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企業家治國，川普首年比大選時我預期的要好。
大選時我是支持共和黨的，我不擔心川普的執政理念，而是擔心他的政治能力和資源。畢竟相對於建制派官僚，商人出身的川普一直是局外人。《從紙牌屋到權力遊戲：美國大選解盤》
減稅，減少管制，雙減就是川普重振美國的秘密武器。這段話來自他達沃斯的演講，大減稅之後又開始著手減少管制，管制就是隱秘的稅收。「我們正在著手減少監管。監管就是隱秘的稅收。美國像很多其他國家一樣，有未經選舉產生的官僚，他們的監管行為是對商業不利的，也是對工人不利的，他們沒有經過公民的選舉而就任，也是不可靠的。」
減稅就要削減底層福利，減少管制就會觸動官僚利益，都是得罪人的事兒。僅靠總統一人推動，沒有共和黨在議會的多數，白宮根本推不動減稅和放權。歸根到底是美國人民的選擇，選擇了川普，選擇了共和黨。關鍵時刻還得靠盎格魯薩克遜的根子，根正苗紅。
川普對內走對了，對外走歪了！對內減稅、放鬆管制是尊重市場，尊重交易自由，但對外貿易保護，打貿易戰，卻反其道而行之，幹預市場，背離交易自由。川普開啟貿易摩擦，不是為了美國經濟，而是政治秀，做個姿態，安撫當初力挺他入主白宮的鏽帶底層藍領選民，意在中期選舉和連任。
任何懂一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明白，貿易戰是雙輸，貿易是雙贏。貿易是雙方買賣，雙方都是自願的，自願的一定是雙方都認為有價值，所有交易最終的結果，一定是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和雙方價值的最大化。所謂順差和逆差，只不過是一個統計學上的概念，逆差不意味著吃虧，順差也不是佔便宜。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當年就是為了反對英國貿易保護的穀物法。最終英國廢除了穀物法和貿易保護，把貿易自由作為立國之本，由此成為世界帝國。鴉片戰爭，實際上也不是因為鴉片，而是因為大清的報復措施妨害了貿易自由，英國人就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國門；日本黑船事件也是。法國經濟學家巴師夏說過：當商品被貿易壁壘擋住沒法越過國界時，士兵就會越過國界。
貿易之所以能自發展開，交易雙方都能獲利，是國際分工和比較優勢決定的，人為幹預只會資源錯配。美國鋼鐵和鋁業工人失業，不是因為其他國家搶了飯碗，而是這些產業在美國沒有任何成本和競爭優勢。貿易自由使得美國花錢買到了物美價廉的商品。如果美國鐵鋁加稅，推升國內物價，下遊和終端消費者支付成本；招致貿易夥伴報復，美國的農產品和大飛機需求減少；結果是既不能減少貿易赤字又會增加社會成本。
很多人說川普的貿易戰是針對中國，中國也派出了代表團斡旋，但很無釐頭，實際上即便開戰對中國影響也不大。川普很「二」，指南打北，對中國撂狠話，一炮卻轟的是加墨韓歐等隊友。因為中國對美鋼鐵出口僅佔對美總出口的3.3%。供給側改革之後，中國鋼企現在主要吃的是國內市場，受益於大基建和房地產，中國國內市場消費了約世界一半的鋼鐵。而美國消費的鋼鐵，主要來自周邊鄰國，還有歐洲，亞洲主要出口商是韓國，2017年加拿大、巴西、韓國和墨西哥佔美國近一半的鋼鐵進口額，同年來自中國的鋼鐵佔美國總進口額的不到2%，即便考慮到中國為了反傾銷轉口貿易的因素，實際佔比例也不高。
躺槍的小夥伴紛紛開始聲言報復。德國總理默克爾3月3日表示，德國政府將與法國共同推出一套聯合企業稅制，來應對川普即將出手的「關稅大棒」。歐盟的報復清單將重點打擊美國的農產品出口上，包括馬鈴薯、西紅柿和橙汁。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表示，絕不接受美國政府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徵關稅，並警告說美國此舉將嚴重影響兩國關係。韓國宣布將上訴WTO尋求救濟。
中國斡旋基本宣告失利，這種報導都是外交辭令，沒有任何實質性成果。
你要戰，我便戰。中國一是會加入貿易報復的陣營，給川普一點color see see，第一仗不能示弱，貿易戰，能打才能談。中國反正這次不是重災區，樂得敲邊鼓搖旗助威。二是會刺激中央繼續加強供給側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因為如果今年是貿易摩擦年，外需更加不確定了。應對外變，最重要的是練好內功，這一點對強周期行業是隱性政策支撐。
想當年，中國是全世界最封閉的經濟體，從閉關鎖國到改革開放，加入WTO之後中國崛起為世界工廠，成為貿易自由化的堅定旗手。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深刻改變了中國，深刻改變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從最封閉到最開放，現在面臨的局面竟然是，美國要關門，中國要開放。
川普又要搞減稅，又要搞基建，又要減少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這是川普不可能三角！川普，Make America Great Again！Can you？
前國稅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別再誤判了！美國的減稅戰、貨幣戰、貿易戰
【編者按：中國有個很奇特的現象，官員退休之後都敢說真話了，在臺上的時候則擅長打官腔。這是前國稅局副局長許善達針對川普減稅和貿易戰的演講，參見老毛的兩篇文章：《懸崖邊緣，你的稅負有多高？》《減稅大戰，川普扣動扳機！》】
幾年世界經濟有好幾次重大波動，我們的經濟學家都沒有很好的預測到。比如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前我們就沒有預測到，有些甚至預測不會爆發。我知道，美國高盛有幾位經濟學家是提前預測到的並寫了報告。
還有，當時的石油價格一桶漲到147美元，我們的經濟學家誰也沒預測到石油價格還會跌到50美元以下。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一位專家問我們：「你們中國對於大宗商品降價有什麼應對準備？」中方幾位專家包括我在內竟然沒有任何回應。因為我們沒有想到大宗商品會出現這麼大的降價，特別是石油價格會降這麼低。
在有些重大事情上我們不僅沒有預測到，還出現了一些誤判。比如：美國打伊拉克和利比亞。有人說，美國沒撈到石油，反而中國等國到伊拉克買了幾個油田，好像揀了個便宜。其實，這是個誤判。美國打伊拉克、打利比亞，最關鍵的是確保石油美元。這兩場戰爭打完後，石油出現了大幅度的降價。因為美國的頁巖氣技術取得了突破。實際上，頁巖氣技術突破早就有信息，但就是沒有人預測到這項技術的突破會給全球能源結構、能源產業帶來如此大的影響，更沒有人預測到這項技術會造成全球能源、經濟和外交政策的調整和變革。
2015年，經濟下行，於是出現了很多形狀，一會兒說是W型，一會兒是V字型，一會兒又說是L型。為什麼到2015年底我們判斷經濟是下行呢？有些分析報告就說，是因為國際金融危機還沒有結束，我覺得這個判斷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國際金融危機早就過去了。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我們搞了幾萬億的投資拉動，這對政府來說是比較容易的事，就是批項目嘛！銀行沒有任何約束放貸，這就提高了槓桿率。通過提高槓桿率，擴大投資，GDP又起來了。GDP起來稅收也有了，就業也有了。可是，這種格局是不能長期維持的。到2015年，這種形式的發展效率急驟下降。投資產生的GDP下降，投資形成的資產下降，投資帶來的消費下降，再想通過提高槓桿率來擴大投資這條路是走不下去了。
現在迫切需要我們研究的是「未來還會有什麼新的重大的變動？」我認為，這個新的重大變動主要是美國新任總統川普的涉華經濟政策。當初我們對川普能不能贏得選舉，能不能實施他在競選中提出的經濟政策，是沒有預測到的。正是因為先期的預測失誤，才導致川普上臺後我們在應對他的經濟政策上顯得不夠及時，甚至有些被動。
中國對川普研究不充分，我認為：美元會加息；川普會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美國製造業回歸併且掀起創新潮；川普減稅會成功。
大家在研究預測川普的涉華政策時，主要局限於經濟層面會對我們產生什麼影響？顯然這些研究和討論是不夠的，也是不充分的。我認為，有4條是大概率事件，需要我們好好研究並做好應對。
第一條是美元升值。實際上在川普就任總統之前美元就升值了，還要繼續升值。最近美聯儲發出的信號已經非常清晰了。當美國的經濟增長達到2%就算是很熱了，就要通過加息給經濟降溫。現在美國的GDP為百分之一點多接近2%，而川普總統最終要實現百分之三點幾的增長。為實現這個目標，他還要出臺一系列的政策。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肯定不會是下降的。如果繼續上升，那加息就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美聯儲加息對中國至少會產生兩個比較大的影響：
一個是國內的貨幣政策。因為我們國家發貨幣很大一部分是基於我們的外匯儲備。所有外匯都要我們的政府、人民銀行收購，然後把人民幣放出來。所以說，人民幣M2佔GDP很高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外匯所放出的貨幣數量非常大。
現在我們的外匯儲備已經降到3萬億左右。也就是說，人民幣發行的量可能不再增加甚至會減少。有的專家說，中國的槓桿率和增長率是正相關的，要去槓桿就會使得GDP下降。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說，去槓桿就是「三去一降一補」。2016年的經濟工作會議對於去槓桿又加了個前置條件，說是在維持總槓桿率不變的前提下降低企業槓桿率。言外之意，就是說政府和居民的槓桿率可以適當提高，但總槓桿率不能再提高了！
然而，去年的槓桿率並沒有降低，怎麼做才能在政府和居民槓桿率有所提高的前提下降低企業槓桿率呢？這是一個挑戰。這和我前面講的由於外匯發行人民幣的數量會大幅度減少就有聯繫。所以，2017年我們國家的貨幣政策特別是貨幣這個量的變化，是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美元加息的第二個影響是，因為美元加息，全世界的資金都會向美國流動，這個趨勢是沒有問題的。現在說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了！嚴格的說這句話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是美元對人民幣升值了。
為什麼呢？因為人民幣跟別的貨幣的匯率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而美元對所有的貨幣總體上都是升值了。這就必然會產生一個效應，即全世界的資金流向美國。
我想在中國也會有一部分資金流向美國，特別是民營企業的資金。因為國有資本往哪裡走，不是企業看哪兒好就去哪兒。但是我相信民營企業的資金，有一部分會隨著這個趨勢而流向美國。
去年，我們的經濟增長為百分之六點幾。在投資領域，主要是靠國有資本支持的，民營資本投資增長率只有3%左右。而在國有資本投資裡面，有一半以上是靠所謂的基礎設施建設。應該說，像高鐵、地鐵這種投資在短時期內是沒有盈利、沒有回報的，正是這樣一種投資格局支撐著我們去年的百分之六點幾。
2017年，在美元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情況下，我們的民營企業有多少還在國內投資，這就是一個大問號。如果民營資本投資增長率仍然不高的話，那整個經濟增長依靠什麼來實現？
第二條是貿易戰。川普在競選中說要把中國確定為匯率操控國。如果這樣，他就會給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所有商品增加45%的關稅，這是美國法律規定的。他即使不把我們定為匯率操控國，他也要採取反補貼、反傾銷等貿易戰手段，對我們出口到美國的一些商品加大關稅。其中有兩個信號值得注意：一個是今年1月30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終裁，說從中國進口的大型洗衣機對美國相關產業造成了實質損害，決定對中國廠商徵收32.12%至52.51%的反傾銷稅。一個是2月2日美國商務部裁定，從中國進口的不鏽鋼板和鋼帶獲得了補貼，並以低於合理水平的價格在美國市場傾銷，所以他要加75.60%的反補貼稅率。
這兩項加稅幅度比那個匯率操控國還要大。我認為，這事還沒完，未來他還會選一些商品來加關稅。從這兩個信號看，這麼大的關稅，基本上是宣布美國要對這些商品進行徹底封殺。匯率操控國只是一個手段。我認為，沒有這個手段他也會打貿易戰。
美國專家在研究如何打貿易戰，而中國對此還沒有準備。
不久前，有位美國記者跟我們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對話。這個記者問，你們中國是不是已經準備跟美國打貿易戰？實際上他是在試探我們中國有沒有預案？這個外交部的發言人回答，貿易戰對雙方都是不利的，我們堅決反對打貿易戰！說了好多話，就是沒有回答中國打不打貿易戰。看來我們還是沒準備好，打不打？怎麼打？還沒想好，所以他只說貿易戰對雙方都不利。
究竟怎麼打？用什麼形式打？打到什麼規模？可能美國人還在研究。現在的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原來是個大學教授，前些年這個人就寫書說，是中國的商品把美國經濟搞垮了！現在他當上了國際貿易委員會的主席，來解決這個事。你想想他會對來自中國商品聽之任之嗎？我認為他們現在正在準備之中，未來還要選什麼商品、加多少關稅？我想他們正在做方案。對此，我們怎麼應對？特別是我們對美出口的企業，哪些會被列入加稅名單？要提前有所考慮。如果像前面講的加50%到70%的關稅，基本上是把出口美國的通道給堵死了。
三條是川普要讓製造業回歸美國。川普就任總統後對很多企業放話，誰不撤回美國生產就給誰加稅，現在已經有一些企業答應回到美國辦廠了，包括美國自己的企業，還有日本的、韓國的、歐洲的等等。
對中國來說，一個代表就是曹德旺的福耀玻璃。曹德旺到美國投資辦廠屬於什麼特點呢？他的市場本來就在美國，他所生產的汽車玻璃本來就是賣給美國通用、福特的。只不過他原來是在中國生產，出口到美國。現在他把工廠建到美國，在美國生產，還是賣給美國的通用、福特，有些還可能賣到中國。他的市場並沒有變，只是把生產場所變了。生產場所一變，他的各項成本就都變了，這裡面有些的成本跟中國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比如說能源成本，他用天然氣多少錢？在中國用多少錢？他用電多少錢，在中國用電多少錢？他的勞動力多少錢？有很多比較，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市場因素。
最重要是什麼呢？是美國政府也在招商引資。他花了1000多萬美元買了一塊地，並且這塊地既不在東部，也不在西部，而是在中部。這個地比較便宜，雖然花了1000多萬美元，但是因為他僱傭了1100個藍領工人，政府又給他補了1700萬美元，相當於那塊地沒要錢，這也是招商。現在看，川普之所以能夠競選成功，很重要一點就是他要給藍領的人找到就業機會。
據曹德旺講，他僱的工人都是40多歲以上且沒有高級技能的工人。現在的美國白領就業率是很高的，藍領特別是年齡比較大的藍領就業率是很低的。所以，川普的競選綱領要恢復美國的製造業，就是要解決一批藍領工人的就業。
我看還不止這一個，很有可能在全世界的企業裡面，在美國以外生產並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他的製造商很有可能有一部分會遷到美國去，包括寶馬車。寶馬本來計劃在墨西哥建廠，然後再賣到美國去。雖然墨西哥的各項成本都比美國便宜，但是川普說你要到墨西哥去建廠，我給你加20%的關稅，你要到美國建廠我還給你補貼。因此，寶馬已經決定不在墨西哥建廠了，回到美國建廠去了。
雖然這是一個個案，但我認為這不是一個極偶然的小概率事件。我相信，包括中國，包括其它國家要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生產企業，還有一部分會搬到美國去。我想中國可能不止一個曹德旺，不止一個福耀玻璃。當前我們正在去產能，我們的鋼鐵過剩，煤炭、水泥也過剩。我們的家電比如洗衣機原本不存在過剩的問題，經他這麼一搞，一加關稅，一打貿易戰，出口出不去了，也會出現需求下降，也會出現過剩。2015年、2016年我們在研究去產能的時候，根本沒考慮這類產品的產能過剩，現在看來，2017年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們是不得不考慮了。
美國降低企業稅是可以實現的，中國的整個稅收思維要變。
第四條是川普準備大減稅。這個他已經宣布了，但還要走法律程序，要經過參議院、眾議院立法來批准，還需要一段時間。我認為，這件事他是一定要做的。有很多人對這個表示懷疑，他這樣降財政怎麼辦？我的判斷，他是能降下來的。我覺得這裡面有幾個因素：一個是美國仍然擁有發行國債的空間。全世界的資金都上美國去了，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可供他發債。另一個是他的軍費會節省一部分。目前他已經要求駐紮國分攤海外美軍的軍費。最近，安倍已經表態準備多出錢了，北約也提出來按照份額交錢，我認為基本是可以實現的。第三個是他擴大製造業、恢復製造業，實際上是要擴大美國的稅基。按照他之前說法，要讓美國的GDP實現百分之三點幾的增長。對美國來說，GDP從2%左右提高到3%甚至還多，稅基會擴大近一倍。也就是說，他一邊壓縮政府的開支，一邊擴大稅基，同時還可以發國債，再懷疑他減稅減不成，我覺得是站不住腳的。
我認為，美國有足夠的財政綜合實力來實現這個減稅。如果實現了這個減稅，就會吸引更多的資金到美國去。這些資金到美國後，他絕不會去搞那些低端的製造業，連我們現在都不幹的事他更不會幹。他會把這些資金投入到高科技領域，重點鼓勵企業研發和創新，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是有先例的。上個世紀80年代的裡根減稅，就促進了美國IT業的大發展，到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的IT業上了一個大臺階。把當時蘇聯的製造業，包括日本的製造業，統統甩在了後面。時過30年，他又開始大幅度減稅。我覺得，美國很可能又在醞釀一個新的發明創新潮。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對後發國家的經濟增長，對各方面的利益分配，就會出現一個新的格局。
然而，就在人家一方面大幅減稅、一方面大量吸收全世界的資本、一方面振興本國製造業的時候，我們還在討論企業的稅負高不高？有的甚至說我們的企業稅負沒有再下降空間了。比如對於曹德旺的中美稅率比較，國內就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現在政治局已經做出了降低宏觀稅負的決定，有些人還說我們的企業稅不能再降了，並就此爭論不休。如果美國的企業稅真降到15%的話，我想對我們的稅收壓力會更大。現在看來，一個國家的稅收不能只用你一個國家的情況來論證。在全球化時代，最佳稅率是對全球特別是你的競爭對手而言的，絕不是單就本國而言的。它一方面要考慮政府的開支，一方面還要考慮到全球競爭。因為，現在的企業不只面向國內，而是面向全球。
過去我們的稅收理論，那些教科書我也學過，都是對一個封閉的經濟體而言的，很多政策效應都局限於一個封閉的經濟體裡面。我出個什麼政策，就能起到什麼作用。當一個經濟體開放了以後，是與若干個開放的經濟體緊密相連的，原來封閉的稅收理論、稅收政策就不再適合新的多個開放的經濟體了。我們不能光讓企業提高產品在全球的競爭力，同時也要考慮國家稅收政策在全球的競爭力，這就需要我們及時對原來的稅收政策作出調整，甚至需要重新規劃和設計。這正是當前我們面臨的、迫切需要研究和處理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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