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法國作家，就不得不提到阿爾貝.加繆，20世紀人類文化史上最閃耀的名字之一。
1960年1月4日，加繆乘坐出版商米歇爾.加利瑪的車，在一條筆直的公路上，加利瑪沒能控制好方向盤，汽車撞上大樹，這位天才作家當場停止心跳，橫死街頭。而加利瑪也在幾天後搶治無效去世。
時間倒轉到事故發生的三年前，1957年，加繆剛攜著他的巨作《局外人》和《瘟疫》捧回了諾貝爾文學獎。
在加繆生前，他曾經在一張紙上列出他心愛的詞：世界、痛苦、大地、母親、人類、沙漠、榮譽、苦難、夏日、大海。這些詞概括了他一生為之奉獻的全部事物。
1913年11月7日，加繆在阿爾及利亞的蒙多難出生。但在他出生沒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他的父親就在一戰開始的馬恩河戰役中犧牲了。
那時候，加繆還不到一歲，在加繆的人生中，父親的角色永遠是缺席的。在他的父親去世的40多年後，已經功成名就的加繆回到家鄉去探望恩師時，順便來到他父親的墓地。
他被墓碑上父親的生卒年和照片驚到了，他父親死的時候是29歲，而此時的加繆已經40多歲了，他對自己的老師說：「葬在這塊石板下面的男人，那個曾是我父親的人，竟然比我還年輕。」
這讓加繆感到十分的荒謬。
父親的死，對加繆的母親打擊非常大，後來還得了腦膜炎，成了一個半聾啞的寡婦。為了生活，她帶著加繆和他的哥哥回到阿爾及利亞貧民窟的外祖母家，加繆一家和外祖母、舅舅擠在擁擠不堪的工人居住區艱難度日。
貧困並沒有讓加繆感到不幸。相反，童年的經歷成了他日後創作的養分。因為經歷過沉重的生活，他對自由的渴望勝過任何人，因為見過貧窮的世界，他更執著於外面的世界，陽光和大海。
他說，無論如何，到底還有陽光溫暖著我們的身骨。因為置身於貧窮和陽光之間，他在生活的絕望裡感受到無盡的愛戀。於是，便有了那句流傳至今的至理名言：沒有對生活的絕望，就沒有對生活的熱愛。
幼年喪父，母親半聾又是文盲，祖母粗暴又專橫，如果不是一位老師發現了加繆的文學天賦，並極力說服他無知的母親和專橫的祖母繼續上學，加繆可能就會成了一個貧民區的工人，世上就少了一位天才作家。
關於母親，加繆是憐愛的。這是一個可憐的女人，中年喪夫，半聾半啞，膽怯軟弱，卻獨自辛苦撫養孩子長大。
在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1953年12月13日，他被邀請去於斯德哥爾大學座談，突然闖入了一位阿爾及利亞的學生，他厲聲質問加繆，作為阿爾及利亞人，為何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事業默不作聲
加繆回了一句話：「我相信正義，但在正義之前我將首先保衛我的母親。」
在《局外人》裡，加繆寫道：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設想期待過自己所愛的人的死亡。
他曾經無數次設想過母親死亡時，自己會是怎樣的狀態，於是他借用《局外人》的開篇寫道：「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一封電報，說：『母死。明日葬。專此通知。』這說明不了什麼。可能是昨天死的。」
只是他如何也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會走在母親的前面。這不僅是一種殘忍，更是充滿了荒謬，如同《局外人》塑造的主人公莫爾索一樣，他行為驚世駭俗，言談離經叛道，實則是他用來抗擊這個荒謬世界的武器。莫爾索的種種怪誕行為乍一看，難以理解，但事實上，他才是活得最真實，最追求本真的那個人。他感受到了這個世界的荒謬，但至死都是幸福的。
在加繆47年的短暫人生裡，他經歷了苦難的童年，又遭遇了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殘酷的兩次世界大戰，戰爭、屠殺、流氓、集中營……讓他深深厭惡。
每個時代的人都有他需要面對的命運，需要承擔的痛苦，但當他們堅定地踏入這個世界時，愛也就由此產生。
在看似悖論的生活裡，加繆說：「我們聽說過的責任只有一個，那就是愛」，這種獨特的詩意，使讀者在其冰冷如刀的文字裡，仍然能感受到一份深沉的溫暖，讓我們懂得在無法逃離的荒誕與死亡面前，仍然有值得去追尋和堅持的幸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