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朝，也許大家最先想到的是「靖康恥」的屈辱，是嶽飛和置他於死地的十二道金牌，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是宋朝三百二十年的積貧積弱。
雖然在軍事上屢戰屢敗，但其實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創新高度繁榮的時代。
《清明上河圖》局部
宋朝的繁榮
宋朝的手工業，如紡織、印刷、造紙、採礦、冶煉、造船等，都到了很高的水平，走在了歐美之前。
宋朝的商業貿易也非常發達，當時的汴京、臨安都已發展成世界級的大都市。
宋朝出現的「交子是世界最早發行的紙幣，由政府正式發行，它替代了沉重、不便攜帶的銅錢、鐵錢，方便了貿易。趙匡胤時期，汴京夜不閉市，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交子
鹹平三年（1000年）中國GDP總量為265.5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22.7%，人均GDP為450美元，超過當時西歐的400美元，其實，宋朝民間的富庶與社會經濟的繁榮實遠超過盛唐。
宋朝也是一個發明創造層出不窮的時代。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活字印刷、指南針和火藥都是宋朝發明的。
指南針
而宋朝的文化領域更是冠絕千古，明人宋濂謂：「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理學、文學、史學、藝術等各個方面都達到了頂尖水平。
宋朝的政治也十分開明，「
百年未嘗誅殺大臣
」。即使是被定格為「昏君」的徽宗，也特別注意節儉，給包括蘇東坡在內遭新黨迫害的人平反，向全社會下詔求賢，可在飢腸轆轆中聽一位臣子從黎明講到暮色四合。
歷史教授楊渭生先生認為：「
兩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內是座頂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佔領先地位。
」
宋朝之所以如此繁榮，得益於宋太祖定下的寬容政策，更得益於宋朝對科舉制度的不斷改良。
隋朝時期，隋煬帝創立了著名的「科舉制」，以打破以往士族對官位的壟斷。這一制度成功地打破了門第、地域、年齡之間的界限，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和一定的競爭性。
科舉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當時尚未由考試成績決定一切，起決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薦」。「行卷」指考生為求推薦錄取而在考試前投送給達官貴人的個人詩文。
「公薦」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薦人才。比如李白未曾參加科舉，乃由玉真公主推薦，應詔入京，供奉翰林。這是推薦保送的路子。
這種考試制度對世家子弟有利，對貧寒子弟則不公平。晚唐杜荀鶴出身寒微，屢試不第，《投從叔部闕》就哀嘆：「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沒有做官的親友相幫，再有才華文名也無濟於事。
而到了宋朝，對科舉制度進行了改革和優化。
與唐代相比，宋朝科舉制度的變化主要有：
第一，開放考試門戶，幾乎人人均可應舉；
宋朝徹底取消了出身和門第限制，士農工商雜類皆許應舉入仕；到南宋，連惡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殺為業者都準許應考。
第二，廢除薦舉殘餘，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禁公薦，罷公卷，以成績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場內外的徇私舞弊活動。
第三，考試內容多樣，重能力見解及應用；
進士科考試由以詩賦為主轉變為經義、詩賦、策、論並重；經義由試墨義改為試大義。考生光憑死記硬背或吟詩作賦已難以取得科第，只有擴大知識面，具備獨立見解，提出實用對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場競爭中取勝。
第四，中舉即可授官，升遷相對較快。
而為了科舉考試的公平，宋朝也做了很多的改革:
首先宋朝在科舉上，確定了糊名制度；
就是將考生的姓名和籍貫等個人信息都加以密封，避免有人作弊動手腳，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今天。
第二就是別頭試；
何為別頭試呢，就是主考官及其相關官員的子弟、親戚、門生，一般是另立考場，別派考官，即「別頭試」。可以說這屬於是一種迴避制度。
第三就是對考場進行規範；
考場將各科的考席「貼科目字號」，各科應試者是「間隔就坐」，也就是擴大了距離，還輪差兩位官員監考，如果發現作弊行為，那麼「永不得赴考」。
第四就是頒行「鎖院」制。
鎖院制即指考試前將考官和工作人員召集到貢院裡面、晝夜鎖閉，與外界隔絕，直到放榜始得出來。
由於宋朝科舉制度相對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試成績定去留，如歐陽修所論，「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結果，家庭條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機會入仕，許多貧寒子弟僅憑自身努力，也得以中舉為官。這方面的案例不勝枚舉。
這一局面導致中國社會的運轉規則巨變。
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
比如最逆天的嘉佑二年，這一屆進士榜，被稱為是千年科舉制中最閃耀、最牛的一榜。這一場科舉各科共錄取了899人，其中進士388人。試舉其要者：
蘇軾、蘇轍、曾鞏：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蘇軾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百科全書式傑出人物，蘇轍做到門下侍郎（副宰相），曾鞏官至中書舍人。
程顥：宋代道學、理學的傑出大師，洛學創始人，與弟弟程頤並稱「二程」。
張載：大思想家，關學創始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他提出的「橫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識人的人生理想。
科舉制度對宋朝的影響
兩宋享國320年，共開科118榜，取士人數超過11萬，是唐五代登科總人數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總數約61000人，平均每年大約錄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數均不及宋代。
《宋史》列傳中的北宋人物，出身於高官家庭的不過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於布衣的則超過二分之一，而且隨著時間的演進，時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輔的出身來作統計，情況也大體相似。
而布衣官員入仕的途徑，在北宋初期以科舉出身的約佔三分之一，在北宋中期已超過四分之三，到北宋晚期更超過五分之四。
科舉制度其實為傳統中國創造了一個開放性的士人政府，一個流動性的平民社會。
宋朝時期，國家通過長時間嚴密規範的科舉考試，得以選拔大量優秀人才。在從門閥社會轉向科舉社會、門閥士大夫主導轉向科舉士大夫主導的進程中，
逐漸造就了一個競爭性強、開放性高的社會。
而選官制度的法制化，使得大批社會各階層的知識分子通過考試競爭進入各級政府機構，他們較之以前的主要是依憑貴族特權人仕的宮員米說，素質明顯為好，因此
吏治的狀況比之前代有了很大的轉變。
吏治狀況的相對清明，對宋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兩宋320年的歷史時期裡，雖然一再面臨極為艱巨的外族的軍事侵擾與威脅，但仍能在艱難的環境之下穩定政權並使自己的經濟文化的發展甚至於遠超前代，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經濟與文化的一個發展的高峰。
所以在宋朝時期，上至皇帝，下至貧民，都重視文化，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頂峰，陳寅恪就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所以，西方學者認為，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而文化的清明、思想的解放，都對當時宋朝的各個方面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