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第一次國共合作醞釀成熟，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以此建立起革命統一戰線，實現了國共合作。蘇聯為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為國民黨培養訓練幹部，首先在中國廣州，幫助創辦了黃埔軍校。隨後，中國革命形勢飛速發展，黃埔軍校和1921年4月創辦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培養的幹部，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於是，蘇聯政府又決定在莫斯科再辦一個專門訓練中國革命幹部的學校。正在這時，1925年3月，孫中山不幸逝世。為了紀念這位對中國革命和中蘇友好關係的發展作出傑出貢獻的偉大人物，該校取名為「中國勞動者孫中山大學」，簡稱為「中山大學」，並派精明強幹的老布爾什維克理論家卡爾·拉狄克負責籌備。
大批共產黨學員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
拉狄克是國際著名的革命家和學者。他出生于波蘭，畢業於瑞士伯爾尼大學，當時致力於蘇聯的宣傳和教育工作。他被授命迅即籌建中山大學後，果然不負眾望，只花了三四個月便把學校建立了起來。中山大學的辦學宗旨，是遵照孫中山生前提倡「以俄為師」的精神，為繼續支持孫中山開創的革命事業，支持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培養幹部。因此學校的主要目標在於有效地訓練高度熟練的政治工作人員，使其畢業後立即回國從事革命鬥爭。只有少數人被選送到蘇聯正規的高等院校繼續深造，成為學者和科學家。
中山大學校址設在莫斯科的沃爾洪卡大街16號，就在世界著名的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1930年改為「列寧宮」）的對面。這座樓房很有規模，全樓共約100個房間，設有餐廳、圖書館、教室、學習室、辦公室和學生宿舍。後來由於學生增多，只好暫時把宿舍當作教室，不久又在彼得洛夫卡大街建了新的學生宿舍。
1925年10月7日，在廣州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6次會議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山大學。根據他的建議，國民黨成立了由譚延闓、古應芬、汪精衛組成的選拔委員會，鮑羅廷任委員會顧問，並開始在廣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選拔學生。由於廣州是當時全國的革命中心，在委員會選拔的首批340名學生中，有180人來自廣州，50名來自上海，50名來自京津地區。還有20名學生由鮑羅廷特別推薦，大多數是國民黨要人的子弟，免予考試。廣州選拔的學生，90％是國民黨員，上海和京津地區選拔的學生，則多數是共產黨員。當年與維經斯基一起來華推動創立中國共產黨的楊明齋，在上海負責接待和安排中國學生赴莫斯科的工作，並在1925年11月，親自帶領第二批學生去中山大學。到學校後，他留了下來，在學校的總務部門工作。
廣州學生選拔考試的程序是，先到國民黨中央辦公廳填寫一張報名卡，然後，由國民黨中常會指定高級官員（包括譚延闓等）來甄別他們是否合格。合格者在廣東大學參加筆試，考題是作一篇題為《什麼是國民革命》的論文。筆試之後，公布初試錄取名單，最後進行口試。口試由國民黨高級官員主試，著重時事政治知識。經過這樣3次篩選，最後只有1／10的報考人被錄取。
除了以上考試選拔的之外，有些共產黨方面的學員，是由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赴法勤工儉學人員中轉到中山大學的，前者如俞秀松、任卓宣（學生中最早的黨支部書記，後來回國被捕叛變，改名葉青）等，後者如鄧小平等。先後進中山大學的共產黨方面的學員有俞秀松、左權、傅鍾、楊尚昆、張聞天、陳紹禹（王明）、陳昌浩、秦邦憲（博古）、王稼祥、沈澤民、何凱豐、李竹聲、盛忠亮（李、盛在中共中央遷往瑞金後，先後任上海中央局書記）等人，他們都屬於學校的正規班。
中山大學還設有特別班，成立於1928年，學員主要是年齡較大、有卓越經歷、受過高深教育、經驗豐富的革命戰士，如吳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葉劍英、江浩、方維夏、何叔衡、夏曦等。預備班中，有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英雄李建玉、武漢工人運動積極分子餘杜三等。
到了1927年，中山大學在校學生達500餘名。3年間，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努力爭取入學機會；被錄取的學生，又成群結隊地奔赴莫斯科，國內出現了一股留蘇熱潮。不少國民黨軍政要員的子弟也通過各種關係，跨入了校門，如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邵力子的兒子邵志剛，馮玉祥的兒子馮洪國、女兒馮弗能，李宗仁的妻子魏淑英、內弟魏允成，張發奎的兄弟張發明，鄧演達的兄弟鄧明秋，陳樹人的兒子陳甫，葉楚傖的兒子葉楠，谷正倫的兩個兄弟谷正綱和谷正鼎等。
校內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
1925年9月中山大學宣告成立，11月開學，但開學典禮是在幾批中國學生到齊後才舉行的。開學典禮由託洛茨基主持，他在講話中，針對沙皇俄國以來俄國人看不起中國人的偏見，說了這樣一段話：「從現在起，任何一個俄國人，不論他是一個同志或者一位公民，他如果用輕蔑的態度來對待中國學生，見面時雙肩一聳，那他就不配當俄國共產黨人或者蘇維埃公民！」
在中山大學成立之初，它的第一任校長拉狄克就提議：「該校應置於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就是說，這所學校有兩個管理者：蘇共和中國國民黨。蘇共同時代表共產國際和中共。
1926年5月，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先後開會，作出決議，同意拉狄克的提議，並派邵力子代表國民黨方面常駐中山大學，負責監察校務。邵於1926年夏到莫斯科，作為國民黨駐共產國際的常駐代表兼中山大學理事會理事。他不僅視察學校，還在那裡聽課，並因此機緣與學生傅學文相愛，結為伉儷。
學生中設有共產黨支部局和國民黨支部局。在所有學生中，國民黨黨員佔一半多，但兩黨採取黨內合作形式，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支部局與國內有些支部相似，實際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員手中。
由於中國革命運動發展迅速，急需幹部人才，因此學制定為2年，而且不分科。到1927年國共分裂，考試選拔的學生正規班只辦了1925年和1926年兩期兩班，學生共800多人。
中山大學學習科目的安排，按不同的班級而有差異。正規班有7門課，分別是語言（必修俄語，選修英、法、德語）、歷史（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俄國革命史、東方革命運動史和西方革命運動史）、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列寧主義（以史達林的《列寧主義基礎》為教材）、經濟地理和軍事學；特別班的課程比上述課程更精簡一些；預備班只學一般知識。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學員主要來自中國國內被通緝追捕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無法再進行選拔考試。因此，學生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經驗，相差十分懸殊，有專家、教授、領導幹部，也有文盲狀態的工人、農民、市民等。
鑑於中山大學具有蘇聯政府支持中國革命的性質，為了不刺激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北洋政府，同時也為了學員畢業回國後的安全，學校不對外公開，學校的活動也很少見報。
中山大學的教學注意理論與實踐並重，要求學生不僅要努力讀書，而且要對蘇聯政府機構和黨的組織作深入的考察，還要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以培養學生成為得力的政治工作者。
1927年夏天，學校曾組織兩支旅行隊，一支去克裡米亞半島，一支去高加索。旅行的目的是去調查研究這些地區各少數民族的歷史和社會結構，以訓練和考察學生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觀察社會的能力。
1928年4月，學校又組織學生去列寧格勒，參觀了列寧直接指揮十月革命的斯莫爾尼學校等許多遺蹟，使學生更好地了解了俄國革命的歷史。
學生們還到工廠實習，參加工廠的會議，考察當時正在推行的行政、黨組織、工會「三結合」的領導體制。後來在米夫升為校長後，副校長由庫秋莫夫接任。他在共產國際負責蒙古事務，於是，有一次帶領一群學生去蒙古考察。
1927年10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務中的秘書工作，主要由經過嚴格挑選的中山大學學生承擔，包括翻譯大會文件，接送大會代表，安排他們的食宿，並擔任代表的隨行譯員、嚮導等等。
中山大學學生還成立了一個出版委員會，負責編輯周報。這份小報的內容有新聞報導、學校生活札記、學術研究和文藝等，文章多由學生供稿。青年人都熱心辦刊物，踴躍投稿，因此常常使這份報紙篇幅很大，成為學生課餘生活的一塊重要園地。
1926年5月11日，馮玉祥應中山大學學生邀請，訪問學校並對學生講話。拉狄克校長致歡迎詞。他熱情地說，馮玉祥出身於無田無地的農民，因而他將成為農民利益最好的保護人。又說，華北正需要馮玉祥這樣一個人。接著，馮站起來發表演講。他說：「我是工人的兒子」，「我將永遠是資產階級的叛徒！我也已經把滿洲皇帝趕出了皇宮，從而連根剷除了幾千年的中國帝制！」最後，他高呼：「列寧主義萬歲！無產階級萬歲！世界革命萬歲！」馮玉祥的講話，受到中大學生的熱烈歡迎。
在莫斯科期間，馮玉祥還請拉狄克給他講解列寧主義，並以拉狄克的學生的身份，接受了正式的中山大學學生證，獲得這所大學名譽學生稱號。正是這時，馮把他在德國讀書的兒子馮洪國叫來，和大女兒馮弗能一起進入中山大學學習。
中大學生強烈遣責蔣介石背叛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北伐軍進入上海。消息傳到蘇聯，中山大學學生一片歡騰，立即舉行集會，通過決議發出兩份熱情洋溢的電報，一份發給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一份給上海工人。然後，同學們舉行了慶祝遊行，沿途受到蘇聯人民的熱情祝賀。《真理報》還發表了社論。
可是，社論墨跡未乾，人們喜興未盡，卻傳來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殺的消息。這不啻給莫斯科和中山大學的學生們當頭一棒。4月13日晚，中大學生舉行了另一次集會，與20天以前集會的歡慶氣氛截然相反，悲憤的情緒籠罩著整個大廳。大家義憤填膺通過決議，以「中山大學全體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的名義，致電武漢革命政府，要求嚴懲革命的叛徒。電報說：「當前中國革命的發展引起了帝國主義及其忠實走狗的反擊。假革命的蔣介石及其一夥違背了黨的原則和紀律，他們背叛了我們的革命，屠殺上海的革命工人，從而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現在他們成了我們革命道路上的障礙。但是我們有信心，得到我們工人群眾和我們革命軍隊支持的國民黨中執會和國民政府，一定會勇敢堅定地進行反對反革命的蔣介石及其一夥的鬥爭。我們確信我們會得到最後勝利。」
在中國革命的危機時刻，中山大學的學生們想起了曾到學校訪問、給他們留下極好印象的馮玉祥將軍，希望他能力挽狂瀾，挽救革命。1927年6月9日，中山大學全體國民黨員通過決議，致電武漢北伐軍總司令馮玉祥和副總司令唐生智，敦促他們堅持革命路線。電報指出：「帝國主義的新工具蔣介石的背信棄義和慘無人道，只能促使人民更加革命。」「武裝工人農民和在農村進行土地革命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唯一保證。……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特別是蘇聯的工人農民，深切同情我國的國民革命，全力援助我們。這是我們英明總理三民主義無比正確的鐵證。」電報最後表示，「中山大學國民黨支部全體黨員誓死同我黨全體黨員共同奮鬥，戰鬥到底」。
然而，這時的馮玉祥以及唐生智，在權衡國內局勢之後，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不再顧及革命的利益。當然，馮玉祥不同於蔣介石，他還惦念「舊情」，對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員採取了「禮送」出境的辦法。
大革命形勢急轉直下，7月15日，武漢汪精衛國民政府也進行「分共」，屠殺革命者。國民黨左派宋慶齡和鄧演達發表聲明，譴責汪精衛等人背叛革命，表示脫離武漢國民政府，不與其同流合汙。中山大學全體國民黨員聞訊後，又集會作出決議，致電宋慶齡和鄧演達，支持他們二人的聲明，呼籲他們留在武漢堅持鬥爭。電報指出：「在堅決譴責所謂中山信徒的背叛的同時，會議認識到，我黨目前正在經歷一場極端嚴重的危機。擺脫這一局勢的唯一出路，在于堅決扭轉最高領導的妥協叛變政策，堅定不移地走開展土地革命的道路，以此作為中國民主解放革命的主要動力，堅決擴大工農運動，毫不含糊地維護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以保證健全的革命領導。際此嚴重時刻，會議認為你們脫離現職是不足取的，為此向你們兩位和仍然忠於我們的領袖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員發出呼籲。我們敦請你們在反對叛變的領導和反革命的鬥爭中成為更加積極有力的戰士，把工農聯合在中國國民黨的周圍，為貫徹實施我們領袖的三大政策而奮鬥！」這個電報拍發時，宋慶齡和鄧演達早已秘密離開武漢，因此沒有發生什麼作用。
莘莘學子心，拳拳革命情。中山大學學生，包括其中的國民黨員，對「四一二」後中國革命局勢的反應，表明他們雖身在異國他鄉，心卻與中國革命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
學校更名
「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中山大學」
1927年7月8日，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部長丁維汾提出議案，指控莫斯科中山大學「以國民黨旗號引誘我黨黨員及全國有為青年，一再破壞本黨之主義與政策，假國民黨之名，行出賣本黨之實。吾人特昭告全世界譴責該校之陰謀並加以取締。而且，不準國內任何組織再派學生去莫斯科，俾使吾儕青年不再受其欺騙」。
接著，國民黨中執會全體會議及第106次部長聯席會議通過了這個議案，並於7月26日正式發表聲明，決定取締中山大學並與之斷絕一切關係，各地不得再選派學生。
這種指責當然是對當初蘇聯提出國民黨同意的中山大學辦學宗旨的誣衊，說明了國民黨本身的背信棄義。
在「四一二」事變後不久，邵力子因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不得不悄悄地收拾行裝回國了。他的共青團員妻子傅學文與他一起回國。邵力子離開後，中山大學的國共合作和中蘇合作模式，實際上已經解體。但是，邵力子一直保持著與共產黨的良好關係。早在1920年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籌組中國共產黨時，他作為「星期評論社」的成員，曾參加了一些活動。後來，他又擔任為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上海大學的副校長。1949年，他終於拋棄了蔣介石，毅然留在大陸，並為建設新中國做了許多工作。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國民黨學生，除少數人轉向共產黨之外，其他也紛紛回國，這些人回國後成立了「留俄同學會」，多數人成為國民黨中極端反蘇反共的急先鋒。蘇聯共產黨培養訓練了這樣一批中國人，實非初衷，也是一種歷史的諷刺。如鄭介民、鄧文儀、谷正綱、谷正鼎、康澤、肖贊育、劉詠堯、吳家鈺、張秀蘭、何重漢、卜濤明等，均為國民黨中堅分子。而共產黨選派的學生，非但不能回國，而且由於南京、武漢的國民黨反動派實行白色恐怖，屠殺、追捕、通緝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因此大批革命者，由組織安排，紛紛逃亡到莫斯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工農分子，也都進了東方大學和中山大學，成為政治避難式的留學生。這兩所大學的中國學生一時間達到六七百人。國民黨中央的決議，並不能阻止國民黨控制範圍外的革命青年入學，也不能取締中山大學。不過，為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從1928年起，中山大學改名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中山大學」，仍然簡稱中山大學。
1927年9月，鄧演達和宋慶齡先後到莫斯科訪問，並應邀到中山大學演講。宋慶齡在講話中表示，深切感謝受邀訪問國外第一所用她已故丈夫名字命名的大學。她說，看到有這麼多虔誠的年輕人，竭盡心力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努力，衷心感佩。她勉勵同學們，要永遠牢記：我們是孫中山的信徒，要把孫中山的最寶貴的遺訓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政策堅持到底。
宋慶齡的講話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歡迎。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間，和鄧演達、陳友仁一起發起組織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以與國內的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這給正處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痛苦和彷徨中的同學們以極大的鼓舞。
但是，大革命失敗後，由於在中山大學學生中出現了大批託派分子，追隨託洛茨基反對史達林。1930年秋天，中山大學終於宣布「停辦」。這樣，莫斯科的中山大學總共存在了4年的時間。
責任編輯 尹德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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