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總有一些國家的政治形勢像夏秋之交的天氣一樣，說變就變，剛才還是晴空，轉眼就是雷雨。比如印尼這個島國，除了其政局多變之外，對待本國華人的政策更是反覆無常，屢屢限制，在歷史上留下一頁頁排華的惡行，成為億萬華人心中永遠的痛。
從印尼獨立到五十年代中期，印尼和中國的關係一直比較好，該國華僑在這十餘年裡，大體上還算得以安居樂業。但是，到1959年底，一場巨大的政策性災難，使數十萬在印尼鄉下經商的華人陷入絕境。
面對大批流離失所又自願回國的海外遊子，祖國政府敞開了懷抱。
在這場歷時一年多的「遣僑」風暴中，三寶壟中華總會以古道熱腸之心，向中爪哇省數千名歸國難僑伸出援手。
作為整個援助行動的總指揮，總會主席何隆朝在此過程中的表現，堪稱運籌帷幄，大智大勇，為其贏得的聲望至今為人傳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尼三寶壟中華總會主席何隆朝（左）與三寶壟玉融（福清）公會主席陳光潮的合影。兩人均系那個時代享有很高威望的年輕僑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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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印尼發生的排華事件，是由蘇加諾總統籤署10號法令直接引起的。
1959年11月18日，印尼政府突然頒布第10號總統令，明令從1960年起禁止華僑在印度尼西亞縣級以下地區經商。此令一經頒布，又被地方軍政當局擴大化地執行為不允許華僑在縣級以下地區居住。一時間，各地鄉鎮都在關押驅趕華人，封閉華人商店，到處烏煙瘴氣，一片亂鬨鬨的，全國大約有50萬華僑很快失去了生計。中國和印尼的關係也因此受到嚴重威脅。
說來耐人尋味，從1950年兩國建交起，雙方高層往來一直挺熱乎，政府關係也比較密切。
周總理出席萬隆會議之後剛一個多月，印尼總理斯特羅阿米佐約就訪問了中國。一年後，中國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和印尼國會議長沙多諾又進行了雙邊互訪。特別是1956年9月蘇加諾到中國訪問時，北京動員50萬人為他舉行盛大歡迎儀式。
1956年國慶節前夕，印尼總統蘇加諾訪華受到高規格的隆重接待，毛主席親自陪同乘坐敞篷汽車接受北京群眾夾道歡迎。
這是擺在雅加達唐人街邊的一幅素描畫，畫的是印尼開國總統蘇加諾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訪問中國時，在毛澤東主席陪同下受到北京群眾熱情歡迎的場景。在印尼畫家的筆下，他們的國父蘇加諾神採奕奕，堪稱絕對的主角，而一旁的中國巨人毛澤東則低調地微笑著，明顯成了配角。
1958年印尼平叛，糧食短缺，曾向中國求助，中國當時正在「大煉鋼鐵」，也有很多人吃不飽飯，但還是從大局出發答應下來，以解印尼燃眉之急。當中國援助的大米和棉布趕在開齋節前運抵印尼，印尼政府感動之下，特意把大米裝在兵車上滿大街行駛，並讓士兵邊開車邊向老百姓大喊：「中國大米來啦！」
就在蘇加諾總統籤署這項法令前幾個月，他本人因為腎結石很嚴重，還專門請中國派來著名泌尿科專家吳階平醫生為他解除了病痛。
可是，既然如此，印尼又為什麼要出臺這項排華的法令呢？
有關印尼排華的深層次問題，國內外已發表了許多文章和專著。我們在翻閱了若干資料的基礎上，結合在印尼訪問的見聞，對這一問題做個簡要的綜述，以方便本書讀者了解此事。
從歷史淵源上看，印尼華人並非生來就和原住民有什麼冤讎。在1945年印尼獨立前，荷蘭人在印尼統治了365年。期間，殖民者有意挑撥原住民與華人華僑之間的矛盾。他們煞費苦心地想出「分而治之」的損招：比如，讓原住民和華人分開住，甚至連坐車坐船也要分開，而且華人的居住條件一般比原住民稍好。荷蘭殖民者同時又給華人經營酒館、鴉片館、當鋪、販鹽等特權，這樣一來華人的腰包倒是鼓了，可是在印尼原住民眼中，他們成了「剝削者」，種族仇恨的種子就此埋下。
雅加達曼迪利（Bank Mandiri）銀行當年在荷蘭人手上營業時，立於大門兩側的衛兵。他們手持步槍，並一人裝備一輛自行車，既顯得頗為神氣，又讓人多少感到有一點滑稽。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蘇加諾等一批民族主義革命者，成為印尼獨立鬥爭的領導人。他們以提高與振興印尼土人的經濟政治地位為己任，把民族主義奉為至高無上的真理，在其建國五原則中，民族主義被列於首位。作為一個長期受外族壓迫的國家，提倡鼓吹民族主義本在情理之中，但凡事都應當有個度，民族主義過於狂熱，必然會產生排外傾向。
在很多印尼土著人眼裡，華人始終是一群「善於經商」、「有本事找錢」、「能夠向官員行賄」、「善於在桌子底下交易」，但「一直不願意」與其他族群打成一片的少數民族。這種對立的態度至今沒有改變。
除此之外，經濟收入的差異，也是誘發印尼排華反華浪潮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尼西亞，貧富差距十分懸殊。大部分老百姓並沒有在國家獨立後擺脫貧困的狀態，反而生活日益窘迫，成為社會動亂的潛在威脅。印尼華人中的大多數其實也屬於勞動人民，也處於社會的中下層。但是他們以其特殊的商業才能和辛勤的勞動，加上歷史的、職業的和其他種種因素，形成一個富裕的華人工商業群體，在經濟生活中具有明顯的優勢。從總體上看，華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也明顯高於當地人，特別是一部分華人富豪生活奢侈，非常惹人注目。因此一直有不少人認為，華人富有，華人控制了印度尼西亞的經濟與財富，剝削當地民族，當地人的貧窮是由於華人的剝削造成的。
昔日印尼城市街頭騎車謀生的當地人。
印尼的民族主義者自然不能容忍這種現象。
該國獨立後，掌握了國家政權的印尼民族政治家視華僑經濟力量為「殖民時代的殘餘」，更以振興民族經濟為由，以激進立法的形式，從各方面對華僑進行全面的限制和排斥。
所以，蘇加諾執政期間，華人與原住民的關係在政治上為盟友，共同反帝，恢復時期華人經濟仍為依靠力量。但在經濟發展時期，兩者的中小商人則成為競爭對手。雖然蘇加諾總統本人對中國比較友好，但他畢竟是印尼民族主義的代表，況且很多政治家都有很強的兩面性。即使打擊本國華僑並非出自蘇加諾個人意願，但他也不想否定政府內排華勢力的所作所為。這樣一來，當權者便不斷拋出限制華商的法律法規，特別是1959年頒布的第10號令，更在短短的時間內就將摧毀了幾個世紀以來華人在鄉村地區建立的零售商業基礎，使幾十萬華僑陷入失業狀態。
英俊的蘇加諾總統雖然與中國友好，但他同時也是個印尼民族主義者。
那麼，為什麼在印尼的華僑絕大多數都是商人呢？
少年時代曾在印尼鄉下做過小生意的何隆朝，對此有著精闢的見解：
華僑先輩下南洋，每到一個地方，都屬於「外來者」，沒有土地。而中國人天生善良，雖然大家在國內老家都很熟悉農業生產，但不會像荷蘭人那樣用武力去搶奪人家的土地，因此不可能再來這裡種田當農民。
所以，一代一代來鄉下的華僑，只好學做買賣，變成小商小販。中國人能吃苦，腦子又好用，很會深入窮鄉僻壤，把城裡生產的日用品送到當地農民手中，然後再收購各種農業土特產品，運到城市賣給較大的公司，靠賺取蠅頭小利過日子。發展了才會搬到大城市，我小時候不也是這樣過來的嗎？
何先生還告訴筆者：「1960年中爪哇開始遣僑的時候，我就找當地官員和三寶壟警察署長交涉過。我說，排華對你們自己也沒有好處嘛！我打了一個比方，華人在鄉鎮開的各種各樣的店鋪，形成了城鄉社會商品流通領域不可缺少的網絡，就好像是一個人身上的毛細血管。你把縣以下小地方的華商都趕走了，就等於把國家的毛細血管割斷了，經濟生活也會受影響嘛！」
何隆朝和他領導的三寶壟中華總會，多年來與當地一些政要的關係較為密切，所以他可以直接找這些人交涉。當然，何隆朝的忠告，並不能改變政府的決定，一批又一批在鄉下經商的華僑被迫流離失所。
這時候，中國官方的態度如何？又採取了怎樣的行動呢？
軍旅作家尹家民在其紀實文學《萬隆！萬隆！雅加達》一書中，對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與蘇加諾總統進行的交涉作了相當傳神的描寫：
連日來，使館人員已全部投入反對排華的鬥爭，一方面找印尼政府和友好人士交涉，一方面向華僑進行工作，以免事態擴大。晚上大家回館後，總是在一起交流情況，及時研究對策。黃鎮一再提醒大家，鬥爭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節。印尼終歸還是一個友好國家，破壞中印尼友好的只是極少數，鬥爭是為了團結……
黃鎮因疲勞和講話太多，喉嚨嚴重發炎，已經說不出話來。他用毛筆給蘇加諾總統寫了一封信，附上譯文，要求他幹預這件事。
蘇加諾約見黃鎮，把政府即將頒布的第十號規定給黃鎮看。其中有試圖削弱華僑在鄉間零售貿易中所佔優勢的內容。
「這是總統的意見嗎？」黃鎮問了一遍。
「正相反，這項規定反映了一部分人的願望。但作為總統……」
黃鎮默不做聲，憂鬱地看了看蘇加諾，說：「這股逆流絕不是印尼有識之士所願看到的，更不是廣大印尼人民的願望。我希望總統能本著對中國睦鄰友好的方針和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的精神，平息騷亂。」
蘇加諾站在房間中央，局促不安地扶住椅子的把手，他領帶上的金黃色花紋好似也黯然失色了。
「是的，這個我懂，」蘇加諾勉強表示同意說。「指導這場革命，就像騎一匹脫了韁的馬，你無法很好地控制它，你無法知道它會把你帶到哪裡。要緊的只是儘可能穩穩地騎在上面任它帶著跑……」
「中國古話說：馬上可得之，豈可以治之？我想總統有能力勒馬於懸崖。」
「當然。你知道我始終夢想著所有民族間融洽相處，包括混血兒和外國人的後裔，無論是阿拉伯人、歐洲人、中國人、印度人……我們不可能消滅『巴達人的下巴頦』或是『中國人的斜眼睛』或是『阿拉伯人的大鼻子』……問題在於如何來培養這種融洽相處的精神！」
蘇加諾把黃鎮送到總統府門口。外面已聚集了許多記者，對準了照相機鏡頭。蘇加諾面帶笑容，親熱地抓住黃鎮的臂膀，小聲說道：「兄弟，你笑笑。」
黃鎮在暗暗思索：「他想第二天登個報，做個中國同意十號規定的姿態，我就不笑！」他已經覺出蘇加諾在拉他的衣服，示意他笑一下。他腦袋一擺，嘴角一撇，臉上呈現一副雕塑般僵硬的神色，眼睛瞪著，就好像根本沒看見旁邊這夥人似的，大模大樣，一直走過去。
蘇加諾重重地嘆了口氣。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在雅加達華僑運動會上。
1959年12月12日，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寫信給印尼外長蘇班德裡約，嚴重抗議大規模的反華排華活動，提出以下三點建議全面解決華僑問題。
一、兩國政府立即交換關於雙重國籍問題條約的批准書，同時討論和規定實施這個條約的辦法；
二、切實保護自願保留中國國籍或選擇印尼國籍而未獲批准的華僑的正當權益；
三、對流離失所或不願繼續居印尼的華僑，中國政府準備安排他們回國參加建設，希望印尼政府分期分批遣送他們歸國，並保證他們歸國途中的安全。
1960年2月，中國首次派出租用的四艘海輪分別駛往印尼雅加達、泗水、棉蘭、三寶壟等港口接運難僑回國。而當時中國還沒有自己的遠洋客輪，船都是從國外租賃來的，顯得捉襟見肘。在此情況下，經周恩來親自批准購買了兩艘大型客輪，即後來易名的「光華」和「新華」輪。
前往三寶壟接僑的是一艘中國政府租用的蘇聯輪船。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何隆朝帶領的中華總會，全力以赴投入到協助、照料同胞順利上船回國的「遣僑」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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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爪哇省各地自願回國的難僑大約有一萬餘人。他們先分期集中到省會三寶壟，再分批從這裡坐船回國。
這艘蘇聯遠洋客輪每趟可運載旅客2000來人，由三寶壟港到中國廣州，往返一次20天左右。因此，一批批的難僑到三寶壟後，需要在這兒找個落腳的地方，住上10天半月等候國內接僑的輪船。
1960年在印尼三寶壟華人社團會所等待登船的難僑。
每當難僑登船回國之時，碼頭上就會呈現出一種巨大的不和諧的情景。
一邊是印尼士兵在吉普車上架著機槍，槍口虎視眈眈地對準排隊上船的人群，氣氛緊張得猶如戰場；另一邊則是佩帶袖標的中華總會「志願者」扶老攜幼，熱情親切地為難僑們送行。不少難僑上船之後，一看到船尾飄揚的五星紅旗，便鞠躬行禮，有的人還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祖國的工作人員哽咽流淚。
一家一戶的難僑，每天從中爪哇四面八方的鄉鎮湧向省城。很多人家都是祖孫三代一起走，既有六七十歲步履蹣跚的老人，又有抱在懷裡嗷嗷待哺的嬰兒。難僑中，有的已經在印尼鄉下生活了好幾代，基本上把這裡當成了故鄉，並和周圍的原住民鄰居結下了深厚的情意。可是政府施暴，掀起排華惡浪，他們不得不走，去投奔陌生的祖國。
家境富裕的難僑，變賣了財產，收拾好金銀細軟，隨身行李倒是不多；而大部分難僑都是小商小販，沒有多少積蓄，又不知道回國後怎麼生活，只好把家裡能帶走的東西全都裝上牛車，或者僱輛汽車一起拉到三寶壟。
三寶壟中華總會為回國的難貧僑製作的登船證明。
難僑們一次二三千人，呼啦啦來到省城等候下一班船回國，這麼多人白天要吃飯，夜晚要睡覺，還要保證他們的安全，中轉接待工作可謂異常繁重。而中華總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臨時安置好這些難僑同胞。
中國駐印尼使領館人員也不斷到三寶壟等回國難僑集中上船的港口城市巡視，一方面安撫難僑同胞，另一方面代表中國政府與當地政府進行必要的交涉，同時與協助做好遣僑工作的各華人社團保持密切聯繫。
作為三寶壟「華總」的掌門人，在第一批難僑到來之前，何隆朝即在中國駐印尼總領館指導下，以雷厲風行之勢，把本市玉融（福清）公會、閩南公會、客家公會、潮州公會、廣肇公會等所有華人社團都動員起來。他召集總會全體理事開會，說明現在是非常時期，華社一切設施均要用來為「遣僑」服務。與此同時，何隆朝同各上述各華僑同鄉團體商量後，決定迅速釆取以下措施：
第一，成立「三寶壟中華總會遣僑指揮部」，由主席何隆朝任總指揮。組織各華社骨幹，在指揮部領導下分別成立後勤接待、安全保衛、海關聯絡、物品搬運等四個小組，每組挑選10到20名得力人員輪流值班。
第二，中華總會所屬的各中小學華校立即停課，將全部校舍騰出來接待難僑。同時組織中學生幫忙維持秩序。總會直屬機構新友社俱樂部和診所，以及三寶壟各華人同鄉會館的會所、禮堂，也統統敞開大門，變為回國難僑中轉站，最大限度地安置他們。
第三，由各同鄉會婦女部組織本會婦女理事到接待難僑的地方做義工，發揚同胞友愛精神，煮飯做菜給沒有錢下館店的難僑吃，並提供其他生活方面的必要的幫助。
第四，為保護難僑人身財產安全，由總會統一製作袖標，上面印「中華公會」四個大字，發給為難僑服務的人員佩戴，並由保衛組對各難僑接待處實行24小時巡邏，防止歹徒趁火打劫。
年輕的何隆朝（左二）與他同時代的印尼僑領。
作為一個非官方的民間社團組織，關鍵時刻做出的上述反應，其思路之清晰，方案之周密，措施之得力，在今天看來，也不能不讓我們對何隆朝和他當年領導的華總滿懷敬意。
更令人欽佩的是，以上措施全部按計劃得到了落實。
在整個遣僑期間，面對印尼當局排華造成的災難，該國各地的華人空前團結，三寶壟的同胞亦是如此。在異邦受到不公正的野蠻待遇，大大刺激了華僑所共有的民族自尊心，人們都暗暗憋著一股勁兒，盡力做好遣僑的每一件事，絕不讓當地官員和當地人小看我們。
華總組織僑胞們所做的這些都是義務的，很多人停下自己的生意，捐出錢物支持僑團工作。
那一年，何隆朝32歲，成熟、熱情、精力旺盛。在遣僑前後的一年多時間裡，他再也抽不出時間去自己的針織廠上班，完全顧不上過問家裡的事情。何隆朝的大女兒巧玲當時快要小學畢業了，她的印象中，在那一兩年，自己幾乎沒有機會和父親說過幾句話：「他每天很晚、很晚才回家，媽媽一直會等著他，我和幾個妹妹弟弟都睡著了。天一亮，我們還沒起來，爸爸又去忙了，所以從來沒有帶我們出去玩過。」
何隆朝在中華總會有兩位十分能幹的助手，一位是中文秘書莊明哲先生，一位是印尼文秘書黃永暉先生。他們都是華僑中的知識分子，思想左傾，非常愛國。其中莊明哲還在三寶壟華文學校——新友中小學當過很多年的校長。
這莊、黃二位先生的年齡比何隆朝大四五歲，均能言善辯，文章也寫得好。遣僑期間，何隆朝先生外出和印尼官方交涉，喜歡帶他們兩人一同前往，每次也大都能得勝而歸。莊明哲、黃永暉先生在三寶壟中華總會，一直與何隆朝主席並肩戰鬥到1965年印尼「930事件」爆發後，所有華社、華校被強行取締和解散，他們兩人才奉命離開印尼回到祖國，後來又定居香港。2004年筆者寫作本書時，兩位老人都還健在，在印尼採訪結束，回國時原打算經由香港去拜訪莊、黃兩位先生，因航班和時間所限未能如願，頗感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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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遣僑過程中，最讓何隆朝操心的是，如何幫助這麼多難僑把他們的財物帶回國。
前面已經說了，許多貧苦的難僑回國，把包括鍋碗瓢勺在內的過日子的東西全帶來了。有些家俱，比如大衣櫃、紅木大床（印尼盛產木材，所以一般人家裡都有幾樣紅木家俱）之類的東西，很重，有好幾百斤。他們之所以要把這些體積又大、分量又重的家俱帶回國，一是使用多年有感情了，捨不得扔掉；二是擔心回國後兩手空空生活不方便。何隆朝十分理解這些同胞的心情，專門挑選10個身強力壯的華僑大漢，組成搬運組替他們搬家上船。
這10個膀大腰圓的壯漢，每天雄赳赳地抬著難僑的大件物品從街上走過，顯得力大無比，連看熱鬧的印尼人也不由向他們伸出大拇指表示佩服。沒多久，華僑們就叫他們搬運組「十大金剛」。
四十多年過去，曾經為難僑搬家立下汗馬功勞的「十大金剛」全部去世，筆者只見過祖籍福清陽下鎮的華僑陳國瑞先生一個人。
當年身強力壯的陳國瑞先生。
陳國瑞的家，住在三寶壟市郊的一條大路邊上。我們經人指點去他家採訪，見到陳國瑞先生時不禁感嘆歲月無情，當年扛著兩百斤東西仍是健步如飛的「金剛」陳先生，如今已變成一位走路都很困難的白髮老翁，老人已70多歲，說話也不大清楚了，我們說明來意，陳老只是笑著，半晌只說了幾個字：「——呵——呵——對，對，遣僑，搬運呀！何先生組織得很好，很好呀！」我們再問其他細節，陳老就一直笑著不說話了。
儘管不說話，大約是因為我們的詢問，還是勾起了老人的回憶，從而又一次觸動了他心中的激情。於是，當我們告辭時，看上去兩條腿已經不大聽使喚的陳老先生，突然站起身，從桌上拿起一把汽車鑰匙說：「走，我要開車送你們去何先生家。」我們吃了一驚，連忙謝絕，但陳老執意要送。他的太太見狀，笑著對我們說：「不用擔心，就讓他送吧。國瑞今天高興，開車不會有問題的。」
果然，老人把車開得又快又穩。到了何隆朝先生家裡，何先生親熱地叫了聲：「啊，國瑞來了。好，好！」陳先生上去緊緊握住何先生的手，仍只是笑笑，沒說什麼，然後很激動地說了句「再見，我走了！」就又開車回家了。
何先生輕輕感嘆說：「國瑞是個老實人吶！那時候為難僑搬運東西都是一馬當先，從來不叫累的。」（筆者註：2017年，陳國瑞先生在三寶壟逝世，享年86歲，現發表此文，深切緬懷這位為撤僑做出貢獻的華僑「老黃牛」。）
但是，要把難僑所帶的大件物品運出海關時，往往會受到印尼海軍陸戰隊的盤查刁難。何隆朝便親自出馬找三寶壟軍政當局交涉，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為保護難僑的利益據理力爭。何隆朝說，華僑要帶上船的都是生活必需品，不讓他們拿走，他們回到中國怎麼生活。本地許多軍政要人都跟何隆朝認識，平時關係也不錯，還比較買本市這位華人首領的面子。於是，專門向在港口檢查的海軍陸戰隊下達指示：「家俱檢查，從寬放行。」
這樣一來，全印尼遣返難僑的四個港口，數三寶壟海港對難僑的檢查最寬鬆，其他省的回國難僑聽說了，也想方設法從三寶壟走。雅加達協助遣僑工作的華人社團還特意把何隆朝請去，幫他們向當地軍方交涉。
大件物品出關的問題解決了，更難辦的，是如何幫著把比較富裕的難僑攜帶的黃金送上船。印尼當局遣僑時，規定每個人只允許帶100克黃金出海關，當場過秤，多餘攜帶的，一經查出，全部沒收。
這是一條無法通融的規定。海關在難僑上船之前，對他們進行的搜身檢查極其嚴格。
中國政府為從印尼撤僑專門購買了原是英國遠洋客貨輪「高地公主」（Highland Princess）號的遠洋客輪，改造之後命名為「光華」號。
那些攜帶金貨較多的難僑知道過不了海關，都來找何隆朝，眼巴巴地求他幫忙想辦法。何隆朝心想，這些黃金，可都是他們幾代人積攢的血汗錢換來的！我們連不大值錢的家俱都替大家弄上船了，更何況那麼值錢的真金白銀。
他對難僑說：「大家既然信任我，就把多餘的金貨交給我，我幫你們帶上船吧！」於是，每逢送難僑上船的時候，何隆朝就特意穿上寬大的西裝，衣褲口袋裡滿滿當當，揣的都是金項鍊、金磚、金條。碼頭上的華人中，只有他這位中華總會的「遣僑總指揮」上船不受檢查，可以大搖大擺經過海關。上船之後，他再按照事先登記好的名單，找到艙裡，把這些金貨一件一件發還給大家。
乘坐接僑船回到祖國的印尼僑胞興奮地走下舷梯。
有時候，託他「偷運」的金貨太多，他不能一次全部帶上船，只好來來回回上下好幾趟。怕海關的人懷疑，何隆朝再過關時就悄悄給他們塞上幾張鈔票，相互哈哈一笑「啊，辛苦，辛苦——呀啊！」 ——又很輕鬆的上船了。
就這樣，在前後一年多時間，接僑船來了十幾趟，誰也無法統計，何隆朝究竟為難僑捎帶了多少黃金。他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來的也是一艘蘇聯的大船，我在船艙裡把帶上來的黃金髮還給難僑，發了很長時間。結果船開走了我還不知道。後來快出港了才發現，趕緊叫船停下，又和岸上聯繫，印尼海軍陸戰隊派了一艘登陸艇過來才把我接回去。」
資料記載：從1960年起至1962年止，中國政府一共花費一億元人民幣，派出接僑船88個航次，經廣州口岸接待的印尼歸僑63299人。他們被分別安置在廣東、廣西、福建、海南等地的華僑農場中，生活雖然清苦，但至少過上了安穩的日子。
1994年，何隆朝應海南省政府邀請，前往該省興隆市，訪問了60年代當地安置印尼歸僑的華僑農場。這個農場的歸僑中就有不少人是從三寶壟上船回國的，何隆朝並不認識他們，但很多老人還記得這位掩護過他們的中華總會主席何先生。大家拉著他的手，又情不自禁回憶起何先生當年為他們帶黃金上船的往事，說到激動處，賓主雙方都流下了淚水。
當天晚上，興隆華僑農場為歡迎何隆朝而舉行了一場空前熱鬧的文藝晚會，老歸僑們載歌載舞，表達他們心中的感激，場上氣氛十分感人。
何隆朝說：「幫助難僑同胞帶一點黃金回去，除了能保障他們的生活，還可以支持祖國建設。作為僑領，這是我一生都感到欣慰的事情。」
2008年10月，何隆朝生前最後一次應邀回國參加國慶活動時，坐著輪椅經過天安門廣場。拍照時老人豎起拇指大聲說道：祖國好！
2011年10月，何隆朝在三寶壟寓所逝世，享年83歲。有媒體評論：他的離去，標誌著老一輩堪稱真正意義的僑領的時代就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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