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厚文蔡佳
新中國初期，為了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開展，毛澤東十分重視發揮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作用。他一再強調，要團結、尊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要在政府、人大、政協等機構中吸納他們的代表，讓他們參政議政，監督黨和政府的各項工作。他認為，共產黨的幹部不能害怕民主人士，對民主人士採取排斥的態度，而應該樂於並且善於與民主人士打交道，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呼聲。在這一方面，他身體力行，經常抽出時間與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談話、聚餐，進行書信往來，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他與黃炎培的交往，便是其中的一段佳話。
很早即與黃炎培結緣
黃炎培是辛亥革命元老，我國職業教育的創始人。他創辦或參與創辦過很多小學、中學和大學，桃李滿天下。曾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著名學者范文瀾、羅爾綱、華羅庚，蔣介石的兩個兒子蔣經國和蔣緯國等，或者是他的學生，或者在他創辦的學校中學習過。後來，他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與進步，又積極投身政治活動，先後創建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民主建國會，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一直與中國共產黨密切合作，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活躍於中國政治舞臺的民主人士中，他是一個極具威望和影響的代表性人物。20 世紀20 年代末，周恩來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期間，就注意到了黃炎培的這種威望和影響，曾說：「黃炎培是在社會裡扎了根的人，我們要注意他，幫助他。」
毛澤東很早即與黃炎培結緣。1920年5 月，江蘇省教育會集會歡迎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杜威訪問上海，黃炎培主持會議，並發表演說。當時年僅27歲、正在上海逗留的毛澤東聆聽了黃炎培的演說，並留下深刻印象。後來毛澤東兩次向黃炎培提到當時的情景。1945 年7 月1 日，黃炎培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訪問延安，毛澤東在歡迎他時說：「我們二十多年不見！」然後告訴黃炎培還是在歡迎杜威的會場中見過他。1949年8 月1 日，毛澤東邀黃炎培至中南海頤年殿，暢談四個多小時，期間又問他：「知道我們第一次相見在哪裡？」然後說：「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你演說中國一百個中學畢業生，升學者只多少多少，失業者倒有多少，這一大群聽眾中間有一個毛澤東。」可見毛澤東對黃炎培的演說印象之深刻。
抗戰時期，民主同盟領導人沈鈞儒之子、畫家沈叔羊畫了一幅畫，上有一把茅臺酒壺和幾隻杯子，請黃炎培題字。黃炎培想起當年紅軍長徵時，有報紙稱紅軍戰士在茅臺酒池中洗腳。針對這個傳說，他在畫上題了一首七絕進行調侃：「喧傳有客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以此諷喻了這個傳說的荒誕無稽，維護了中國共產黨的形象。這幅畫在重慶展出時，董必武把它買了下來帶回延安，毛澤東看到之後非常喜歡，就把它掛在了中共中央的會客室裡。這無疑是對黃炎培的一種高度認可和肯定。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己任，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全國各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和影響與日俱增。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也得到了黃炎培仰慕和關注。黃炎培開始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和接近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1937 年12 月19 日，黃炎培從武昌坐車前往長沙，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車次讀毛澤東自傳及毛論中日戰爭，毛夫人賀子珍小傳。」對美國記者斯諾所寫的《毛澤東自傳》，黃炎培讀過多遍，認為「應作中國共產黨發展史讀」。後來，黃炎培作為社會賢達人士的代表進入國民參政會，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過從甚密，經常在一起聚餐，或者定期晤面長談，對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在爭取憲政民主、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的鬥爭中與中共密切合作，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與黃炎培的交往，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應該是1945 年7 月黃炎培訪問延安時，兩人在延安窯洞中關於周期率的對話了。當時黃炎培看到中國共產黨人朝氣蓬勃，作風面貌與國民黨完全不同，對中國共產黨人的事業充滿了期待，就對毛澤東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歷朝歷代都不能跳出這一周期率的支配，中國共產黨有什麼辦法嗎？毛澤東肯定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回答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建設民主政治的信心和決心，更加拉近了毛澤東與黃炎培在思想上的距離。延安之行結束後，黃炎培把他的所見所聞寫成《延安歸來》，如實地向國統區的廣大人民群眾宣傳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念、作風和嶄新的面貌，產生了很好的反響，他也由此進一步獲得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好感。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相識相知，為新中國成立後進一步的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非同一般的禮遇和尊重
新中國成立前後，在毛澤東所交往的民主人士中，黃炎培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禮遇和尊重。
1949 年3 月25 日，毛澤東、周恩來等率領黨中央機關人員從西柏坡到北京。當晚毛澤東就設宴招待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歡敘長談。黃炎培在日記中記載「 談至一時半始歸」。3 月26 日，毛澤東單獨邀請黃炎培到他所住的北京香山雙清別墅作客。黃炎培是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招待的第一位客人。當黃炎培到達雙清別墅時，毛澤東親自到大門外迎接，並攙扶著他走下汽車。在當天的日記中， 黃炎培寫道：「夜，毛主席單獨招餐於其家香山雙清別墅，毛夫人、周恩來四人同餐。我暢述所見，獲得具體結果三點，決定分別發電，夜十一時後始歸。」進入北京的第二天，毛澤東即在自己的住處單獨招待黃炎培，這是很高的禮遇了。在民主人士中，能獲此禮遇者，僅黃炎培一人而已。這反映了兩人過去深厚的交情，同時也顯示出毛澤東對黃炎培高尚人品的認同，對其地位和影響的重視。
在當晚的談話中，毛澤東表示，希望黃炎培利用他的威望和影響，在新中國的建設中發揮重要而積極的作用。他說：「黃老，你是我老師的老師，請你幫我個忙好嗎？我知道你長於教育，辦了幾十年學校，但希望你新中國成立後去搞工商業」，「請你做新中國民族工商界的牽頭人，一方面向共產黨反映民族工商業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他們傳遞共產黨的聲音」。他說，中國共產黨對待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將不同於蘇聯，不會像史達林那樣「趕盡殺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發展。新中國實行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四面八方」，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希望黃炎培利用自己的影響，迅速向外界傳遞這一精神，以安撫對共產黨的政策不了解、彷徨不定的工商業者。黃炎培聽了深受鼓舞，當即接受了毛澤東的這一重託。3 月28 日，黃炎培即按照與毛澤東商談的結果，分別給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工商界朋友發出5 份電報，向他們解釋和傳達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同時敦請他們前來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與中國共產黨共商建國大計。
毛澤東不僅禮遇和尊重黃炎培，對其創建和領導的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建國會也格外關心和重視。由於民主建國會與上海的工商界有著密切聯繫，1949 年4 月15 日晚上，毛澤東在雙清別墅專門邀請黃炎培及民主建國會同人聚餐談話，並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以及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上海市委負責人饒漱石、劉曉、劉少文等人陪同。聚餐和談話持續了很長時間，黃炎培「十二時半歸」，其間毛澤東「 為解放上海囑同人效力」。黃炎培和民主建國會的同人非常感動，第二天就聚在一起深談，「為昨夜聽毛主席一席談，大感動，商如何圖報」。
1949 年8 月5 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中國與美國關係》的白皮書，主張繼續幹涉中國內政，認為「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將希望寄託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各民主黨派身上。白皮書發表後，中國的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紛紛發表談話對白皮書進行譴責。在黃炎培主持下，中國民主建國會經過集體討論，起草了《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8 月24 日以「民主建國會在平發言人」的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聲明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企圖在中國發展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實際是要將民族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作為它幹涉中國內政的工具；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基本利益的矛盾決定了它對一切帝國主義（包括美帝在內） 的態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工具」，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它唯一光明幸福的道路。毛澤東看到聲明後非常高興，馬上函告他的秘書胡喬木，要求將其「 全文文播、口播， 並播記錄新聞」。並於當天致信黃炎培，對聲明給予很高評價，認為：「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這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當是極大的」。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親筆致函黃炎培。黃炎培接信後，又感激又興奮，立即給毛澤東回信致謝， 並表示「 希望主席時時指教」。8 月26 日，毛澤東又寫了給黃炎培的第二封信，對其表示慰勉， 信中說：「8 月24 日大示敬悉，很高興。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百忙之中的毛澤東，在短短的三天時間裡，兩次親筆給黃炎培寫信，對民主建國會的聲明給予極高評價，這無疑讓黃炎培有一種知遇之感。
新中國成立後，黃炎培與毛澤東常有書信來往。翻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和《毛澤東年譜》，可以發現毛澤東寫給黃炎培的信件數量之多，民主人士中無人能望其項背。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初期的七年中，毛澤東寫給黃炎培的信多達39 封， 平均每年寫信五六封。而其他民主人士則少得多，一般都只有幾封。例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只有兩封，中國民盟主席張瀾只有4 封，民盟重要領導人沈鈞儒只有1 封，宋慶齡只有3 封。馬敘倫、陳叔通這兩個著名民主人士分別有8 封和9封，已算比較多的了。毛澤東與黃炎培的書信往來如此頻繁，當然首先是因為黃炎培熱心向毛澤東反映情況，提出建議；同時也是因為毛澤東對黃炎培十分敬重，不管工作多麼繁忙，基本是有信必回。有時除回信外，還要把黃炎培約去中南海進一步長談。
從毛澤東寫給黃炎培的信，可以看出毛澤東與黃炎培既有濃濃的公誼，也有深厚的私交。毛澤東與黃炎培除了談論國家大事，對他的生活也非常關心。黃炎培年事已高，每每身體有些不適，毛澤東都會殷切詢問。此外，毛澤東和黃炎培都愛好寫詩填詞，兩人的書法藝術也都達到了較高的境界，因此兩人還會互贈詩詞墨跡。黃炎培曾多次把自己的詩集，如《紅桑集》等贈給毛澤東。毛澤東則在1956 年12 月4 日的信中， 把1954 年和1956 年6 月填的兩首詞《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遊泳》抄贈給黃炎培，「錄陳審正，以答先生歷次贈詩的雅意」。黃炎培得到這兩首詞的墨跡後，極為珍視，時以展示同好。可以說，對於毛澤東的禮遇和尊重，黃炎培是深懷感激之情的。這是他心悅誠服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自覺投身於新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重要原因之一。
鼓勵黃炎培反映情況和問題，監督各項工作
黃炎培為人直率真誠。新中國成立後，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支持黨和人民政府的各項工作，但對於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他也會直言不諱地向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反映，為此他常常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的「諍友」。當時，毛澤東謙虛謹慎，作風民主，善於聽取不同意見，重視發揮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對黨和政府的監督作用。對於黃炎培向他反映情況和問題，他總是十分重視，採取歡迎和鼓勵的態度。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解決國民黨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實現國家財政狀況的根本好轉，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開展了平抑物價、統一財經的工作。到1950 年4 月前後，這兩項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國家的財政狀況已經開始好轉。但與此同時，在城市和農村都出現了一些較為嚴重的問題。在城市，由於銀根抽緊，物價下跌，稅收偏重，私營工商業遭遇了嚴重的資金困難，工廠紛紛倒閉，工人失業增多，市場嚴重蕭條。1950 年4 月下旬，上海倒閉的工廠達1000多家，停業的商店達2000 多家，失業工人達到20 萬以上，以至人心浮動，謠言四起，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形成所謂的「四月危機」。在農村，某些地方徵糧超過定額，甚至在發生嚴重災情的情況下還加重徵糧，農民生產生活遭遇嚴重困難。黃炎培了解到這些情況，憂心如焚。1950 年4 月17 日，他給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寫了一封3000 餘字的長信，坦言直陳：「現實局勢是相當嚴重的，財政在好轉，人心在惡化。」上海「陸續有人去香港，倒不是避繳公債，而是人心動搖，失人心可惜」。措辭非常尖銳，但毛澤東並不計較，而是給予高度重視。他不僅指示將這封信分送有關人員傳閱，而且在4 月26 日約見黃炎培，當面聽取黃炎培反映情況，並就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徵求意見。兩人長談兩個半小時，臨別時，毛澤東囑託黃炎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未盡之言，書面續報。
在毛澤東的鼓勵下，黃炎培進一步了解情況，4 月29 日又寫好一封7000 餘字的長信送呈毛澤東，進一步反映了農村某些地方存在的災情嚴重、超額徵糧問題，城市存在的工商業稅負過高和強迫購買公債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毛澤東雖然從不同渠道已經有所了解和掌握，中國共產黨也已經開始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但他對這封信仍然非常重視，先後指示陳雲、薄一波、陳丕顯等領導幹部對這些情況進行調查，並將情況向黃炎培反饋。1950 年5 月9 日，陳雲致信毛澤東，就黃炎培所反映的華東公糧和上海稅收任務過重及實行合理負擔不夠等問題作出說明。5 月15日，毛澤東即將陳雲的信件轉給黃炎培，並寫信說道：「糧稅事，我告陳、薄後，已有覆信，茲附上請閱。如有意見，請再告。」
針對黃炎培在信中反映的蘇南地區災情及徵糧過重等情況，毛澤東在1950 年5 月12 日致電華東局負責人饒漱石，要他轉告蘇南區委書記陳丕顯，對黃炎培反映的情況和問題「派員詳查，按照實事求是精神，有則說有，無則說無，是則是，非則非，逐一查明」，並向中央作一有具體內容的較詳細的報告，以便答覆黃炎培。後來，毛澤東不僅將陳丕顯的報告轉交給黃炎培看，還寫信建議他去找陳丕顯，當面了解情況。信中說：「介紹陳丕顯同志和先生一談。他是中共蘇南區黨委書記，是蘇南方面的主要負責人，上次我給先生看的那份報告就是他寫的。先生給我的意見書一個月前就寄給陳同志看了，他表示對先生致謝意，但認為有些與事實未盡符合，談時請詳詢之。」後來，陳丕顯和黃炎培專門談了三個半天，向他詳細介紹和解釋了他所關心的一些情況和問題。對此，黃炎培十分感動。他認為，毛澤東能夠正確對待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不文過，不飾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他在日記中感嘆道：「為政之道、為人之道盡於此矣！」
在黃炎培向毛澤東所反映的情況和問題中，也有一些是片面的，與實際情況不相符或差距較大的。遇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則以各種方式讓黃炎培了解真實情況，用事實來說服和教育黃炎培。在新中國初期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有一些工商業者兼地主向黃炎培寫信告狀，說新解放區的土改「鬥爭過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黃炎培陸續向毛澤東轉達了這些信件，並寫信希望能夠予以解決。對此，毛澤東一方面致信黃炎培，表示已將信件轉寄有關負責同志，「並請他們予以調查，酌量處理」；另一方面，毛澤東不斷將各種土改文件和報導寄給黃炎培閱看，讓其了解土改政策和實際的土改情況。黃炎培看了這些土改材料後，「比較懂得了一些」，便主動要求去他所關心的蘇南各地考察。毛澤東對此表示支持。他在1951 年1 月10 日，專門致信饒漱石、陳丕顯說：「黃先生準備於本月內赴蘇南各地去巡視，我已囑他和你們接洽，到時望將全面情況和他詳談。」又在1 月13 日會見黃炎培，對他說：「你們去看看很好，可以選擇好的、差的一二處考察，可以聽到各級領導幹部、農民、地主富農三方面的意見。」
1951 年1 月19 日，黃炎培一行離開北京赴蘇南農村，通過半個多月的實地調查，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對土地改革得到了符合實際情況的了解和認識。他認為，蘇南的一些地區雖然在短期內出現過「亂打亂殺」的現象，但很快得到了糾正，因此，「蘇南的土改基本上是辦得好的」。考察結束後，他在上海工商聯舉行的大會上宣傳土改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說新中國人口中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翻身了，組織起來了，真正揚眉吐氣了，表明新中國的確站起來了。回到北京後，他寫了《訪察蘇南土改報告》，呈送給毛澤東與周恩來參閱。報告中，黃炎培對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某些不依法辦事的現象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久之後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鎮反工作採取適當收縮和更加慎重的方針，一些「左」的現象得到了糾正。
黃炎培的蘇南之行，改變了他對土改的一些不正確認識，提高了思想覺悟。這也給毛澤東一個重要啟示，即黨外民主人士的考察不僅不會妨礙土改、鎮反運動的進行，而且會有利於他們正確地認識土改和鎮反運動，有利於糾正土改和鎮反運動中產生的一些偏差，並且通過他們考察後的宣傳，在社會上產生積極的影響。1951 年2 月10日，毛澤東在一則批語中說：「對民主人士應採取積極態度，引導他們參加土改等項工作，有極大益處。」後來，他在另一則批語中又說：「凡去看了的，回來都是好話，都有進步。」他認為，引導民主人士參與到土改當中，有利於打破黨內關門主義和神秘主義，「民主人士真正得到了實習機會，去掉了懷疑，和我黨更加靠攏，我黨也就更加主動了」。此後，中共中央開始大規模組織民主人士下鄉參觀或參加土改、鎮反運動。這一方面監督、推動了黨和政府的工作，另一方面促進了民主人士的思想改造。
通過黃炎培對工商界發揮積極的影響
黃炎培及其所領導的中國民主建國會，與工商界特別是上海的工商界有著密切的聯繫。為了讓工商界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在國家生產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並逐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在新中國初期特別注意通過黃炎培對工商界發揮積極的影響。他把黃炎培的角色定位為工商界的牽頭人，一方面向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反映工商界存在的困難和要求，另一方面及時向工商界傳遞和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精神，爭取對他們實行團結、教育和改造。
1952 年初，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1 月13 日，黃炎培在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分會舉行的大會上，號召工商界積極響應和配合，訂立不行賄、不逃稅、不欺詐、不送回扣的「四不公約」，作為整個工商界互相監督和必須遵守的紀律，並認為只有這樣才有前途。運動開展起來以後，部分工商業者對未來感到不安和悲觀，擔心產業被沒收，不再努力經營生產，上海出現了咖啡館、舞廳和飯館反常繁榮的「三多」現象。黃炎培及時把這些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並建議對工商界有所指示，以消除工商業者的不安情緒。3 月15 日，毛澤東約見黃炎培，就民主建國會的工作以及中國共產黨對私人工商業的政策發表重要談話。他說：「私人資本在新中國建設上是有貢獻的，只不要讓它向壞的方面發展；不能讓資本家光是圖私人的利，必須兼顧國家的利，工人的利。我們要很好地團結他們、教育他們、改造他們，先學習和實行《共同綱領》。」關於民主建國會的工作，他說：「我希望民建注意兩件事：一是幫助資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學習《共同綱領》。」毛澤東還問黃炎培：「你看這次運動影響到團結上是怎樣？」黃炎培說：「是好的。」毛澤東說：「這次運動是為了團結，鬥爭是為了團結，這次運動的成功，應該是增進了團結。」毛澤東的談話，明確地表明中國共產黨對私人工商業的政策並沒有因為「三反」「五反」運動而改變，私人工商業在遵循《共同綱領》的基礎上仍然可以存在和發展。這無疑給工商界吃了一顆定心丸。黃炎培把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先後在1952年7 月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二次總會擴大會議和9 月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分會第四屆會員大會作了傳達，使工商界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對私人工商業的政策，解除了疑慮，產生了良好的影響。黃炎培後來說：「我把這些訓示廣泛傳達，從此工商業者，也不止是工商業者，對黨信服的念頭大大提高了。」「他們思想上有了這些基礎，從此由個別的公私合營到全行業公私合營，雖然是1956 年的事，根已深深地種下，所以一經號召，全國響應。」
「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後，私人工商業特別是中小工商業出現了一些經營上的困難。毛澤東對此非常關注，他專門約談黃炎培了解情況，黃炎培也主動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問題。1952 年9 月22 日，黃炎培給毛澤東寫信，談到上海中小工商業者為稅收所苦，1952 年1 月至5月沒有生意，但所得稅照收，且在1月底應先繳三分之一，因此上海工商界有一些消極心理，認為要扭轉這種心理，需從稅收和勞資兩點上入手。此外，黃炎培還多次將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聯所搜集到的情況反映給毛澤東。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後，及時提出要調整工商業政策。1952 年11 月3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要分步驟，一是要消滅，一是還要扶持一下。」怎麼扶持呢？1953 年1 月31 日，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對資產階級還有幾個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一、稅收，二、勞資關係，三、商業調整，四、資金短缺。這些問題都要解決。」 對於稅收問題，毛澤東提出：「資本家應交的稅要交，不應當要的我們不要，不要把人家搞光了。」「應依據有多少錢、做多少生意、賺多少錢、徵多少稅的原則去做，而不應該做殺雞取卵的事。」由於中國共產黨調整了政策，私人工商業度過了暫時的難關，民族資產階級提高了生產和經營的積極性。
由於在工商業資本家眼中，黃炎培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言人，因此毛澤東特別注意使黃炎培能夠準確地傳達和解釋中國共產黨關於民族工商業的政策精神。1952 年9 月初，黃炎培為出席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分會第四屆會員大會，寫好一篇題為《三反五反運動結束以後怎樣發揮毛主席對民建方針指示的精神》的講稿，送呈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認為「講稿用意甚好，惟覺太激進了一點，資產階級多數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囑作了某些修改」。如將資本家應「接受工人階級思想」改為「接受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將「用工人階級思想教育改造資本家」改為「用愛國主義的思想，《共同綱領》的思想」教育改造資本家等。按照毛澤東意見修改後的講稿，黃炎培於9 月7 日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北京市分會第四屆會員大會作了報告，在廣大工商界人士中產生了良好的反響，他們紛紛表示：我們聽了報告，膽子大起來了，經營投資的信心也提高了。
1953 年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後，黃炎培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號召和動員工商業資本家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他一方面要求民主建國會的成員發揮骨幹和帶頭作用，團結工商業資本家，為貫徹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而奮鬥；另一方面，於1954 年3 月1 日和6 月23 日，分別在上海大光明電影院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作了兩次重要講話，號召全國工商界朋友，認識「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跟共產黨和毛主席走，走向社會主義的明天。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毛澤東向黃炎培提出，希望民主建國會和工商界加強調查研究工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黃炎培主持民主建國會通過了《關於加強調查研究工作的決議》，並在工商界內部動員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對工商業資本家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對此，毛澤東多次致信黃炎培給予肯定和鼓勵。1955 年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黃炎培給毛澤東寫信，表示願意為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繼續努力。11 月17 日，毛澤東給他覆信說：「工商界改造工作有進步，令人欣慰。惟須加強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業。看來在工商界是可以採用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的，這次工商聯合會討論的經驗可以推廣。」
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後， 中國民主建國會在1956 年10 月和11 月，先後召開了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和一屆二中全會。在這兩次會議上，展開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檢查、討論了民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民建工作的方針任務是協助人民政府團結工商業者最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並針對民建個別領導人認為在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已經基本上消滅的觀點，會議展開了討論和批評，明確指出公私合營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還是存在的，還需要繼續加強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澤東了解這些情況後，非常高興，在1956 年12 月4 日致信黃炎培，肯定和讚揚了民主建國會的進步。信中說：「你們的會議開得很好，謹致祝賀之忱！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並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很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種方法。」
新中國初期毛澤東與黃炎培的交往，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民主人士和民族資產階級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體現了毛澤東對黃炎培這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敬重、關懷、寬容，也體現了毛澤東謙虛謹慎、平等待人、正確對待民主人士批評和監督的民主作風。新中國初期，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凱歌行進，社會面貌和經濟面貌日新月異，全國人民精神振奮，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毛澤東謙虛謹慎、民主開明的作風應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作者系湖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