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夫按：《蘇聯的心靈》是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關於蘇聯時代俄國知識分子的一本論著，裡面記錄了他與阿赫瑪託娃、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的談話，以及他對蘇聯時代知識階層的種種看法，是一本很好的讀物。
我很喜歡「蘇聯的心靈」這個詞，像他們這些人，在蘇聯歷史的長河中，估計永遠是處在邊緣地位的（特別是和「偉大的衛國戰爭」這樣的歷史敘事相比），但他們卻可以被稱為「蘇聯的心靈」，是蘇聯遺產中最為寶貴的珍品。
「蘇聯的主流與外表」
然而，作為「蘇聯的心靈」的代價卻是巨大的。他們每個人都是受盡了磨難，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身邊的大多數人為了不受牽連，都與他們保持距離。即使是以賽亞·伯林作為一個外國文化參贊去訪問他們，也要冒著很大的風險。
被捕的曼德施塔姆
作為「蘇聯的心靈」註定是孤獨的，但卻不是絕望的。因為不管是在哪個黑暗的年代，總還是有人嚮往光明，願意去守護那點微弱的燭光，就像曼德施塔姆的夫人。
這個被丈夫稱為「黑暗歲月的同志」的女人，僅與曼德施塔姆共同生活了十六年，最後四年還是在流放地度過的。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曼德施塔姆夫人開始撰寫有關於丈夫和那個恐怖時代的回憶錄，最後形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回憶錄三部曲」《回憶錄》、《第二本書》和《第三本書》。
文 / 古屋
*本文首發在深港書評（ID：jbsgsp），轉載已獲授權，原名《曼德施塔姆以及他的同時代人》
按照一般讀者的閱讀習慣，娜傑日達·曼德施塔姆的「回憶錄三部曲」中，首先閱讀的應該是第二部即這本《第二本書》，然後才是此前出版的第一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
《第二本書》涉及更為廣闊的時代背景，從詩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青年時代開始寫起，結束於上世紀70年代。內容涵蓋了除曼德施塔姆之外的很多詩人和詩歌流派，更為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種那個時代整體的文化景觀和精神風貌，已經遠遠超出了詩人傳記和回憶錄範疇。而第一部《回憶錄》書寫的是上世紀30年代曼德施塔姆兩次被捕（1935-1938）之間的生活際遇，側重個體的書寫比較明顯。
從此之後，任何一個研究蘇聯時期文化史和（地下）文學史的學者書架上，都應該擺放上這樣兩本必讀書：只有了解那個大時代背景中知識人的生存境況，才能真正明白第一部《回憶錄》開始時，午夜敲門聲如期而至，曼德施塔姆被捕的場景有何意義。正如娜傑日達陳述的那個荒謬的悖論：
「我們的國家因詩殺人，這是前所未有尊敬詩的標誌，因為這裡還有人能夠以詩為生。」
按照娜傑日達原本的設想，《第二本書》應該是寫給阿赫瑪託娃的傳記。《回憶錄》始於曼德施塔姆被捕，結束於她獲知了丈夫死訊的時刻。而《第二本書》也是因為阿赫瑪託娃去世，作出了很大的改動。
阿赫瑪託娃的肖像
1966年，阿赫瑪託娃去世時，數千人齊聚在教堂，奔赴阿赫瑪託娃「最後的邀請」，其中就有年輕的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娜傑日達說，阿赫瑪託娃死後，布羅茨基成為了一個孤兒。
娜傑日達心受觸動，將一本阿赫瑪託娃之書擴充到原來篇幅的四五倍，逐漸變成了從曼德施塔姆年輕時代起，講述他們的相遇相愛，自我放逐式的漫遊和詩歌創作，以及她的自我意識覺醒之書。當然，這種覺醒是離不開當時政治環境的喘息，更離不開她終生的女友阿赫瑪託娃的影響，至於曼德施塔姆的內化至生命深處的那些詩句，更是最好的寫作催化劑。
布羅茨基
正如布羅茨基所言，作為一個作家和一個人的娜傑日達，是兩位詩人的直接產物，所以《第二本書》雖然涉及到對當時很多詩人和詩歌流派的評價，但位於敘述核心的仍然是奧西普·曼德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瑪託娃。默誦他們的詩句，是在那個批發死亡的年代裡，唯一能夠支撐她活下來的念頭：
「他離開我的生活後，我形同死人，靠詩中飛濺的快樂和不可以自殺的念頭活著。」
曼德施塔姆與娜傑日達相識於1919年5月的基輔，19年的相守，曼德施塔姆對娜傑日達最大的影響，就是把「我」和「你」變成「我們」。
這裡的「我們」在《第二本書》中有各種意指，有時候指的是曼德施塔姆所屬的阿克梅派詩人，有時候指的是曼德施塔姆、阿赫瑪託娃和娜傑日達他們三人終生的友情，有時候又意指與不同於官方文學機構的地下文學小團體。但是大多數時刻，這個「我們」只有指的是娜傑日達與曼德施塔姆之間，不可動搖，無需置疑，始終不渝的感情，
「即使用這個詞語稱謂自己的人已經長眠於墳墓，『我們』依然不可侵犯，完好無損」。
我們無法剝離這個事實，娜傑日達愛上曼德施塔姆之時，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不對等的，娜傑日達是他的戰利品，是他的讀者和聽眾，是他需要馴服的對象，是他的秘書和抄錄員，是他唯一的財產，他希望她能適應他的世界，參與他們共同的命運。
有時候這種苛刻近乎不近情理，比如不讓她出門，交朋友和找工作，他們寧願生活在貧困之中，靠微薄的稿酬度日。但娜傑日達樂意屈服，她說她是一個容易妥協的戰利品，她跟隨他的腳步四處漫遊，認同他的生活，背誦他的詩歌，接受他的世界觀，結交他的朋友——
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她認識了曼德施塔姆的同時代人阿赫瑪託娃，保持了終生的友誼，在最艱難和恐怖的時日了，她們的友誼依然堅定，「我們興高採烈地迎接死亡」；而另外一位女詩人茨維塔耶娃，因為與曼德施塔姆有過一段短暫的羅曼史，女人之間微妙的嫉妒遠離了友誼的形成。多年後，娜傑日達才真正開始閱讀茨維塔耶娃的詩歌，她給出的評價更是微妙，
「我看到的是她罕見的高貴，然而我困惑的是她對人的冷漠」。
他們正是在這個時候脫離了世界，遠離了政治運動的中心，「在淫穢的首都，一切與我們格格不入」。
書中記錄了很多他們漫遊式的經歷，縱情放歌，他們接受生活本身的樣子，對生活貧困依然甘之如飴，無論衣著襤褸還是著裝得體，無論有錢還是貧窮，無論何時，無論任何情境，都接受命運的模樣，而且很早就放棄了所謂「幸福」的權利，因為這個時代，能夠活著，還能擁有自由，已經是莫大的幸運。
這種自我放逐式的脫離，反而讓他們遠離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遠離了時代的喧囂。
展開了蘇聯時代的歷史與精神圖卷
現如今我們可以說，兩卷本的回憶錄是曼德施塔姆詩歌的最好註解，是了解那個時代最好的個案，同樣是詩人散文的最佳典範，是俄羅斯文學中的無價之寶。
這自然得益于娜傑日達全身心擁抱丈夫的詩歌，接受他的一切，用詩人的思維寫作。為了寫作《第二本書》，她甚至還閱讀了曼德施塔姆曾經讀過的哲學書籍。她已經不僅僅是曼德施塔姆詩歌的解讀者，不僅僅是詩人的遺孀，還是整個俄羅斯文化的思考者。
這是她自我意識開始覺醒的時刻，「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這時，我擁有了說出了自己的名字，講述我是誰、我在思考什麼的權利。」從這個時刻開始，她是作家娜傑日達，她開始評價詩歌，審判時代，清算恐怖的陰影，記錄人性中未泯的一絲溫暖。
帕斯捷爾納克
經歷了太多的恐懼和冷眼之後，晚年的娜傑日達固執己見，暴躁，苛刻，孤僻，乖戾，絕對，一個都不寬恕，連阿赫瑪託娃這樣多年的老友，晚年收回的點滴幸福，被眾多年輕詩人追捧，也被她毫不憐惜地譏諷為幼稚的自我中心，對功名的熱衷和輕率的快樂。
但正是這個瘦弱乾枯的女人，復活了俄羅斯文學中詩歌金鍊上最重要的一環，此後更是通過流亡到美國的布羅茨基得以發揚。布羅茨基在她逝世後寫的《訃文》，有這樣一幅定格的景象：
傍晚十分，她坐在房間的暗影裡抽菸，乾枯瘦小的軀體，蒼白的頭髮，孤零零的身影，全都被黑暗吞噬了，「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餘燼，一塊陰燃的煤，你如果撥一撥它，它就會重新燃燒起來」。
今日黑鏡頭
曾經因為三部槍手寫的小說（《小地》、 《墾荒》、《復興》）而獲得蘇聯文學最高榮譽「列寧文學獎」的勃列日涅夫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