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起「九卅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午夜，以印尼總統警衛部隊查克拉比拉瓦營營長翁東中校為首的親蘇加諾軍官，在印尼共產黨的支持與配合下，以陸軍中有個「將領委員會」在首都大量集結兵力、陰謀發動推翻蘇加諾總統的軍事政變為由，在雅加達逮捕和處死了包括陸軍司令亞尼在內的六名陸軍將領和一名軍官。蘇加諾的政敵、國防安全統籌部長納蘇蒂安本是逮捕名單的頭名，則僥倖逃脫，其幼女被誤殺。這就是60年代世人皆知的印尼「九卅事件」。
這一突發事件，給了以納蘇蒂安為首的軍人集團公開反共的口實，引發起大規模鎮壓共產黨的行動。10月1日，時任戰略後備司令部司令的陸軍少將蘇哈託調動大量兵力控制了首都雅加達，全城通宵戒嚴，軍、憲密布，陸軍控制的報紙和電臺發動宣傳攻勢，就「九卅事件」中處死6名陸軍將領事極力煽惑。在陸軍當局控制下的雅加達一些政黨團體，也公開指責印尼共產黨是「九卅事件」的主謀。10月2日，印尼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及《忠誠報》被禁止發行。10月3日，印尼國家通訊社《安塔拉》被封，旋被軍管。10月8日至10日，印尼共、人民青年團、全印尼中央職工會和印尼婦女運動協會等的總部辦公處相繼被搗毀。10月18日，雅加達軍區司令部宣布取締上述組織和其他一些進步團體。在幾個月內，印尼共和進步團體受到嚴重摧殘，其主要領導人艾地等人全部被殺。據不完全統計，先後有20萬人慘遭殺戮，約30萬人被逮捕監禁。
大造反華輿論
與此同時，軍人集團一方面逼壓蘇加諾總統逐步讓權，一方面不斷通過媒體誣衊中國支持「九卅運動」、幹涉印尼內政，煽動反華情緒。1965年10月6日，陸軍的《戰鬥報》含沙射影地說：「難道九卅運動僅出自翁東的想法，而沒有作為幕後主使者的國內或國外的政治活動家的參與謀劃嗎？難道『九卅運動』的反革命冒險僅靠他們各自的物質力量，而沒有國內或國外廣大階層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幫助嗎？」《武裝部隊報》10月10日則別有用心地說，「為何『九卅運動』選擇10月1日，正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作為民族悲劇的開端」。在大造反華輿論的同時，印尼還利用「掛旗問題」大做文章。10月5日，納蘇蒂安下令全國和駐印尼的外交使團降半旗一周，為被殺將領致哀。中國使領館堅決拒絕。但為避免刺激右派勢力，根據國內指示此間不掛旗。印尼軍人集團借題發揮，橫加指責，說中國使領館的做法「傷害了印尼的民族感情」。印尼伊斯蘭教聯合會的《社會使者報》10月7日煽惑說：「在雅加達全市，包括外國使館都下半旗，惟獨中國大使館沒有下半旗……難道沒有外國的手參加搗亂。」10月8日，印尼反華勢力煽惑群眾向我駐雅加達總領事館示威。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餘名全副武裝的軍人，突然包圍了中國大使館商務參贊處。他們用槍威逼中國外交人員，逐一搜身盤問，並用刺刀劈開辦公室的箱櫃，搜查文件，搶劫財務。製造了外交史上罕見的惡劣事端。
中國接連抗議頗費周章
當時，我國認為「九卅事件」是印尼國內階級矛盾發展的結果。過去「納沙貢」的表面合作掩蓋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此次事件後，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迅速分化，雙方的陣線日趨明朗。左派已由合法的、和平的鬥爭被迫轉為地下的、武裝的鬥爭，這有利於印尼革命力量的進一步發展。但我國出於政治考慮，對事件的公開態度則是儘量客觀，電臺、報刊暫不報導印尼政局變化。10月4日，劉少奇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聯名致電蘇加諾總統，就印尼發生「九卅事件」表示慰問，繼續表現對印尼的友好姿態。10月16日印尼武裝衝、砸中國商務參贊處，嚴重損害了兩國關係，我國才不得不表明立場，堅決反擊。於是，我國外交部和駐印尼大使館就此事件分別照會印尼駐華使館和印尼外交部，提出強烈抗議，並授權新華社發表聲明，駁斥印尼對中國大使館未下半旗事所進行的誹謗和無理指責。10月20日，《人民日報》還發表了印尼政局發生急劇變化的綜合報導，「以帶傾向性報導的形式，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力量」。
當時我國定的方針是：堅決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鬥爭，集中打擊和孤立右派，縮小中間派的欺騙作用並促其分化，對右派的攻擊給予堅決回擊。為適應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開展武裝鬥爭的形勢，還特意把休假後在返回使館途中的政務參贊召回，改派遊擊隊長出身的姚登山去印尼任臨時代辦。
那時，印尼總統蘇加諾已被軍人集團挾持，無力控制局勢。他對華採取兩面手法：一面表示要維持兩國友好，怕我們對其公開揭露；一面遷就右派勢力，要我們忍讓妥協，甚至為反華勢力的行徑辯解。1965年10月25日，蘇加諾寫信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陳毅等領導人，對印尼反動勢力企圖離間兩國之間的關係，對數起武裝部隊人員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尼代表機構的事件表示「最大歉意」，因為這破壞了兩國良好關係的基礎。信中坦承他的難處，企望中國不要連連抗議，容他有一定時間處理好對華關係。當時印尼政局複雜，蘇加諾地位微妙，如何覆信頗費周章。被周總理從釣魚臺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班子抽回來的章文晉，領著第一亞洲司的幾位「秀才」，苦戰了3天3夜，先後幾次把覆信呈送周總理，都未通過。最後，由喬冠華出馬，親自執筆，毛主席、劉主席、周總理和陳外長的聯名覆信才批下來，並於30日發出。應該說，在處理中、印尼兩國關係問題上，中國一直留有餘地，始終本著後發制人的方針，使鬥爭有理，有利，有節。
周總理前後兩次指示經援被迫中止
「九卅事件」發生後，印尼政局動亂。當時我國援建的班加蘭紡織廠正在加緊施工，大量建築物資和紡織機械設備陸續運往印尼。鑑於這種情況，有關部門停止了發貨，密切關注形勢發展變化，視情況再定。一天，周總理的秘書錢嘉棟打電話，問援建印尼棉紡廠的物資發運情況。外交部如實報告說，《和平號》貨輪已裝貨完畢，停泊在天津港待命起航。總理指示立即起航，並責問為何拖延起航。10月16日印尼武裝衝、砸中國使館商參處後，總理辦公室再次來電話詢問《和平號》輪的信息，通過對外經委和國家遠洋局了解後報告，船尚未出我國海域。總理指示停止前進，馬上返航。10月22日陸軍對我國在印尼幫助建設棉紡廠的專家實行侮辱性的，檢查和搜身，為了安全，我們只好撤回專家。直至1966年4月18日，我國才宣布中止援建班加蘭紡織廠的工程，同時中斷貿易。
衝砸中國使館
隨著印尼右派對中央政權的進一步控制和對印尼共鎮壓的得手，其反華活動愈演愈烈，各種誹謗、誣衊、辱罵中國的言論天天連篇累牘。從1965年11月2日起又連續發生了數千人襲擊我國駐棉蘭、望加錫、馬辰等地領事館和駐雅加達總領館事件。1966年3月，蘇加諾在軍人挾持下組成新內閣，並授權蘇哈託代行總統職權。蘇加諾完全陷於無權地位。反華活動進一步升級，兩國關係日益惡化，各種來往陸續中斷。
中印尼關係日趨惡化後，使館曾建議國內撤回大使，周總理沒有同意。進入1966年，印尼反華行動已經肆無忌憚，我國政府於4月7日召回駐印尼大使姚仲明，旨在政治上給對方一定壓力，但印尼反華活動卻毫無收斂。
1966年4月15日上午，千餘暴徒在100多名荷槍實彈的軍人和裝甲車的協同配合下，用卡車撞開中國駐印尼使館大門，蜂擁衝進院內，瘋狂破壞使館的辦公室、大廳和宿舍，搗毀了門窗、家具和客廳的全部陳列物品，劫走汽車3輛，砸壞7輛。他們把掠去的所有文件檔案和書籍付之一炬，並將貴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車公開劫走。令人髮指的是，當中方人員嚴詞斥責暴徒和武裝人員強行衝進大使館，侵犯外交特權，並無理扯下我國旗任意汙辱，非法升起印尼國旗時，他們竟悍然開槍重傷使館護旗的趙小壽。另外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員也被毆打致傷。這次事件是印尼軍人集團控制政權後對我大使館第一次最大規模、最野蠻的襲擊。印尼副總理兼外長馬利克事前在集會上發表了煽動性的書面講話，事後又立即接見行兇暴徒的代表，大加讚揚。
在草擬抗議照會時，外交人員義憤難平，但如何表達更有份量，頗費思索。隨著印尼反華言行的不斷升級，表示嚴重程度的形容詞已用盡。從「強烈抗議」、「最強烈抗議」到「最最最強烈抗議」，以至於外交部翻譯室的專家們對連用3個「最」字，幾次提出異議。亞洲司的同志向陳毅副總理匯報請示工作時，陳毅也只說：「我這一關好過，你們好好想想怎麼樣過總理那一關。」印尼槍傷中國大使館人員後，周總理及時指示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據不完全統計，兩年內，中國駐印尼代表機構被襲擊43次，人員被槍擊和毆傷達68人次。為此，發出抗議照會33份。
中印尼關係惡化到極點
印尼當局在大肆破壞兩國關係的同時，極力煽動種族主義的仇華情緒，對華僑、華人進行造謠、誹謗、謾罵和攻擊，污衊、指控華僑支持「九卅運動」。他們把世代為印尼民族獨立和經濟發展流過血汗的華僑、華人當作敵人，在全印尼大小島嶼的數百個城鎮，進行野蠻迫害、蹂躪。他們調動軍警，組織暴徒，對華僑任意逮捕，非法審訊，嚴刑拷打。他們焚燒華僑的房屋，搶掠華僑的財產，封閉華僑社團和學校，霸佔華僑的商店，使無數華僑、華人傾家蕩產，流離失所，陷於生存絕境。印尼當局還頒布各種排華法令，在一些地區禁止華僑經商，強迫華僑繳納高額的「人頭稅」，甚至禁止華僑使用祖國的語言文字。成千上萬華僑遭洗劫一空後又被關進集中營或監獄，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則被集體驅逐出境。大批華僑慘遭殺戮，其中有數百人被殘忍地挖心碎屍。為護僑，我國政府除進行交涉、抗議和揭露外，受難華僑。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和條件，還是採取了多宣傳少接回的做法。
1967年，中印尼關係惡化到極點。4月22日，印尼軍警包圍和封鎖中國駐印尼大使館，並宣布中國駐印尼臨時代辦和總領事為「不受歡迎的人」，中國隨即發表政府聲明，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緊急、最強烈的抗議。印尼駐中國代辦巴倫和參贊蘇瑪爾諾也被中國外交部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6月16日，印尼國會通過決議，表示印尼政府可「根據情況發展，就印尼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採取堅決措施，必要時斷絕外交關係」。
由此，印尼政府更加有恃無恐，在雅加達召開的全國軍區司令會議上，策劃了反華排華的具體步驟後，更毫無顧忌地加緊了惡化兩國關係的步伐。
1967年8月5日上午，由大批軍人帶領並開槍助威，上千喪失理性的暴徒用卡車撞開我大使館的大門，狂呼反華口號，用斧頭、鐵棍、匕首等兇器，打傷我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員，砸毀了我大使館室內的全部家具和設備，縱火焚燒了館內的兩幢建築物。當天消息傳到北京後，一些激憤的造反派組織聞風而動，紛紛到印尼駐華大使館示威抗議。聞訊趕去的外交部工作人員和北京衛戍區部隊的同志，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費盡口舌才勸說衝進大使館的群眾撤出。但當晚8時，部分群眾不聽勸阻，再次強行衝入大使館，放火燒毀南院大樓內部建築。消防隊趕至現場，於9時許將火撲滅。周總理得到報告後，指示決不能傷人。衛戍區為此又加派兵力，在印尼大使館所在的禮士胡同和大使館周圍的房頂上全布滿了解放軍戰土。6日，約有萬名群眾到印尼大使館前繼續示威，7日示威群眾驟增至40餘萬人。印尼駐華大使館託中國僱員於8日下午送來抗議照會，被我方拒收。
斷交前的鬥爭
8月24日，印尼外交部照會中國大使館，以無法進行正常活動為由，決定將其駐華使館全部人員撤離中國。中國使館拒收其照會，並給予駁斥。相隔4天，印尼指示其駐華使館照會中國外交部，宣布奉命撤走其全部人員，但未提任何理由。顯然，印尼已決定同中國斷交，但不想承擔斷交責任，企圖以「撤而不斷」的做法，逼中國採取主動，把責任轉嫁。鑑於中國駐印尼使館人員安全毫無保障，為迫使對方亮明對兩國關係的態度，中國對印尼擬單方面撤走使館人員的要求未予置理。
此時，印尼的反華活動已無所顧忌。他們加緊與臺灣當局勾結，外交部長馬利克揚言要同臺灣建立「比貿易代表機構高一級的關係」，「在考慮暫時停止同北京的關係」，甚至可以承認「臺灣共和國」。與此同時，握有總統實權的蘇哈託不斷對中國大使館進行污衊攻擊，為驅趕中國外交人員，同我斷交製造輿論。
10月1日凌晨3點左右，印尼政府再次出動大批武裝軍警，夥同1000多名暴徒，瘋狂襲擊和搗毀了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大使館全體20人均被打傷，臨時代辦等數人中彈重傷。接著，暴徒又燒、砸了中國使館的房屋、全部設備、汽車和其他公私物品，燒毀了我國國旗和毛主席畫像，搶走了發報機、文件檔案和大量財務。更為嚴重的是，他們非法對中國使館人員搜身，將使館的密碼搜去。這是軍人集團上臺後對我駐印尼外交代表機構的第43次武裝襲擊，也是國際關係史上最罕見的暴行。
此後，印尼政府又派軍隊包圍封鎖中國大使館，在使館院內非法升起印尼國旗，公然將使館人員全部劫持離館，武裝佔領大使館達11小時之久。後來，他們切斷使館的水、電和煤氣供應以及一切電訊聯絡，並蠻橫地剝奪了使館人員的一切人身自由，阻撓大使館的一切外交活動。鑑於中國駐印尼使館與國內的聯絡完全中斷，外交部只得由中國駐越南、羅馬尼亞使館通過越、羅駐印尼使館和使館聯絡。
10月23日，印尼外交部分別照會中國駐印尼使館和外交部，宣布印尼政府決定關閉印尼駐華使館，要求中國保證其使館人員安全撤離中國。同時，要求中國自1967年10月30日起，關閉駐印尼大使館、駐雅加達總領事館以及駐棉蘭、馬辰和望加錫領事館，上述機構的全體中國人員在最短時間內離開印尼領土。
專機接人之慮
10月27日，我國政府發表聲明，中國和印尼兩國關係的中斷，責任完全在印尼方面，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必須完全由印尼現政府承擔。雙方雖決定撤回各自的外交人員，但在哪一方使館人員先行撤離問題上卻互不相讓，一時僵持不下。雙方互不信任，都怕放走對方人員後自己的人被扣。我們主辦人員絞盡腦汁，想不出一條萬全之計。這時，周總理指示，派專機去雅加達把中國駐印尼使館全體人員接回，隨機把印尼駐華人員捎回。為此，外交部研究了周密的方案，並考慮到對方可能橫生枝節，設想了多種應變計劃，最主要的是保證我們的人在專機降落後立即登機返航。
10月28日，我國外交部照會印尼駐華使館，除重申中國政府上述決定並告知羅馬尼亞駐印尼大使館全面代管中國和中國公民在印尼的合法權益外，同時提出，中國民航專機於10月31日前往雅加達，接回使領館全部人員。為了使印尼駐華使館全體人員儘快離開中國，中國政府願意為他們提供搭乘上述中國民航專機返回印尼的便利。10月29日，印尼外交部復照同意中國28日照會所提要求，其在華權益由柬埔寨代管。
10月31日，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全體人員於當地時間上午8點45分莊嚴地降下使館的國旗後，立即趕往雅加達附近的古蘇瑪軍用機場，迅速登上專機，於11月3日下午勝利回到北京。在機場，我們組織了大規模的群眾隊伍，熱烈歡迎「紅色外交戰士」回到祖國。我國同印尼的關係從此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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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13日印尼同我國建交後，由於在華僑和共產黨問題上對我國存在疑慮，對華關係一直曲曲折折。60年代初，印尼因對抗馬來西亞，同英、美矛盾加劇。印尼反帝調子逐步提高，進而發展到派遣武裝人員進入馬來半島、新加坡和北加裡曼丹等地。美國為了支持馬來西亞，迅即將其第七艦隊開入印度洋遊弋，對印尼進行軍事恫嚇，接著宣布停止對印尼的經濟援助。蘇加諾總統則宣稱「第七艦隊嚇不倒印尼」，「讓你們（美國）的援助見鬼去吧！」繼而接管美資企業，封閉美國新聞處，驅趕美國和平隊。印尼同美國的關係頓時趨於緊張，後來公開宣布退出當時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印尼的行動，牽涉到同馬的兩國關係，也涉及英、美在該地區的勢力範圍，未得廣泛的國際同情。印尼便主要寄希望於中國的支持、援助。印尼共對這一鬥爭非常重視，積極支持。馬來西亞共產黨和北加裡曼丹進步力量也都支持和參加這場鬥爭。我國當時基於一貫支持亞非拉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場，同意印尼共關於馬來西亞問題的觀點，支持印尼反美立場和對抗馬來西亞的鬥爭，從而使中印尼關係日益密切。雙方積極擴大經濟技術合作和貿易，並加強了軍事方面的往來，我國允向印尼無償提供組建民兵所需之武器（由於「九卅事件」未能執行）。中印尼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鬥爭中互相支持，協調行動，在國際上一時被渲染為「北京一雅加達軸心」。
蘇加諾在國內提出民族主義、宗教和共產主義三大思潮（即「納沙貢」）合作的主張。對印尼共採取又聯合又限制的方針，對右派勢力則分化拉攏，力圖平衡左右兩派力量，加強自己的統治地位。印尼共利用國內這一有利形勢，加緊擴大影響，壯大力量，發動群眾參加志願人員的軍事訓練，積極參與對抗馬來西亞鬥爭，並建議組建武裝民兵作為第五軍種編入印尼武裝部隊，對付帝國主義的威脅。蘇加諾不僅同意印尼共關於建立第五軍種的建議，還進一步提出在軍隊中設立「納沙貢顧問委員會」的主張。
蘇加諾的聯共、聯華政策，使其同印尼共和中國的關係有了明顯的發展，但與印尼極端反共的軍人集團和右翼勢力的矛盾日趨尖銳。1965年8月，蘇加諾患病，印尼左、右勢力都以為蘇加諾不久於人世，積極做應變準備。右派勢力加緊了篡奪政權、消滅左派的策劃，一場反共、反蘇加諾的事變在印尼右派軍人集團內部暗暗地醞釀著。以印尼共為代表的左派勢力，不甘坐以待斃，遂先發制人，對「將領委員會」採取了盲動措施，製造了「九卅事件」。
在當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鬥爭中，印尼共堅定地支持我們黨，我黨對印尼共藉助蘇加諾發展進步勢力也是贊同的。毫不諱言，當時我國支持亞洲一些國家的共產黨。毛主席曾坦然地對一位來訪的鄰國領導人說：「我們是共產黨，哪有共產黨不支持共產黨的。」但我們遵循革命不能輸出的原則，對別國共產黨的支持，主要是在政治上和道義上，對印尼共產黨也不例外」
1990年8月8日，中印尼兩國正式恢復外交關係。兩國友好關係開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