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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日，川普接聽了臺灣領導人蔡英文打去的電話，並質疑美國幾十年來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蔡英文政府和美國親臺遊說團體的相關人士都承認這次通話策劃已久。
01
美臺之間存在共同的政治認同
2016年12月2日，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川普接聽了臺灣領導人蔡英文打來的電話，罔顧美國幾十年來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一個中國」政策是自1979年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為了與中國保持穩定、健康的關系所採取的最重要的舉措，也可以說是1979年之後中美關係穩定的基石。雖然從最初的猜測來看，是川普對外交禮儀的無知導致了這樣的事件，但隨後蔡英文政府和美國親臺遊說團體的相關人士都承認這次通話策劃已久。事實上，在這次通話之後，川普宣稱美國沒有必要被「一中原則」約束，「除非我們跟中國在其他項目上有什麼協定，比如貿易」，從而給中美關係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
川普的立場表明，一旦他入主白宮，他將給「一中原則」和兩岸關係製造更多的不確定性，並且可能以此為籌碼迫使中國在中美其他有爭議問題上，如南海問題、貿易等，作出妥協。雖然川普團隊可以簡單地主張以臺灣作為籌碼來對抗中國大陸，但是當今美國、中國大陸和臺灣三者之間的關係比此複雜得多。
比如，由於臺灣主權問題直接關係到當代中國人的政治身份認同以及大陸執政黨的合法性，假如美國政府採取任何在「一中原則」上逆行倒施並且幫助臺灣提高其外交地位的行動，這就可能踐踏中國的紅線並破壞1979年以來中美關係的基礎。
從另一方面來說，鑑於臺灣自1980年代以來經歷了重大的政治轉型和政治身份認同轉變，在美國國內也獲得強大的政治支持，尤其是在共和黨和其他保守派內部，川普如果簡單地將臺灣作為一個與中國大陸討價還價的籌碼，就將可能面臨強大的國內反對力量。因為臺灣已經成為一個制度化的民主政體，美國的政治體制與其有著相似的認同。
此外，由於1979年的《與臺灣關係法》要求美國對臺出售武器並確保美國「維持保護臺灣的能力」，如果川普無法執行美國的這項法律，華盛頓可能面臨失去其政治合法性的風險。因此，不僅北京方面會拒絕任何提高臺灣國際地位的舉動，而且，臺北方面在華盛頓不斷增強的影響力以及與美國對自由民主的共同認同也使得如今的臺灣大不相同，不會僅僅是川普討價還價的一個籌碼。
基於上述理由，本文認為，由於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候任總統川普將臺灣簡單地作為一個對付中國大陸的籌碼的想法可能會非常困難——如果不是危險的——尤其是在他繼續無視「一個中國」政策的情況下。另一方面，因為美臺間共同的政治認同和臺灣在華盛頓的政治影響力，川普國內的政治盟友極有可能對他施加壓力，使他不僅僅把臺灣當成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
02
川普會為了臺灣而冒險嗎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統一一直是中國共產黨明確表達的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對中國來說，執政黨的合法性與恢復中國大國地位、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包括收復臺灣）息息相關。此外，中國共產黨為了增強其國內合法性，一直提倡基於1840至1949年中國受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歐洲和日本帝國主義——侵害歷史的民族主義，大部分中國人也的確認同整個中華民族擁有一個過去飽受外強侵略的「集體記憶」的說法。在這層意義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的一個重要部分，其基礎是習近平主席所說的「民族復興」這個長期目標。
學者克裡斯·奧格登（Chris Ogden）認為，將這種中國自我構建的認同應用到臺灣時，解決臺灣問題仍然是中國共產黨未竟的事業。此外，由於臺灣是被日本——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對手——奪走的，解決臺灣問題可以被看成是糾正中國人民在近代歷史上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一種手段，從而一個基於統一大國地位的更加自豪的中國人身份可以取代歷史受害者的身份。這也是為什麼一旦臺灣或某一第三方——就像本案例中的美國——採取任何使臺灣成為法理上的主權國家的行動，都會踐踏中國的紅線，並可能因此招致北京方面的軍事反應。
在學者詹姆士·帕默（James Palmer）看來，即使撇開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合法性不說，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臺灣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除了認同和觀念之外，中國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規定，假如臺灣謀求獨立，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具有採取非和平方式以制止臺灣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的權利。因此，除了黨的合法性和民眾的支持外，北京還有採取軍事行動阻止「臺獨」的法律依據。
考慮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當代國家認同、中國共產黨自身圍繞臺灣政治地位的政治合法性和《反分裂國家法》，顯然，北京方面不會把臺灣當成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自從川普暗示他想通過否認「一個中國」政策以迫使中國與其在諸如貿易、南海問題等事情上達成更好的交易時起，他就已經觸及了中國最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雖然川普可以簡單地把臺灣看做一顆棋子，但出於政治和法律原因，臺灣對中國來說遠遠重要得多，因此未來的川普政府可能會遭遇重大困難（如果不是軍事衝突），假如它將臺灣作為與北京做交易的籌碼的話。
例如，上一次美國政府邀請臺灣「總統」訪問美國是在1995年，1996年3月中國共產黨向臺灣主要港口以外的海域發射彈道飛彈以回應此事，引發了1996年的臺海危機。1995—1996年的危機以美國海軍在臺灣海峽附近部署兩個航母戰鬥群而結束，北京認為其無法對兩個美國海軍航母群構成威脅是外國軍事力量優勢給予的又一恥辱。因此，隨後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通過允許解放軍在未來十幾年年保持每年兩位數的國防預算增長，加快了解放軍的現代化步伐。
雖然1996年臺海危機對臺灣來說似乎是一個兵不血刃的勝利，但即使在1990年代，當中國大陸軍事力量還不屬於世界先進之列時，其仍然做好了對臺灣採取軍事行動的準備，因此不能排除一旦臺灣尋求法理上的獨立，如今的中國大陸將更加傾向於對臺灣採取嚴厲的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儘管美軍在許多方面依然保持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勢地位，但後者過去二十年的現代化建設已經給美國與其盟國製造了許多不確定性。
倘若臺海爆發戰爭，如今的美國軍隊無法再保證能在不遭受重大傷亡和冒核戰爭風險的情況下取得對中國的絕對勝利。然而，沒有人能夠擔保華盛頓不會採取軍事幹涉，尤其是在其國內政治壓力下。
另一方面，一旦臺海戰爭爆發，即使美國不會直接介入衝突，中國仍將面臨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上的孤立，正如2014年俄羅斯吞併烏克蘭領土之後美國和歐盟對它的所作所為一樣。同樣需要注意的重要一點是，與烏克蘭相比，臺灣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中享有更加強有力的政治支持，這一點將在本文接下來的章節予以解釋。
西方的多邊經濟制裁可能對中國經濟造成大浩劫，導致大規模失業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動蕩。然而，臺海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將是臺灣人民，因為他們大部分會直接被戰火包圍。因此，如果臺海爆發武裝衝突，對兩岸來說，都將是一場經濟、政治和人道主義災難。
事實上，儘管在川普公開質疑「一個中國」政策之後，北京方面對12月2日這通電話的反應還算相對溫和，但12月15日，北京就在南海強行截獲了美國海軍的水下無人探測器。據歐亞集團創始人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稱，「川普確實相信美國在國際上擁有一個強大得多的談判地位，而中國人將要讓他明白，現實根本不是這樣的」 。
所以，雖然不能排除川普的外交政策團隊可以成功地將臺灣問題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的可能性，但這種舉動很危險，尤其是因為臺灣尋求法理上的獨立的舉動或接受更多第三方的外交承認的做法將跨越北京的紅線，而這個紅線的基礎是當代中國政治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和中國的法律。因此，使用臺灣為籌碼與中國大陸「討價還價」不是聽起來那麼簡單的，不顧可能的後果而如此行動很可能導致軍事衝突。
03
臺灣政治身份認同的轉變和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對候任總統川普來說，將臺灣當成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不但很可能面臨一個極其不合作的中國，而且，臺灣從專制政權向自由民主政權的轉變以及臺北在美國國內政治中傳統的巨大影響力也可能構成對川普的另一個挑戰。這是因為1987年後臺灣結束了獨裁統治並成為一個與美國擁有相似政治認同的自由民主政權，臺灣不再僅僅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堡壘。
當代圍繞臺灣主權的爭端可追溯至甲午戰爭（1894—1895年），當時臺灣被割讓給日本，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戰敗，當時的中華民國才收回臺灣。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接收了臺灣，但在面臨當地人民對腐敗的抗議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和臺灣獨立的支持時，1947年蔣介石以一場暴力的鎮壓作為回應，導致兩萬多名臺灣當地人和土著居民被屠殺。用學者馬爾特·凱丁（Malte Kaeding）的話說，這場被稱為「二·二八事件」的鎮壓，導致了國民黨支持者（很多在1940年代後期跟隨蔣介石到臺灣）與臺灣「本地人」（包括在1945年以前就已經在臺灣生活了幾個世紀的漢人、客家人和土著人等）的「民族內部」分裂。
直到今天，二·二八事件仍然是臺灣「臺獨」的一個重要理由，提醒著臺灣人所謂「中國政治文化」的專制與暴力，無論實施這種暴力的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這層意義上，二·二八事件成為臺灣原住民自身在「中國」國民黨統治者手中受害的傷疤。
然而，學者陳柔蘭認為，儘管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從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執政的國民黨還是成功地在臺灣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認同。這種中華民族認同成為國民黨以軍事手段從共產黨手中奪回中國大陸政治目標的理由，尤其是在冷戰最激烈的時候。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股由中國改革開放和國民黨促進的中華民族認同共同推動的「大陸熱」使得許多臺灣人民增加了與大陸的互動。
然而，儘管兩岸互動增加了，陳柔蘭卻指出 「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的社會和文化差異感也增強了。因此，為了恢復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臺灣人民不得不重新審視兩個政權之間的政治分歧。中國頻繁的軍事演習也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感知上的政治分歧。假如臺灣人民感覺到他們不斷遭受威脅，一種對臺灣的積極的政治認同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並且成為對抗中國大陸的武器」，尤其是在1996年臺海危機之後。
用國際關係學者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的話說，民族國家間或像臺灣這樣的非國家行為體間的國際政治，以「相互作用」為特徵，這意味著「當一個政治體本著滿足自身利益來對待其他行為體時，就難以得到它們積極的認同」.相反地，一個政治體的攻擊性行為會迫使其他政治體以類似的行為來回應。因此，「我們」正是通過每個自我認同的政治組織之間的社會互動過程來確定誰是「別人」以及哪些「別人」是敵對的、中立的或友好的。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兩岸關係中，臺灣人與大陸的互動實際上導致了對臺灣認同以及大陸是「別人」的認知的增強，儘管大部分大陸人仍然把臺灣人看作「我們」中國人的一部分。
同時，在1979年美國與臺灣斷絕外交關係和國民黨專制統治30多年之後，「總統」蔣經國通過允許「立法院」席位選舉和反對黨民進黨（主要由臺灣本土人組成）的創建，推進了臺灣的民主化進程。所以，學者彌敦（Nathan）和史考貝爾（Scobell）認為，蔣經國通過民主化使臺灣的國際地位重新合法化，這使得2300萬臺灣人在面對北京繼續要求政治統一的情況時，有了更多的談判籌碼。
當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Carter)與臺北斷絕外交關係並與北京重新建交時，美國國會也以壓倒性優勢通過了1979年《與臺灣關係法》。正如學者謝淑麗所說，臺灣的民主化給了美國一個正當性來保衛臺灣，使北京更加難以用武力手段尋求政治統一。事實上，許多美國人早已錯誤地把臺灣看成一個獨立國家。此外，由於臺灣目前在華盛頓擁有一個「最強大和資金最雄厚」的遊說組織，臺北在美國國會享有廣泛的政治支持。
謝淑麗還指出，因為臺灣1987年後的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大多數美國人對臺灣人有著一種「天然的親和力」。因此，美國拒絕承認「一個中國」政策的做法不但會踐踏中國的紅線；而且，基於謝淑麗的觀點，川普政府也會面臨美國國內對臺灣強大的政治支持，臺灣在美國的支持者不會容忍臺灣僅僅被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
事實上，據《華盛頓郵報》報導，12月2日這一歷史性的通話是臺灣和候任總統川普的外交政策團隊中的專家和臺灣支持者提前數周就策劃好的。臺灣「總統」的一位發言人黃重彥證實，這通電話是經過策劃的。而且，在共和黨2016年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川普的一些政治盟友將1982年美國對臺六項保證加入其黨綱，並承諾在亞太地區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以應對所謂的中國擴張性行為。
對臺六項保證規定指出：美國不設定停止對臺軍售的日期，不在決定對臺軍售前和中國大陸諮商，不在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擔任調解人，不修改1979年《與臺灣關係法》，不改變在臺灣主權問題上的立場，不迫使臺灣與中國大陸談判。更具體地說，川普過渡團隊成員、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前任主席埃德溫·福伊爾納（Edward J. Feulner），在策劃12月2日蔡英文和川普的這通電話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5月至10月收到14萬美元之後，如今是華盛頓律師事務所Alston & Bird說客的前議員鮑勃·杜爾(Bob Dole)也協助策劃了這起通話。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的一些高級顧問——包括他的白宮幕僚長雷恩斯·普瑞巴斯（Reince Priebus）和新成立的國家貿易委員會的負責人皮特·納瓦羅（Peter Navarro）——非常支持增強臺灣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以制衡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地緣政治影響力。11月7日，納瓦羅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稱，「歐巴馬政府對臺灣的做法是令人震驚的。亞洲這座民主的燈塔，也許是美國在全世界軍事最脆弱的夥伴」。因此，他認為，下屆政府——在此情況下，即川普政府——應當抓住機遇，增強與臺灣以及日本、印度、韓國和越南的軍事、經濟和外交關係，以制衡崛起的中國大陸。
最後，除了美國政治精英和人民對臺灣基於共同民主價值的「親和力」，候任總統川普自己的政黨和政治盟友也將推動增強與臺灣的政治和軍事關係。即使川普本人認為臺灣僅僅是一個與中國大陸談判的籌碼，鑑於候任總統需要其共和黨內的政治盟友和幕僚（他們在增強與臺灣的外交關係方面更加認真）在其他國內和對外政策事務上的支持，川普將面臨強大的國內政治壓力，遠遠不止把臺灣當成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那麼簡單。
所以，就像納瓦羅所說，在川普政府和共和黨佔主導的新國會下的中美關係可能會惡化，意味著美國將會出售更多武器給臺灣，鼓勵臺灣參加國際組織並向中國大陸宣傳臺灣是成功的自由民主的「燈塔」。因此，由於臺灣在美國政治中擁有很強的發言權，對候任總統川普來說，很難把臺灣僅僅當成一個與中國大陸打交道的籌碼。
04
另一場臺海危機的到來
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和中國法律，候任總統川普在試圖利用臺灣問題、提高臺灣外交地位、繼續無視「一個中國」政策，以迫使中國大陸在諸如貿易和南海問題等事務上做出妥協的時候，極有可能遭遇困境。
這是因為，如果北京認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能性已不復存在，或者臺北受到第三方——諸如美國——的重大政治和軍事支持，就不能排除出現另一場臺海危機的可能性，使得亞太地區的安全環境更加難以預測。中美在臺灣海峽的對峙還可能引發在其他地區例如南海的對峙，北京方面如果在川普令人生厭的威脅下妥協，將面臨失去其國內政治合法性的風險。假如被逼入絕境，除了對可感知的美國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略採取冒險行動之外，北京別無選擇。這就是為什麼使用臺灣作為對付大陸的籌碼可能既危險又不穩定。臺灣對川普來說可能是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但它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線。
另一方面，由於臺灣在美國公眾中享有重大的政治支持，尤其是在共和黨內，倘若川普把臺灣問題僅僅當成與中國大陸談判的籌碼，他可能面臨自己的政治盟友的反對。正如12月2日那通電話的安排所表明的，臺灣在美國的政治影響（包括對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不容小覷。此外，川普還必須遵守1979年《與臺灣關係法》。因此，雖然本文不排除川普可以成功地使用兩岸關係作為處理中美關係討價還價的籌碼的可能性，這種舉動卻很可能面臨與中國爆發武裝衝突的危險和美國國內的政治阻力。
＊本文是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原創稿件，文章英文版發表於時政評論網站IPPREVIEW.COM。
作者：IPP研究助理羅維。
譯者：王婉。
編輯：IPP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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