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魅力、最為強盛、最為開放和繁榮的一個朝代，它在文治武功上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的巔峰。究竟是依靠怎樣的制度，使得這樣一個龐大帝國維持了近三百年之久？它的內部有在發生著怎樣的量變與質變？本文將試圖從唐朝的財政制度變革為切入點，探究支持唐王朝運轉的經濟秘密。
沿承均田制
唐朝初年，李淵率兵起義，推翻了隋王朝的統治，建立一個統一帝國——唐。這時候的唐王朝經歷數年戰亂後經濟凋敝，「賦役繁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武德年間，統計在籍的僅有200萬戶，不及隋朝的三分之一。
在收取人頭稅的年代，戶籍人口的喪失，最直接的影響是造成賦稅收入的減少，微薄的財政無力支撐帝國的運轉。面對這樣的情形，高祖李淵採取的措施是繼續採用均田制。所謂「均田制」，概括來說就是把政府手中控有的土地分給無地的農民耕種，它起源於北魏孝文帝時期，既北周、北齊以後又被唐朝所沿用。具體措施主要有：
1、十八歲以上的男子授予一頃，其中八十畝是口分田，二十畝是永業田。老人，殘疾人等，授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其中都是二十畝為口分田，其餘為永業田。
2、對於永業田，可以種植桑樹，棗樹等，不過對於數量有著控制。在人死後，將口分田再分給無地的人。
對於一些更為詳細的措施在此就不再贅述。唐朝雖然沿用了前朝的均田制度，但較之前朝也有諸多不同。首先是授田數量，與北魏相比，田地面積有所擴大。比如男子的授田由40畝增加到了80畝。其次在授田的對象上，更加側重於授予男丁，這個與當時的社會狀況密不可分的，凋敝的經濟急需要大量的青壯勞動力。
最後在對永業田的控制上也減弱了，百姓在無力喪葬等情況下，可以適度賣出部分永業田。通過均田制這一措施，唐朝初年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一是由於戰亂而產生的大量流民安定下來，能夠安心的發展生產，增加了國家的賦稅收入。二是使得戶籍的統計更加方便，徵收人頭稅也更為便利。更重要的是使得隋末唐初的大量荒地得以開墾，增加了糧食產量，對於國家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穩定產生了重要意義。
但上文也提到，均田制實施的前提是國家手中有著大量的無主荒地。隨著唐朝經濟的穩步發展，被開墾的土地越來越多，政府手中可控制的土地越來越少，終於在唐中期，均田制遭到了破壞。至於破壞的具體過程，在此不再贅述，感興趣的可以翻閱錢穆先生口授，葉龍先生整理的《中國經濟史》一書。
創立租庸調製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唐初實行均田制，經濟得到恢復。與此同時，唐朝在上等建築方面也做出的適當調整——實行租庸調製。租庸調製是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形成的，它以均田制為基礎，與北周時期的租調製有著密切的聯繫。
唐代按照每丁分配土地交租，每年每人交粟二石，謂之「租」；每歲每丁繳納綾、絹各二丈，如果用布代替的話，在增加五分之一。繳納綾、絹的再繳納棉花三兩，繳納布的再一併加納麻三斤，這謂之「調」；
按照規定，每個壯丁一年中有20天需要服勞役，若想免除，可以繳納三尺絹。並且特殊規定，服役35天，可以免除「調」，做工50天，可以免除「租」和「調」，這謂之「役」。以上就是唐朝的「租庸調製」。這一制度在當時有著極大的優越性，即便是後世也對其稱讚不已。那這一制度有著怎樣的優越性？
1、大大減輕百姓負擔。租庸調製的設置之初便是要為民制產，以「租」為例，唐朝的稅租為四十稅一，每八十畝口分田僅需要繳納粟80石，相比之下漢朝為十五稅一，輕的時候為三十稅一。在「調」上，唐朝規定僅需要戍守20天，這較之於漢制又是有極大的縮減，而且這樣一來，農民可以將更多地精力放在農業生產上，尤其是在農忙季節。
2、對於稅收的項目，都有著明確的規定與記錄，這就使得地方官紳在收租時有據可依，不能橫徵暴斂。這有點類似於西方「十二銅表法」的作用。
3、租庸調製是建立在戶丁基礎上的，它不以田地為主。因此，唐朝統治者為了更好地推行這一政策，建立了一套完備的戶籍制度加以配合。「每歲一造帳，三歲一造籍」，使得大量隱瞞的戶口登記在冊，有利於保證國家的稅收。
在這種財政政策保證下，大唐一步步的走向盛世，出現的杜甫口中「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繁榮景象。但辯證唯物觀告訴我們，事物的發展都有其發展滅亡的過程。隨著社會形式的變化，「租庸調製」這一新事物也逐漸變得不合時宜。首先，唐朝時期戶籍政策極為嚴格，需要把人的相貌、年齡、身體狀況的都登記在冊。
而租庸調製是均田制下的一項政策，在分田時必須嚴格按照戶冊信息分田，久而久之分田就越發困難。其次，均田制設置之初就規定，政府官員授田由五頃到一百頃不等，是平民的數倍或者數十倍，這樣一來更加劇了土地兼併的趨勢。隨著兼併的發生，百姓田地越來越少，豪強官吏土地越來越多，最終在安史之亂爆發後，人口流失，戶籍不全，於是租庸調製被廢除，推出了歷史舞臺。
從租庸調到兩稅法
錢穆先生說「凡是歷史上任何一種制度的演變，均非一蹴而就的，事先必經過一番醞釀，始告形成」，這同樣可以用辯證唯物的發展觀來進行解釋。在租庸調製逐漸變得不合時宜以後，另一項全新稅制開始醞釀，它就是「兩稅法」。
安史之亂後，各地藩鎮林立，民生困苦，大量農民背井離鄉成為流民，原先統計的戶籍也完全喪失。面對這樣的情況，唐德宗建中元年兩稅法始建，由當時的宰相楊炎提出。它的主要內容是：
1、取消原先「租庸調製」下項目繁多的稅種，統一為戶稅和地稅，以徵收金錢為主。
2、「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不在區分客戶跟主戶，而是以現在的居住地來徵稅，以避免稅賦的流失。
3、量出為入，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均平徵收。
4、兩稅分夏秋兩次徵收，「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即夏稅在六月交齊，秋稅則在十一月交齊。
兩稅法在頒布以後在社會上引發大爭議，可謂是毀譽參半。在積極方面，兩稅法不再與租庸調製一樣，採用按人丁為收稅標準，而是以資產為依據。大大拓寬了徵稅的廣度，增加了財政收入，建元元年年末，達到了1300多萬的兩稅收益，這在唐朝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同時，兩稅法簡化了稅目，一定程度減輕了百姓的賦稅壓力。
但另一方面，兩稅法採用大曆十四年的稅收為標準，量出為入，這極不合理，萬一遇到災害年間，作物絕收，政府卻只考慮賦稅總額，這樣一來負擔就會加重到農民身上。再者，以資產為徵稅依據，看似資產多著納稅多，資產少者納稅少，其實資產是不易統計的。隨地區的隨意攤派也造成了富者越富，窮者欲窮的局面。
唐朝的賦稅制度到兩稅法而止，即使在以後朝代的改革中，也是在兩稅法的基礎上稍作修改，可見唐朝賦稅制度對後世影響之深遠。
參考文獻：
錢穆口述，葉龍整理《中國經濟史》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張鳴《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新唐書》《舊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