫進入較長的蟄伏期,青幫勢力開始崛起。
辛亥以後,各地幫會頭目也隨移民潮陸續進入上海。當時青幫「大」字輩頭目全國有四分之一約38人和一半以上約232個「通」字輩人士移居上海,他們在滬上大力發展其組織。
青幫原為清廷漕運人員傳授技藝維持職業、互幫互助的民間組織,流入上海後逐漸異化。
不少人因生活所迫借煙館、賭場、茶坊為巢穴,靠詐騙、行劫、偷盜、強霸市頭、拐賣婦孺、經營賭場等維生。
據1876年6月15日《申報》報導:
「嘉道間,惟糧船過境時,其黨即青幫必上岸滋事。或竊或盜、無惡不作……,今則蔓延江南北郡縣,無地無之。立字派,別尊號,逞殺肆惡,結為死黨」。
青幫中的一些「強龍」為在上海站穩腳跟,求得發展,與當地的地頭蛇結合,出現了幫會流氓化的傾向。
與此同時,上海土著流氓團夥也引進傳統幫會的組織結構,由原來的烏合之眾而結幫設會,排列座次,設別規矩,亦出現了流氓幫會化趨勢。
如此演進到清末民初,在上海地區「不妄所目見者,幾無一流氓不入青幫。」
這種頗具上海特色的、引入幫會體制、機制和做法,業以青幫為主體的大小不一的流氓勢力,成為大亨集團賴以產生和發展為主要基石,也是大批移民湧入上海帶來的結果。
02 近代上海「三界四方」的城區環境和政策導向,是客觀條件。
租界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怪胎,它的不受政府管轄的特點和同華界並存為「各自為政」體制,使得上海華洋界區交接處出現大大小小「三不管」的真空地帶,這對於各類犯罪團夥的繁殖和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地痞流氓嘯聚於此,不僅是因為有如蜂窩排列的茶樓、酒肆、煙館、賭檯等理想作案場所,更因為這裡比較安定,流氓癟三們可以充分利用三界武裝力量不能越界行事所形成的界區縫隙,從事各類犯罪活動。
大亨集團在上海難的問世,就是鑑於對界區警力真空這一特點為認識和利用有關。
比如鄭家木僑地段,該處是今福建南路聯潔「洋涇浜」南北法英兩界的鄭家木橋為中心為周圍地區。
黃金榮充分利用一河之隔、形同兩國制度的缺陷,在這裡聚眾鬥毆、呼風喚雨。
他每天上午九時起床後至鄭家木橋附近的聚寶茶樓,坐在他固定的專位上,邊吃點心,邊會見各色人等和手下徒眾,策劃搶劫,分贓劈霸,偵查案犯以及交線索、通情報、講斤頭等。鄭家木橋成為黃金榮早年從事流氓活動灼重要據點。
再如十六鋪地段。這裡是華法兩界交接處,亦是上海水陸貨物集散要地,人等混雜,杜月笙從14歲起,從浦東高橋浪跡於此,他為了尋找強有力的靠山,拜十六鋪地痞頭目「套籤子福生」陳世昌為師,投帖入幫。
後又經「飯桶阿三」黃振億介紹投入黃金榮門下,依仗黃的勢力在十六鋪跌滾摸爬逐漸出頭。
許多黑社會組織和頭目,如大八股黨、小八股黨、十姐妹等也是在這一帶聚集壯大的。
再有民國路(今人民路)至八仙橋一帶。此地屬華法交界地區,毛初出茅聲的黃金榮曾廝混於晏海門(俗稱老北門),勾結看門兵卒和息三小偷敲詐百姓。移居八仙橋後,其勢日漸強盛,黃將手下幹將杜月笙等以及小八股股黨頭目一一安置周圍弄內,形成以八仙橋黃公館為中心的青幫流氓巢穴。
從上述三個發祥地看出,華洋界區這一社會環境是大亨集團形成的彌散於滬上的一種政治勢力的重要條件。
尤為注目的是租界當局和華界政府對上海幫會流氓勢力所採取的政策導向。由於遣民者為無比貪婪,租界成倍擴展、人口猛增,盜賊並起。作為租界政府的工部局公董局不諳中國的風土人情和社會內幕,且警力不足,租界一時成為「藏龍窩虎」乏地。
據1861年《北華捷報》載,此時美界巡浦僅6人,流事作案的亡命之徒,被通輯捉拿的罪犯等均以此為巢穴。
此地賭博、吸毒、賣淫活動猖獗,被稱為「世界上最惡劣為貧民窟之一。」殖民當局為調節社會秩序,將最有能量鵝黑社會勢力納入自己的治安軌道,採取「以毒攻毒」、「以華治華」的政策,來保證社會新的平衡。
1892年黃金榮等八面威風的流氓頭目首先被法租界接納到巡捕房,由於黃等熟諳黑社會內幕,租界不僅被治理井然有序,也因殖民當局縱容煙賭娼等事業和一般犯罪行為的橫行和存在,又相應地獲得數量可觀且穩定的捐稅,故黃金榮大獲賞識,曾3次波法國東亞全權大臣、安南總督褒獎給頭等二等金銀質寶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更被提為法租界公董局顧問、少將軍銜。
權力和地位為黃金榮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憑藉亦官亦匪的身份,肆意吞併其他流氓集團,收買捕房人員入幫籍。
據後人回億,時捕旁各頭目入幫者達10萬人,有督察長、探長和政治部主任等。許多包探、巡捕懾於流氓勢力,紛紛向黃金榮投貼拜師認作門生。
顯而易見,黃金榮日後之所以成為赫赫有名約流氓「大亨」並得以匯集勢力,正是以法租界巡捕之位為起點打下根基的。
正如晚年的黃金榮,在他的《自白書》中寫道「做包打聽,成為我罪惡生活的開始。」黃金榮的自白,是對租界殖民當局的政策導向作了最明白無誤的註腳。
黃金榮及其集團由法租界,「小亨」而成為舊上海「大亨」的經濟來源,主要是靠販營鴉片取得,是得到租界當局、軍閥政府的大力支侍和縱容,三者連為一體、沆瀣一氣。
民國以後,北洋軍閥盧永祥、淞滬護軍使何豐林等在上海招徠流氓合夥經營鴉片,開設「聚豐貿易公司」。接著同殖民當局一起支持黃金榮創辦規模更大的壟斷上海鴉片販運的三鑫貿易公司。
黃金榮指示張嘯林專管與淞滬軍警頭目何豐林、劉春圃等人的聯絡,自己負責疏通租界各方。
在販毒途中,華洋兩界一路綠燈,軍警全線保護,至三鑫公司維祥裡總部,從弄堂口向裡,設數道鐵柵拉門,門門有崗,固若金湯。
關於這一奇特現象《字林西報》1923年8月曾載文披露其內幕,稱該公司的成員「有中國武人、警言、文官、查煙員及租界巡捕與流氓等」,「近來私運之範圍漸大,每月吳淞一處上岸之土,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二千八百盎斯,每盎斯該機關收費一元,每箱二千八百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五十萬元,或一年三千萬元之多。」
1944年的《雜誌》指出,這個官、商、匪、洋合營的公司資本額高達1000萬銀元,黑利一年達500至600萬銀元。華洋當局反動政策為功能效應是十分明顯的:三鑫公司的巨額暴利奠定了黃金榮集團的財政基礎,將黃杜張三位一體的青幫流氓集團準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他們以非法牟取的巨領銀晌買通租界上下官吏,賄賂中國軍閥,贏得反動當局的青睞,而更以權錢為王牌,大肆擴充流氓隊伍,使之成為上海灘上最具實力的大亨集團。
03「三大亨」自身努力,是內在因素。
黃金榮、桂月笙、張嘯林與其他幫會流氓頭子無本質上的區別,但由於個人素質、群體組合的優勢,有他們突出的長處,即自我功能,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其一,以三大亨為首的骨幹核心領導層強悍有力。就黃杜張三人而言,各有所長,是黑勢力中為佼佼者。
黃金榮處事幹練,心狠手辣,凡事喜歡硬幹,務必斬盡殺絕,是闖蕩江湖的老手。曾被殖民當局譽為「租界治安的長城」。在他由包探而躍為法租界警務處當時唯一華人督察長的升騰道洛上,因手腕和魄力過人,八面威風、聲望卓著。
杜月笙自投入黃金榮門下,即顯露其智謀才論,是一位善於組只、精於謀劃的幹將。
他親手籌建的小八股黨精悍勇猛,個個機敏過人,槍法精湛,常常以閃電般行動,狡兔式逃逸,迫使其流氓集團就範。
張嘯林則是個同軍閥當局有特殊交往的江湖梟雄。他早年畢業於浙江武備學堂,其人魁悟,臂力過人,心粗氣浮,剛愎自用,以「驍勇善戰」著稱於世。
以上看出,以黃杜張為核心的集團領導層,是一批智勇過人、殺友不泛眼的亡命之徒,這對於他們日後形成為大亨集團有舉足輕重的關係。
其二是擅長政治投機。這與一般流氓「把頭」目光凌淺、慣耍小聰明來說是一大優勢。
三大亨個個頭腦活絡,具有較強的政治敏銳性。由於他們青少年時代目睹了從晚清、北洋軍閥和租界統治的政治變遷,深受社會各方勢力的洗禮和薰陶,對本身政治地位卑下深感不滿,其行為和活動往往帶有政治價值取向。
民國初年,黃金榮抓住青幫取代紅幫而成為主流勢力的良機,不入青門,卻打著青幫旗號廣納徒眾,發展勢力。
他不失時機地以三鑫公司巨額賄金作為步入政壇的敲門磚。1926年國共兩黨較量漸趨激化,黃金榮等大施江湖上「刀切豆宵兩面光」的手法,遊蛇般迴旋於社會各種力量之間靜觀風向。
而且,這年底,上海工人發動武裝起義,黃杜張懾於工人糾察隊力量,曾小心翼翼地作出積極靠攏中共姿態。
次年3月下旬,白崇禧、蔣介石相繼到滬,「清共」局面已定,三大亨權衡利弊,孤注一擲,與國民黨聯手反共,通過「政幫合一」,成功地實現了黃杜張控制上海幫會的超級大亨地位,其地下流氓組織一變而成為公開的、風雲一時的社會勢力。
其三是無視戒律,具有濃烈的創新意識。在傳統幫會中,會眾是靠嚴厲的幫規會律來自我約束和約束別人。
例如收徒開香堂是幫會組織內部形成凝聚力的一項重要儀式,而黃金榮收門生可免開香堂,師徒無需見面,只要送上錢,填上一份紅貼了事。
若日後門生地位名望超過「先生」,則可將帖子原封退回,取消師徒關係。這種既不要磕頭禮拜,又能遮蓋門徒秘密的招納會眾的方式,拓寬了門徒的來源。
至30年代,黃金榮等更是大刀闊斧改革入門制度,別開生面地以公開登記的社團組織方式收徒。規定凡自願投門者,只要加入該社,繳納社費,辦理入社手續,不必投貼,亦無需入幫儀式,即成為門內人。
這種入門制度的改革,具有極大吸引力,許多上流富商大賈,為求個安全,只需交些社費,比上保險公司更有效。從而為大亨集團成為包括所謂「上流社會」在內的覆蓋面極廣的青幫流氓超級集團打下基礎。
青幫中字輩傳統也十分嚴洛,素有「兄弟字派有高低」、「隔幫不敘」、上下相聯、左右不通的規矩。
會眾若有不軌,被視為「欺師滅祖」要三刀六洞,格殺不殆。但三大亨無所顧忌,打亂了這一傳統宗法關係,代之以按實力分野的辦法,重新組合幫會內部的從屬關係。
黃金榮聲稱新開「黃幫」,以比「大」字還多一划的「天」字輩收徒,不僅收納同輩徒眾,甚而將同輩的金九齡、顧竹軒等大亨收為門徒,其狂妄可見一斑。
發跡後的杜月笙儘管是後生之輩,卻照樣同長一輩的張嘯林、金廷蓀、季雲卿等稱兄道弟,廣納不在幫約「空子」。
三大亨這種肆無忌憚的行為,使得黃金榮可同時指揮顧竹軒、金九齡、陸連奎等集團,杜月笙不僅可調動小股黨這類嫡系徒眾,還可指揮橫向間的金廷蓀集團,形成以黃社張為指揮中樞的網格瑣鏈式的從屬關係。只要三大亨一聲令下,便可組成一支人數可觀時為大軍。
其四則是慣於偽裝。幫會流泯「把頭」荃木是一批胸無點墨,染有流氓陋習的魯莽之輩,在社會上口碑不佳。
而三大亨發跡後,附庸風雅,善於偽裝自己。張嘯林原名小林,屬虎,成名後易名為「嘯林」,將生肖連貫於名中,取「猛虎嘯於林」之意。
杜月笙原名月生,發跡後改名鏞,號月笙,出典於《周禮·太司樂琉》,稱「鏞乃西方之樂,笙為東方之樂」。他還請來一代泰鬥章太炎,為其家世旁徵博引,居然將杜氏之族躋身於帝王之系、名門之後。
後期的杜月笙為改變昔日「老頭子」形象,平日刻苦練字讀報,修練高雅氣質。逢交際衣必更新,步必緩行,儼然是一位文質形形、風度翩翩的政治家。
他以非凡毅力逐漸改變他的外貌形象,確實起到了欺人耳目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
可見,大亨集團的形成,由他們內在的因素即自身功能,這對他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只有當他們具備這些功能時,才能有小變大,由弱變強,這是不言而喻的。
不難看出,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青幫流氓大亨集團的形成,從社會歷史背景來說,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動,大批移民進入上海為他們的形成提供了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土壤;從客觀條件來說,有殖民當局和軍閥的扶值和縱容以及近代上海特殊社會環境的形成;再加上三大亨自身作用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