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姜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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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3月6日傍晚，李鴻章在位於天津單街的直隸總督衙門，收到一封來自香港的電報：「丁提督離軍時，琅威理應升何旗？琅稟。』
李鴻章不知道他的北洋海軍英籍顧問琅威理為何拍來這樣一份電報，但一絲不祥之兆掠過了他的心頭。他躊躇了一夜，次日清晨，字斟句酌地起草了一份措辭謹慎的回電，囑咐立即發往香港，轉送北洋海軍第二號人物、左翼總兵、「鎮遠」鐵甲艦管帶林泰曾：「琅威理昨電請求應升何旗，《章程》內未載，似可酌制四色長方旗，與海軍提督有別。鴻。「
他沒有料到，這個電報加劇了香港爆發的北洋海軍部分高級將領與英籍顧問之間的衝突，並對後來的近代海軍建設，乃至甲午戰爭的勝負都帶來曲折的影響。
確實，不為今人熟悉的香港「撤旗事件」，是中國對外開放和近代化進程中的一件極為值得研究和反思的插曲。
琅威理
琅威理本名叫做威謙·梅特卡夫·琅，1843年生於英國，14歲進人皇家海軍學校，從此一直在海軍服務，從候補生晉升至中校。20歲那年，他參與護送清政府在英國訂購的第一支蒸汽艦隊(即後來解散的「阿思本艦隊」)，來過中國，以後又兩次駕駛中國進口炮艇，來華交付使用，受到洋務派人士的矚目。當時，李鴻章初創海軍，迫切需要精通西方海軍業務的顧問幫助訓練艦隊。中國駐英公使郭嵩燾、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金登幹，以及英國古德海軍上將都向李鴻章推薦琅，稱他「誠實和平」，「明練可靠」。1879年底，李鴻章與他晤談數次，又看他調閱操演，甚為滿意，便當面延聘。
經過一番周折，琅威理於1882年秋天來華任職，職務是副提督銜北洋水師總查，負責海軍的組織、操練、教育及訓練工作。誰知僅隔一年有半，中法戰爭爆發，琅威理以英國宣布局外中立而迥避去職，請假回國。至1886年4月，應邀重返中國，此時他已升任英國海軍上校了。
西方列強都想控制襁褓中的中國海軍。因此在推薦琅氏出任海軍顧問的背後，有著錯綜複雜的外交鬥爭。
英國駐華外交公使威妥瑪是積極鼓吹向中國派遣顧問的。1880年前後，他多次通報國內，美國前總統格蘭特的親戚和德駐華公使巴蘭德的舅爺正在被提名。他露骨地說：「改組中國軍隊之權必須只掌握在一個國家手中，而如果我們不是這個國家，就將極其有損於我們的利益。」
中國海關英籍總稅務司赫德更是急不可耐，早在1879年，他就謀求設立並擔任指揮中國南北洋海軍的「總海防司」，結果遭到拒絕。接著，他要求英國外交部和海軍部支持派遣琅威理出任海軍顧問。但海軍大臣答覆說：「中國如有強大海軍對我們是否有利，尚是疑問。」經過反覆爭論，才同意給琅三年假期。
中法戰爭後，赫德得知英國官方再次批准琅威理來華的消息後，高興地說：「我很高興琅即將再來中國，他已有一個輝煌的開端。假使他把牌玩好，二十年後，他將可能在中國成為一個偉人，而比我今日所成就者為多。」
迄今為止，尚無證據，說明琅威理本人也直接參與了英國政府控制中國海軍的計劃。對於應邀來華，他只提出三個條件：一是必須具有調派弁將之權；二是必須得到海軍部允準；三是他在華服務年限應作為海上服務年資，不妨礙他在皇家海軍的升遷。對於後兩條，本來不合英國海軍的規定，但為了大英帝國的利益，海軍部長作出了妥協。
琅威理沒有成為什麼「偉人」，但作為一個海軍軍官，卻是十分稱職的。他治軍嚴格，辦事勤快，認真按照英國海軍的條令訓練，為海軍官兵所敬憚。由於丁汝昌不熟悉海軍業務，艦隊訓練任務多由琅氏主持。接觸過他的人說：「琅威事終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尚在廁中猶命打旗語傳令。」軍中流傳著「不怕丁軍門，就怕琅副將」的傳說。琅氏回憶，某天深夜進行警報演習，諸將無不披衣而起，各司其事，鎮靜無譁。他還根據國際慣例，制定了中外海軍交往的禮節，擴大了中國海軍的影響。在他訓練下，北洋海軍的軍事素質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1886年5月，清廷派醇親王奕譞巡閱北洋海防，以琅氏訓練有功，向他頒發赤金底銀質雙龍紋飾的二等寶星勳章，並「加恩賞給提督銜」。此後，李鴻章在發給海軍的電報中，常用「丁琅兩提督」或「提督銜琅威理」的稱呼。1887年，琅威理帶隊前往英德兩國接收「致遠」、「靖遠」、`經遠」、「來遠」號巡洋艦。返航時他以「靖遠」為旗艦，升提督旗指揮一切。直至廈門向丁汝昌移交軍艦時，仍然高懸提督旗幟。
琅威理與致遠艦軍官合影
海軍傳統，在一支艦隊或分艦隊中，軍階最高的指揮官無論登上哪艘軍艦，即可把它作為旗艦。標明指揮地位的，便是他升起的海軍將領旗。北洋海軍成軍時，確定設置一個提督兩個總兵的官制，並頒布海軍提督旗和總兵旗兩種樣式。前者為黃白黑青紅五道橫條，後者為黑綠紅三道橫條，均在上方角上飾以龍形。
1890年2月24日，北洋海軍南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領部分國艦至南海一帶操巡，「定遠」、「鎮遠」等四艦留在香港修理。3月6日，「定遠」管帶、右翼總兵劉步蟾以丁汝昌不在艦為理由，降下提督旗，換升總兵旗，表明自已是艦上最高長官。琅威理立即提問：「丁提督不在而我在，為什麼撤下提督旗？」堅持不讓換旗，劉步蟾則告訴他，你的海軍提督不過是名譽的，不是實職。升提督旗違反海軍慣例。於是引發了一場衝突和本文開頭的電報問答。
李鴻章回電「酌制四色長方旗」自然是調和之語，但卻肯定了琅不是與丁汝昌平行的海軍提督。6月初，丁、琅率艦隊返回天津，與李鴻章面談撤旗事件。李明確以劉步蟾為是。琅威理立即提出辭職，離開了北洋海軍。
劉步蟾
琅回國後，向當局訴說在華受辱。8月18日，中國駐英公使薛福成電告李鴻章，英外交部正複查此事，並擬撤退在華其他英籍僱員。薛問：「能否轉圜，邦交有益。」20日，英使華爾向李鴻章詢問琅辭職緣由。李鴻章答覆：「中國海軍稱琅為提督乃客氣用語。」22日，他又復電薛福成：「琅威理要請放實缺提督，即自辭退。向不能受此要挾。外部等或未深知，望轉達。似與邦交無涉。」
11月4日，英國拒絕了李鴻章另聘英人為北洋海軍顧問以代琅的請求，並召回在旅順服務的英籍僱員，宣布不再接納中國海軍留學生。中英之間的海軍關係處於低潮。
對於琅威理辭職，丁汝昌認為他是為小事而尋煩惱。另一位海軍官員池仲祐認為他沒有弄清自己的地位。赫德則為失去這樣重要的顧問而不快，指責琅「使政策屈服於人格」當時天津的英文報紙推測說：「有許多理由令人相信，琅之免職，乃是反對外人在中國服務的一種反動……當得知丁提督離港赴海南時，一部分軍官已預先安排好將琅趕走。當然，有如此一位廉潔負責的外國軍官在此等地位，自然難使中國的軍官覺得高興。」而在當代，某些史學家認為，撤旗事件，維護了民族尊嚴，給了覬覦北洋海軍領導權的帝國主義分子以當頭一棒。
李鴻章、劉步蟾在這一事件中的立場是無可指責的。劉琅之爭，除了指揮權之外，也反映了海軍內部的民族情緒。可是琅威理走後，北洋海軍訓練日益鬆懈，紀律日益瓦解，將士紛紛違反規章把家眷接到劉公島並離艦上岸居住。而丁汝昌乾脆在島上蓋起鋪屋，收取租金，並自蓄家伶演戲，生活驕奢淫逸，軍隊素質大為下降。
中國作為一個落後國家，在向近代化發展的道路上，如何一面進行反控制鬥爭，一面又努力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始終是一個更為重要又長期沒能解決的課題。
四年之後，北洋海軍在甲午海戰中失利，人們又想起了琅威理。1894年4月14日，光緒帝發布了這樣的上諭：「琅威理前在北洋訓練海軍，頗著成效。自該員請假回國後，漸就廢馳，以致本年戰事未能得力，亟應力加事頓。著總稅務司赫德傳諭琅威理迅即來華，以備任使。」
此時，琅威理正在英國得封港擔任後備艦隊指揮官兼「毀滅」號艦長，指揮著皇家後備隊的38艘軍艦。他對於邀請他重返中國大擺架子。公開的理由是英國宣布中立，他不能以現役軍人身份來華參戰，只有在戰後當英國政府許可時才能前往。但私下卻提出了中國政府難以接受的苛刻條件，如必須由清帝以璽書形式頒給他海軍最高職銜。他始終不忘撤旗事件之辱。
這時，金登幹把他的表兄、皇家海軍炮廠監督英格斯上校推薦出來。當琅氏在中國服務的時候，英格斯是他的對手——日本海軍顧問，一手訓練出日本的近代化艦隊。日本政府曾封他為貴族，使他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與日本的高級將領接觸。日本海軍從他的教導中得到了極大的好處。當他們認為自己有理由獨立行走時，才體面地送他回國。而他們不僅使艦隊保持著英格斯離開時的面貌，而且更趨完善了。
1894年11月20日，金登幹約英格斯在軍人聯合俱樂部見面。英格斯說：「他和日本海軍的官方關係早己斷了」， 他願意 「割斷舊日的情緣，在中國另結新歡」。 他不願作統帥而只是教練，以使中國的統帥和艦長們能夠學習怎樣指揮。
而這樣的人選，連赫德也斷定清政府不會接受。
結果，李鴻章草草任命天津的一位「金龍」號拖船主馬格祿出任幫辦北洋海軍提督。這位馬格祿，上任後並未為海軍做出任何貢獻，倒是最後參與策劃了劉公島駐軍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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