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蘇裡號上的籤字儀式，讓我們見證正義的人們如何共同用犧牲維護著世界的公理，也見證著中國人如何在漫長的戰爭中用鮮血守護民族尊嚴而最終贏得勝利。
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的密蘇裡號戰列艦上，舉行了日本向盟國的無條件投降儀式，第二次世界大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就此降下帷幕。作為最早抗擊法西斯侵略的國家和戰後五大國之一，中國代表光榮地參加了這一儀式，和各同盟國一起，在日本帝國的投降書上簽字受降，為八年全面抗戰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不過，在審視密蘇裡號的模型時，筆者卻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麼把這樣一個隆重莊嚴的儀式布置在該艦上如此狹小的一個地方？
空間侷促的會場
▲ 密蘇裡號戰艦模型
密蘇裡號，1945年1月服役，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大也最先進的衣阿華級戰列艦最新的一艘，標準排水量44560噸，滿載排水量55710噸，是北洋水師威震東亞的第一大艦定遠艦的七倍，堪稱海上巨無霸。它的噸位雖然不是世界第一，卻是歷史上主機功率最大、航速最高的戰列艦。
▲ 密蘇裡號戰列艦雄姿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艘戰艦是美國海軍米切爾中將的快速航母特混編隊的旗艦，曾在硫黃島、衝繩島諸戰役中直接參加對日軍的戰鬥，先後擊落擊傷三架日本轟炸機，並引導擊沉一艘日軍潛艇。它自己也曾兩次遭到日軍自殺飛機的衝撞，可說是一名久經沙場的「老戰士」。從這個角度來說，密蘇裡號的確有資格舉行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儀式。
然而，作為會場密蘇裡號也有個缺點，就是艦體較窄，只有33米。為了能夠通過巴拿馬運河船閘，便於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的快速調動，美國海軍在設計密蘇裡號時要求限制其船體最大寬度，為此被迫拉長了艦體的縱向長度，使艦體的長寬比達到8.2:1，而當時其它戰列艦的長寬比大多不足7:1。根據記載，受降儀式的會場，被設置在密蘇裡號二號主炮右側的二層平臺上。
從模型上看，這裡左側緊貼著高大的406毫米重炮炮塔，右側和後方是或高或低的高射炮炮臺，只是一個比通道稍寬一些的狹長平臺——密蘇裡號是一艘為了作戰設計的戰艦，它的設計師沒有想到過它還要承擔這樣的禮賓功能。
但是，從當時拍攝的照片上，卻看不到會場有侷促之感，相反頗有威武莊嚴的氣氛，盟軍方面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
直到找到當時布置會場的原始文件，才恍然大悟。
▲ 籤字儀式平面圖，左側炮塔下可見籤字會場
原來，這些聰明的傢伙只用一個簡單的辦法就解決了問題——他們把密蘇裡號巨大的三聯裝406毫米二號炮塔轉向了一邊，炮尾甩向左側，於是，炮塔右側後方的空間便被騰了出來，讓平臺的面積驟增一倍，形狀也從長方形變成了不規則的五邊形，大大方便了會場的布置。而且周圍的炮塔頂部、高射炮炮位、艦橋上方乃至主炮炮管上，都成了居高臨下觀禮的好位置。
所以，整個儀式上密蘇裡號的前主炮昂首向天，卻不是指向前方，而是指向右前方，那就是給會場騰地方呢。
排座次費思量
▲ 受降儀式上盟軍的站位
即便如此，會場依然不能說寬闊。受降代表擺成了一個曲尺形的隊形。各國代表面對正前方擺成了一個方陣，構成曲尺的一豎。方陣中每國為一列，籤字代表站在最前面，國家順序按照國名字母排列——China，即中國排在左側第二列，僅次於第一列的America，即美國。
不過，由於儀式舉行之時麥克阿瑟上將作為盟軍總代表上前致詞，並把參謀長薩瑟蘭中將和另外兩位盟軍將領溫賴特將軍和柏希瓦爾將軍都帶到了會場中間，於是在中國首席代表徐永昌將軍的側面，美國代表只剩了海軍上將尼米茲一人，而且由於擁擠幾乎被推進了旁邊的記者堆中，所以看起來中國代表便成了引領各國的第一列。
▲ 密蘇裡號上，日方代表在籤署投降書，可以看到盟軍行列裡的中國代表
而東道主美國人顯然很懂得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他們的50名陸軍將領和50名海軍將領各排成一個方陣，在二號主炮轉身後讓出的甲板上列隊，構成了曲尺的一橫。於是，比起盟國而言，美軍至少有10倍以上的人員得以分享參加日本受降儀式的榮譽。
舉行儀式的籤字桌，就放在曲尺隊形的夾角中，據說是密蘇裡艦士官室的一張餐桌。
周圍是人山人海的觀禮官兵和記者，為了方便記者拍照，在會場外側還搭起了一個臨時平臺，供攝影師們使用。
▲ 中國記者在密蘇裡號上
密蘇裡號上更加寬敞的地方不是沒有，比如一號主炮前方的起錨甲板也頗為寬敞，但觀看過受降過程的人們很容易發現，把會場布置在二層平臺上有著獨到的好處——日本方面的使者到來時登上軍艦的主甲板之後，還要再向上經過一個陡峭的舷梯才能到達這裡，而他們必須從高昂的炮口下走過。於是，盟軍的威嚴和震懾，都得到了體現。
▲ 中國代表在和盟軍方面討論籤字問題
說起來，盟軍在安排受降典禮的過程中可說體現了極高的智慧。據說，直到受降前一天，各國盟軍還在為怎樣排座次爭吵不休。比如蘇聯代表要求各參戰國都要在艦上懸掛本國國旗，如果盟國的旗幟一起掛起來，難免要分先後、比貢獻，沒有派代表的國家又怎樣處理？恐怕不等受降就要開武林大會。
最後聰明的解決方法是，除了本艦的主人美國之外都不掛旗。而即便是美國人自己，也要為掛海軍上將尼米茲的將旗還是陸軍上將麥克阿瑟的將旗打架，結果是兩面旗並排掛上去，據說這是美軍歷史上唯一的一次。
勝利的時刻
這次受降儀式獨具匠心之處甚多。
例如，雖然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但所有參加儀式的官兵，包括中國代表團的成員，都身著軍便服而不是禮服，以此表達對於法西斯的輕蔑和戰爭即將結束，軍人們將要停止徵戰，鑄劍為犁的意願。
同時，籤字雙方採用的文件版本一致，裝潢卻迥然不同，盟軍保留的一份真皮包裝，十分精美，給日方的一份卻是帆布包皮，粗糙得多。這一切，都在彰顯勝利者的地位。
▲ 日本保留的那份受降書文件，其中加拿大代表籤錯了位置，導致此後各國籤字位均低了一格，這樣一份文檔讓日方連投降書都沒得到一份完好的
盟國各國代表在8點30分至8點50分之間陸續到達會場，日本代表則在9點鐘準時到場，由代表日本政府的外相重光葵和代表軍方的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大將帶頭，頹然進入會場。他們雖然身著禮服，卻面色陰沉，一副沮喪。
九點整，麥克阿瑟上將肅然宣讀要求日方投降命令，並即席作了如是演講：
「今天，我們各交戰國的代表，聚集在這裡，籤署一個莊嚴的文件，從而使和平得以恢復。涉及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識形態的爭端，已在戰場上見分曉，我們無需在這裡討論。作為地球上大多數人民的代表，我們也不是懷著不信任、惡意或仇恨的情緒相聚的。我們勝敗雙方的責任是實現更崇高的尊嚴，只有這種尊嚴才有利於我們即將為之奮鬥的神聖目標，使我們全體人民毫無保留地用我們在這裡即將取得的諒解，而忠實地執行這種諒解。在這莊嚴的儀式之後，我們將告別充滿血腥屠殺的舊世界，迎來一個十分美好的世界，一個維護人類尊嚴的世界，一個致力於追求自由、寬容和正義的世界，這是我最熱忱地希望，也是全人類的希望！」
他的最後一句話是：
「現在我命令，日本帝國政府和日本軍隊代表，在投降書指定的地方籤字！」
在這一命令下，日方代表率先在投降書上簽字。由於緊張，深悉外交儀禮的重光葵竟一度找不到籤字的地方，以至於躊躇達一分鐘之久，要薩瑟蘭中將提醒之後才完成了籤字。
此後，以麥克阿瑟將軍為首的各盟國代表，陸續在受降書上簽字。中國代表徐永昌，排在籤字的第二位。9點18分，最後一名代表籤字完畢。全部儀式結束，只用了18分鐘。
當時在艦上觀禮的中國記者朱啟平回憶：
「我猛然一震，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寇製造瀋陽事件，隨即侵佔東北……現在十四年過去了。沒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這個時刻，在東京灣籤字投降了，天網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謂歟！」
應該說，密蘇裡號上的籤字儀式，是一個歷史的見證。它讓我們見證正義的人們如何共同用犧牲維護著世界的公理，也見證著中國人如何在漫長的戰爭中用鮮血守護民族尊嚴而最終贏得勝利。這一刻將作為埋葬法西斯和展開人類新紀元的標誌永載史冊。
見證榮光的中國代表
▲ 在密蘇裡號上的中國代表，由於記者倉促上陣，所以人物的名字、軍銜錯誤頻出
當七十一年後我們重新面對這一刻時，一個問題成為值得探尋的話題——在1945年9月2日的密蘇裡號上，到底有幾名中國人見證了日本帝國的落日。
這個問題曾眾說紛紜。根據對當時史料的考證，今天可以確認登上密蘇裡號參加受降儀式的中國人，共有九名。其中，受降代表六名，新聞記者三名，另有一人未能得到完全確認，但也很可能參加了儀式。
▲ 受降人員名單中的中方人員
在美方保留的中國參加密蘇裡號受降儀式代表名單中一共記錄六人，包括：
Gen. Hsu Yung-Chang，即中國首席受降代表徐永昌上將，正是他在密蘇裡號上代表中國籤署了對日受降書。
徐永昌上將能夠擔任受降代表既出人意料又順理成章。說出乎意料是因為他並非蔣介石嫡系將領，而是出身晉軍，起於行伍的一名老式軍人。但他很早就退出了派系之爭，在抗日戰爭中專任軍令部長之職，為這場戰爭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無論從地位還是從功績而言，政治色彩相對淡薄的徐永昌上將都是擔任受降代表的極佳人選。
▲ 中國受降代表徐永昌步入會場
▲ 徐永昌籤字
▲ 各國代表籤字，可見徐永昌將軍的字跡
徐永昌上將在受降儀式上也體現出了出色的政治頭腦。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評價這一時刻：
「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個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也可同樣回想過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受降歸來之後，徐永昌即告病引退，任陸軍大學校長，似有躲開內戰漩渦之意，但最終身不由己，仍不得不為蔣介石參贊軍機並隨其退往臺灣。1959年，徐永昌病逝於臺北寓所，終年72歲。
Vice Adm. Yang Hsuan Chang，即中國海軍在密蘇裡號上的唯一代表楊宣誠中將。
楊宣誠，海軍出身的外交家和情報專家，原名楊宣德，因頂替胞兄楊宣誠考中留日海軍官費生而與兄長互換姓名，1911年畢業於日本海軍水雷學校，此時已經是一名同盟會員。他實際在海軍艦隊工作時間不久，但參加了海軍艦隊1919年出兵海參崴的行動，積累了外交經驗。
抗戰中，擔任軍令部第二廳廳長，主持對日作戰軍事情報工作。他曾作為海軍代表籤署了《開羅宣言》，並建言在其中加入日方必須歸還澎湖諸島的內容。由於他在情報工作方面極有建樹，在盟軍中頗有威望，或許是他得以參加這一儀式的原因。
中國海軍是抗戰中與敵對比最為懸殊的兵種，幾乎全部艦隻都在戰鬥中沉沒，但仍然堅持到戰爭勝利，有著難能可貴的堅韌精神。楊宣誠中將參加這一儀式，客觀上也成為對中國海軍抗戰貢獻的承認。
楊宣誠中將戰後歸隱田園，特別是1949年後蟄居家中，不問窗外事。1962年病逝於臺北，享年73歲。
Lt. Gen. Chu Shih Ming，即朱世明中將，是國民政府中少有通曉數國語言的儒將。
他1910年就讀清華大學，後留美先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維吉尼亞軍校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得博士學位。曾長期在美蘇等國擔任駐外武官，有著豐富的外交經驗。他深厚的知美背景或是被選拔出任受降代表的重要因素。
朱世明此後被任命為國民政府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曾在日本部署中國駐日軍先遣工作，但因國際國內局勢變化，中國在日駐軍的計劃最終取消。不過，朱世明和他的代表團在對日戰後索賠等方面，還是取得了若干成績。
由於被傳聞與日本女影星李香蘭有染，朱世明後遭到解職。而今從種種跡象看來，這可能只是一個藉口，真正的問題在於朱世明與中共方面有所聯繫。1965年，滯留在日本的朱世明中將逝於橫濱，終年73歲。
Maj. gen. Wang Chih，即王之少將。
▲ 王之在諾維奇軍事學院
和朱世明中將一樣，王之少將也是出自於清華並有留美經歷的中國將領。他先後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諾維奇軍事學院和西點軍校學習，後進入宋子文組織的稅警總團，參加過十九路軍淞滬抗戰。七七事變後，曾送工兵器材和人員到延安，支援八路軍抗戰。此後長期擔任與美軍聯絡的聯絡員，並追隨麥克阿瑟上將轉戰太平洋戰場。1945年被任命為駐日盟軍總部首席聯絡官。
▲ 徐永昌身邊站立侍從的王之少將
與其它參加受降人員同團出發不同，王之屬於先期到達日本的人員，推測他是由於需要承擔盟軍和我國代表團之間的協調任務而被派赴密蘇裡號的。當徐永昌將軍籤字之時，在他身邊站立侍從的便是王之少將。
王之少將此後參加了對日本戰犯的審判，1949年到臺後不久離開軍隊，進入東吳大學任教，退休後定居美國。
Col. Li Sho Chang和Col. Wang Pei Cheng，即李樹正上校和王丕承（成）上校，前者出身於遠徵軍，與駐華美軍合作較多，曾參加過柳州桂林諸戰役；後者是國府著名的軍事外交人員，曾在美蘇德法各國從事相應工作，並受到過史達林的接見。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與盟軍有較大交集且都是盟軍代表中少見的青年軍官。
除了六名軍人外，還有三名中國記者登上了密蘇裡號，他們分別是《大公報》記者朱啟平、黎秀石和中央通訊社記者曾恩波。
另外，據說徐永昌將軍的幕僚陳延暉先生也登艦參加了這一儀式，因未見於代表名單，尚不能完全確認。
這些中國人，有著共同的特點，便是無論軍人記者都曾經親身經歷了這場苦難的戰爭。於是，我們便可以理解朱啟平先生當時發回的報導《落日》中如此總結這一時刻——
「舊恥已湔雪，中國應新生。」
是的，密蘇裡是一個見證，見證一段傷痛歷史的遠去，見證我們的國家在戰爭的廢墟上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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