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閉帝國:明朝祖制與從未鬆動過的海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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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7世紀，歐洲的全球航海擴張不斷走向興盛。當時的明朝也因此與他們產生了許許多多的交集，既有武裝衝突也有畸形貿易。但其開國之初就奠定的海禁政策，也不可避免的面臨著內外衝擊。以至於在某些地方以，似乎出現過一定程度的鬆動。

然而，大明朝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海洋放開政策。因為朝廷從來就沒有完全否定過海禁，無論對內還是對外的海洋活動都受到極大抑制。

海禁的奠定與強化

明朝的海禁政策 當然要從朱元璋時代算起

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正式頒布海禁政策。根據《明實錄》的說法，他認為海外的夷人都很不可信任。至於那些沿海的居民經常私自出洋貿易，也容易誘使蠻夷來一起作亂。因此，皇帝要求當時的禮部負責海禁政策，一旦有敢私下去做外貿的人必須繩之以重法。

於是，海外來的貨物被絕對禁止進行私下的交易，更也不準私人販賣。如主要靠海外進口的香木，就受到過重點關注。以至於兩廣出產的香木都不能在本地以外出售，為的防止外國香木混進民間市場。整個明太祖在位時期，連沿海百姓下海捕魚謀生都被強行禁止。他的兒子朱棣篡位後也延續了這一做法，並且對某些措施的實行力度還有所加強。例如他剛登基一年多。便下令將所有的海船改成不適合遠洋航行的平底船。其誅殺沿海貿易經濟的設想暴露無遺。

朱棣篡位後 對海禁的執行更為嚴格

直到帝國中期的弘治皇帝當政，朝廷還對私人下海貿易進行強有力的官方打擊行動。不過，也是在這個階段，大明的律例條文有所鬆動。新的政策不再一刀切地針對所有下海行為，而將民間賴以謀生的捕魚打柴等活動作為例外處理，要求官府不得繼續騷擾。

事實上，大明並非不了解貿易的好處，但還是想把這塊肥肉始終攥在自己手裡。朝廷在福建、浙江和廣東三地設置了市舶司，專門負責管理朝貢貿易。那些得到官方認可的國家，能夠通過朝貢途徑來中國貿易，定期數年或十年不等。貢使團的貨物除了向朝廷進貢的外，還有由朝廷直接購買的部分，以及向民間交易的部分。然而，所有使團與民間的交易也被限制很緊，必須在抽稅收之後才由官府控制的牙行主持。也就是說，絕對不可以任憑私人直接對上外夷。

有限的市舶司 主要為朝廷抽取商業稅

衝擊後的動搖

歐洲船隻的抵達 預示著朝貢體系衰敗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海禁的種種防禦措施還是漸漸衰落。這段歷史進程的終點，就是被很多人所吹捧的隆慶開關。然而，如此有限的政策鬆動，既非朝廷的高瞻遠矚，更不是對海禁祖制的變相否定。

16世紀前期的正德與嘉靖年間，舊的朝貢貿易徹底走向衰敗，許多打著朝貢幌子的私商貿易方興未艾。歐洲殖民者的探險船也開始在沿海頻繁出現，為走私貿易的發展推波助瀾。兩位大明皇帝也沒能何順應時勢，做出任何的積極反應。嘉靖皇帝反到更是進一步推行海禁，打擊愈演愈烈的走私獲得。在其治下，大明官方力量搗毀了不少大的沿海走私窩點，也加強了禁止民間從事私人海貿的措施。從而引發的倭寇泛濫，讓朝廷不得不花更多錢去募集專業軍隊。

海禁的結果 就是需要花更多錢募集軍隊

面對海洋的諸多問題，大明地方官府反而更加務實。例如在對外聯繫最密切的廣州，形成了所謂的「廣中事例」來引導貿易。即外國商船不再需要靠朝貢的名義來訪，只要在海面經過官府抽取稅，便可以與私人進行正常貿易。另外，當澳門租借給葡萄牙人後，也成為另一個重要的貿易連接點。

當然，這種情況仍舊是會受到極大限制。明朝的私人商船不能合法進行遠洋貿易，甚至無法在國內的沿海從事長途販運。至於針對外番的交易，尤其在接觸葡萄牙人時也會受到嚴厲管制。後者來廣州參與大明廣交會的次數相當有限。而且只能白天進城交易，晚上必須在船上休息，不得逗留陸地。就是來廣州的路途，都必須乘坐官府安排的船隻，以便朝廷進行監視。

近在遲尺的澳門 始終處於被嚴格監視狀態

遠稱不上開放的隆慶改革

廣州是較早選擇折中對策的地方

廣中事例與愈演愈烈的私商貿易，很快引發了朝野上下的激烈討論。畢竟，海洋貿易帶來的稅收是如此豐厚，同時又能一定程度上解決沿海人民生計問題。所以有許多地方都想促使朝廷開放海洋貿易。明廷和皇帝這才有所醒悟，在風格更為謙和的隆慶皇帝繼位後，開始了有限開放的政策。

但與許多人臆想的不同，這次開關並非徹底推翻了海禁政策，而只是在總體封閉的基礎上開個疏導口子。首先是作為對外口岸的月港規模很小，難以讓大量的海船集中。其次是不接待外國商船，只是放福建本地的洋船出去，數量還要嚴格限制。每年發放的執照不過88張，後來有所增加也不過漲到100多張。商人在拿到執照後，只能按照執照上確定的地方去貿易，不得臨時去其他地點晃悠，往返航線的時間自然也是盡在掌握。

隆慶開關只是允許部分福建人出海

所以，隆慶開關得以實施後，月港模式不但沒能向全國的其他港口推行，反而自身面臨窘境。到了萬曆皇帝的執政後期，新的荷蘭商船開始抵達東亞沿海。他們請求自由貿易，並希望獲得一個類似澳門的基地。由於沒有得到朝廷允許，便在沿海肆意劫掠和進行武裝走私。明朝水師根本無力阻擋，只能繼續祭出海禁的大棒，並將月港這個口岸關閉。直到末代皇帝崇禎當政，官員們還在爭論到底要不要重新開啟當年的隆慶政策。

總而言之，大明朝在對外貿易領域的所謂開放，無非就是在廣東洋面有限的接待外國商船來貿易。而且接納的對象非常有限，晚到的荷蘭人與英國人就在第一時間遭到拒絕。至於福建的月港有限開放，更多是為朝廷自己撈取貿易稅收。嚴格控制商船與口岸數量本身，就是以高壓控制為最終目的。其指導思想和行為準則，其實與海禁政策沒有本質區別。

朱元璋留下的祖制 始終籠罩在大明上下

海禁籠罩下的國內航線

明朝國內航運也受到海禁政策的嚴重衝擊

況且，海洋貿易的不僅僅局限在對外交易，還應當包含本國內部的長途販運。但除了少量福建商人能從月港出海，以及讓廣州接待部分外商船隻，其他地區還被籠罩在封閉的迷霧下。沿海的商民除了打漁之外，只允許從事短途的米、布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生意。數量也被做出嚴格限制。至於福建以北的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和遼東等地，沿海商民連進行國內的長途販運都不被允許。唯一的生存法則，就是藉助時斷時續的官運混口飯吃。直到萬曆年間，從福建往浙江運送木材都不能直接到位。兩省的船隻要在在交界處的一個固定地點完成接力，卻無法以正常渠道航行到對方地界。這就與後來的清朝形成鮮明對比。雖然滿清對外也施行海禁政策，但對國內的航運卻沒有做出此類限制。不少沿海居民可以用私人船隻進行跨省貿易，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對外封閉所造成的經濟發展補償。

傳教士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 從未引起明朝的海洋興趣

既然大明始終堅持海禁祖制不可動搖，隨之帶來的消極後果也就非常明顯。朝廷既無力督促地方將所有渠道徹底卡死，又不願意全線開海運貿易，最後就是拱手將貿易利潤讓給了各大海商集團。類似王直和鄭氏家族這樣的大型海盜，都是靠明朝政策餵養出來的傑出代表。

諷刺的是，後世還有不少人對明朝懷有怎樣浪漫主義想像和解讀。硬將野蠻落後視為文明開化，將始終力圖閉關自守的家天下，美化為頂天立地的所謂盛世。在可以預見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種文化扭曲也將繼續統治很多人的井底之蛙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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