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和 經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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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國務院新聞辦就銀行業支持「一帶一路」舉措成效相關情況舉行發布會，在介紹金融行業支持「一帶一路」建設情況的同時，也正面回應了社會上關於中國在「一帶一路」「撒錢」的誤解。
正如習總書記在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提到「在國際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因素綜合影響下，我國金融發展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金融危機外溢性突顯，國際金融風險點仍然不少」，中國金融安全面臨的形勢「穩中有憂」，中國金融在加快「走出去」，加快走到「一帶一路」沿線形勢複雜的國家去，管控好金融風險，對保障我國家金融安全具有積極意義。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和具有中國特色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但由於國際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中國經濟面臨的產能與消費需求的失衡，進口與出口的困境的壓力和挑戰，巨額外匯儲備需要科學管理。John H.Dunning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淨額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人均GDP超過4750美元的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會明顯加強，對外直接投資淨額一般表現為正值，並呈逐步擴大趨勢。2013年，中國人均GDP約為6767美元(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根據這一理論，中國的對外投資進入大規模拓展周期。中國商務部公布2016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數據，累計實現投資11299.2億元人民幣（折合1701.1億美元，同比增長44.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成為亮點。2016年全年，我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但與日本、印度、俄羅斯等對外投資發展迅速的國家相比，中國在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化解過剩產能、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方面還有較大潛力。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開放經濟體，促進「貨物出海、企業出海、人民幣出海」才能更好地保障國內經濟金融安全，「三個出海」更需要一個強大的全球金融體系做支撐，需要通過構建中國自己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使貿易、投資、人民幣同走出去，形成一個全方位的系統。
中國在崛起過程中，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日益尖銳複雜。尤其在當下，金融實力的較量，成為國與國之間較量的新戰場。中國想要贏得國際社會尊重，全面提升國際地位，就需要注重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也需要找到金融助力突破口，既為市場化、國際化和產業轉型升級擴展空間，也為中國在國際經濟秩序和金融體系中擁有更大話語權搭建平臺，最終實現經濟影響力和政治影響力的相互轉換、促進。
當前全球的經濟金融體系，融資問題一直存在。全球經濟增長需要市場的擴大，但一些發展中國家由於其底子較為薄弱，國家、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較差等原因，未能充分、有效加入當前的全球市場競爭中來，也未能得到足夠的機會和動力。金融秩序問題日益突出。當前國際經濟秩序和金融治理的框架，是在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以美元霸權、世界銀行和IMF為核心的體系。這個體系在戰後對恢復全球經濟秩序、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全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發展中國家在過去二十年的發展後，在全球經濟中所佔比重超過了50%。因此，既有國際經濟框架包容性缺乏，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等缺陷就顯得極為突出，進而阻礙了國際經濟社會治理的有效進行。中國就深受現有國際金融機構話語權不對稱的困擾。
國際經濟秩序和貨幣體系需要改革，中國需要起到的作用，是連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是連接舊時代和新時代。綜合來看，新時期，中國需要加速「走出去」，「一帶一路」建設就是最好的抓手。
當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缺口巨大。目前可提供融資的機構，無論是地區性的亞洲開發銀行，或是世界銀行集團，乃至發達國家ODA等，都難以彌補這個缺口。而中國以「一帶一路」為基礎，在開發性、政策性、商業性銀行和保險公司「走出去」的同時，通過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和「中國-中東歐基金」，提供了多種融資渠道和解決方案。並有望在此基礎上，以市場力量促進經濟合作和互補，實現共同轉型升級和長足發展。
中國通過提出「一帶一路」構想，順應了新興經濟國家經濟體的發展，也加強了國際金融機構建設，增強了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參與度和重要性。通過多個金融組織的建立，中國也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了有益補充，建設起以新興市場國家為主導的多邊金融機構，有利於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中的發言權和地位，同時有利於打破該地區阻礙貿易、投資、資源往來的障礙。
伴隨「一帶一路」建設，人民幣國際化也將深入推進。為了在跨境貿易結算時，規避匯率風險、降低二次兌換成本，沿線國家普遍能夠接受人民幣作為「一帶一路」跨境貿易的結算貨幣，其需求也在不斷提高。
從金融的屬性看，金融業就是經營風險的行業。金融天生蘊含風險，在「一帶一路」建設推進過程中，也需要警惕其內生的高風險性。
政治不確定性帶來政治風險。資金融通的一大敵人就是不確定性，尤其是政治不確定性。從一些評級結果上看，沿線國家有近70%處於中等風險，約1/4屬於高風險國家，低風險國家屈指可數。地緣政治挑戰不小。以中亞五國為例，其處於歐亞大陸中心地帶，自然資源也十分豐富，大國博弈在此地區尤為明顯。美國的「新絲綢之路」計劃、俄羅斯的「歐亞聯盟」計劃都與我「一帶一路」倡議存在重合，而且其目的更強調通過加強區域政治控制來確保大國主導地位。同時，中亞地區的安全形勢也不容小覷，恐怖主義等一直是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挑戰之一。向南也存在相似的問題。印度歷來就有其大國夢，而美國在南海的虎視眈眈，等等，這些政治與公共安全風險會增加金融合作風險。
金融市場運行與監管差異帶來市場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迥異，運行機制和監管體制也很不一致。
機構、產品供需不匹配帶來錯配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需求大，而且項目多處於初期，投資周期長，風險也相對大，當前的融資手段和產品供給並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國內金融機構的國際化進程也不及「一帶一路」發展的速度。無論是機構或是資金進出都已經大為放寬，但總體金融服務能力、服務模式仍需要改進，應對更大風險敞口的風控能力也有待加強。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金融機構面臨不僅僅是機遇，而且是挑戰。
「一帶一路」不是援助性項目，是由國家發起、引導的，帶動市場化商業化合作的新平臺。因此，金融機構跨境業務的風控能力受到了考驗。在約旦，一個「一帶一路」項目是工行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的IFC、世界銀行旗下的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合作，通過風險管控，經濟效益很好。應依託「一帶一路，」積極推動境內的金融機構「走出去」，著力吸引國外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走進來」；優化資源配置，完善投融資市場體系。
中國金融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創新建立了多層次的合作基金，絲路基金、中國-中東歐基金等吸引沿線國家資金和社會資本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用好各類國家專項資金，加強與其它基金的合作。加強保險體系對「一帶一路」的支持。豐富保險品種，有效提供相應的風險保障。依託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大力支持企業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力度；加強出口融資方面的保險專項政策安排，支持面向「一帶一路」出口資本性貨物和工程。
完善區域協調、健全金融監管體系。逐步完善我國的相關金融監管法規制度體系，進一步提升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管控和辨識能力，加大力度規劃好金融創新監管協調製度；加強沿線國家金融監管合作；構建區域金融風險預警體系，形成應對跨境風險和危機處置的交流合作機制。完善風險應對和危機處理機制，形成跨境監管交流合作機制。
自「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三年以來，逐漸形成了「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融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的「一帶一路」「五通」體系。在互聯互通中，資金融通是潤滑劑和助推器。中國金融不僅助推「一帶一路」建設，而且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中國金融業不斷融入國際，在國際化過程中不斷強化自身能力，在充滿風險的金融戰場上強化自身機能，提高應對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只有具備了國際視角的中國金融企業和金融人才，才能不斷夯實國家金融安全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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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喆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國黃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黃金及商品市場、國際國內宏觀、國內經濟政策、戰略發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