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紀前，法國大革命就已經謝幕。但它的起起伏伏依然縈繞著今日政治。那場革命的鍛爐鍛造出了現代政治行動的術語與形式：左與右的政治指稱；新的政治術語—政治宣傳、恐怖主義和革命；普選的民主政府；鎮壓政治異見者的恐怖行動；以及新的政治形式，即威權主義警察國家。在一場看似將永遠持續下去的戰爭中，普世人權和民主制受到了國家安全的束縛。這場戰爭最終將世界歷史上最為傑出的將領之一——拿破崙——推上權力的寶座。他讓自己做了皇帝，憑藉軍事政府統治了大半個歐洲。法國佔領者重新劃分了邊界，重構了法律與制度，影響了其後的好幾代人。
1792—1815年持續不斷的鬥爭重寫了戰爭的規則，並將革命理念帶到了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法國推行了全民徵兵制度，並在民兵行伍中灌輸愛國主義，從而打造出一支龐大的、被愛國熱情點燃的軍隊。民族主義開始騰飛，而法國的敵人也很快學會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無論法國人在什麼地方取得勝利，不管勝利是多麼短暫，他們都會推行革命性的改革，如廢除農奴制、推行宗教寬容的法律制度。舊貴族統治者們對此惶恐不已， 但最終還是從法國人那裡學到了很多技巧，來維持他們不斷受到威脅的權威。
自由與平等的理想並不會受到軍事衝突的影響，事實證明，即便是在拿破崙倒臺以後，它們也難以被根除。在革命的旋風中，最為基本的社會和文化關係受到了質疑。農民挑戰他們的貴族領主，工人要求資本家關注他們的需要，宗教少數派藉機傳播自己的宗教，婦女要求在政治事務中發聲，混血人與非洲奴隸則打破了奴役他們的枷鎖。報紙如雨後春筍一般蓬勃生長，作曲家、小說家和劇作家創造了新的風格，版畫家們繪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圖像充斥著各地市場。波拿巴上臺後限制了民眾的政治參與及出版活動，向我們展現了他如何用個人崇拜來支撐資本家和新政治精英的權力。革命理想與傳統制度及新式威權主義之間的衝突廣泛蔓延，這引來了全世界的注目。
這些重大事件的影響絲毫沒有因為時間而消逝。法國人自己也不過是在最近幾十年才對他們的革命遺產達成共識，但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地那些胸懷大志的革命者、人民軍隊的將領、未來的軍事獨裁者及人權活動家在不斷地研究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代發展出的模式。當布爾什維克在20世紀20年代為俄國革命的方向而發生內鬥的時候，他們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位領袖，也就是列夫·託洛茨基，不停地援引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事件。他的引用甚至具體到1794年的演講。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開篇第一條就直接引述了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帶領越南人於1954 年在奠邊府擊敗法軍的武元甲將軍對拿破崙戰爭的各個細節如數家珍（是的，他在越南獨立戰爭前是歷史老師）。最後，直到今天的中國，仍有敏銳的觀察家思考中國是否擺脫了1794 年羅伯斯庇爾下臺後的「熱月反革命」。例如，在2000年發表的一篇訪談中，一位知識分子這樣評論中國革命：「不論革命走多遠，熱月總是在伺機而動。」不回顧1789—1815年發生的那些事件，我們就無法思考革命或帝國。
與這些事件同時代的人們不假思索就領會了它們的劃時代意義。在1789 年7 月法國革命爆發的短短幾個月後，英國—愛爾蘭政治家埃德蒙·伯克便寫道：「看起來，我似乎身處一場大危機之中，我說的不單單是法國的事務，還有整個歐洲，甚至超出歐洲。綜合考慮所有情形，法國革命是世界上迄今為止發生過的最令人震驚的事件。」 彼時，革命才剛剛開始，世界尚待見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件：貴族制被廢除、世界歷史上第一場成功的奴隸起義、路易十六及其妻子瑪麗—安託瓦內特被處決、去基督教化運動、殘酷的內戰—更不用說持續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全球性戰爭，以及1797 年伯克去世後，一位出身平庸的科西嘉人成了法國的皇帝並統治了大部分的歐洲大陸。面對這些劇烈且迅速得令人目眩的變革，當時的人們時而歡呼雀躍，時而憂慮萬分， 時而為正在發生的事驚恐不已。但他們都未能免於這些出乎意料但意義深遠的事件的影響。
這些塑造了世界的歷史引發了無休止的爭議，尤其是在學者當中。每一代人筆下都有不同版本的法國大革命，但過去225年的論辯主要被三大問題主導著：法國大革命究竟是好是壞？是什麼在權力鬥爭中驅動著那些政治領袖和政治派別？什麼樣的結構性條件最能解釋事件的整體軌跡？時過境遷，人們的興趣從第一個問題轉向了後兩個，尤其是第三個。而本書正是在反思這次轉向。然而， 即便是大革命是好是壞的問題，在大革命的書寫中仍然揮之不去， 因為這些事件引發了太多持久的挑戰：為了追求更平等更公正的社會，什麼程度的暴力是正當的？應該是個人權利優先還是國家安全優先？革命是否必然會製造對內或對外的戰爭壓力？革命是否必然以威權主義告終？我們不想直截了當回答這些問題，而是希望提供全面的敘述，激發讀者思考並得出自己的答案。
19世紀有兩部文學巨作能讓我們領略人們對法國大革命的態度差異。反教會、親共和的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在1847年至1853年間為法國大革命撰寫了一部七卷本歷史。雖然它只涵蓋了1789 年至1794 年的事件發展，但作者以無比激揚的文筆和抒情詩般的辭藻，讓這部作品在今天看來仍值得回味。在他看來，大革命根本上是好的，因為它是「人民」，也就是法國普通民眾——農民、手工藝人和工人——的成就。這不可思議、熱情、歡樂且堅定的人民是他筆下唯一的主角，政治領袖總是屈居次要地位。他堅稱，大革命的根本原則是「權利的勝利，正義的復甦」。
在光譜的另一頭，文化史學者兼文學批評家伊波利特·泰納（Hippolyte Taine）在1878年至1890年間出版了四卷有關法國大革命的史書，作為其《現代法國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France）叢書的一部分。從他本人為叢書第一卷寫的小結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對於大革命邪惡本質的論斷：「民眾起義和制憲會議（1789—1791年）的法律以摧毀法國所有的政府統治而告終。」大革命是邪惡的，因為它意味著無政府狀態，意味著「暴民獨裁」。大革命的領導者過於無能，無法克服暴力與破壞。而寫到拿破崙·波拿巴的時候，泰納讚賞他終結了革命，將暴民踩在腳下，但他依然不過是一位「軍人冒險家」，關心的「只有他本人的發達」。
塑造了法國大革命的結構性條件有哪些？這個問題在19 世紀困擾了社會學的兩大先驅——阿歷克西·德·託克維爾和卡爾·馬克思。託克維爾與米什萊是同代人，他似乎對評價革命領袖好壞的興趣不大。他最迫切的追求是解釋為什麼一場以自由和平等為名的革命，最後會導致恐怖和拿破崙的專制統治。在其1856年的經典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中，託克維爾從君主政體的結構中尋找答案。在他看來，君主制不斷侵蝕著貴族的政治參與和地方自由，將權力集中到國王手中。法國人早已學會接受奴役，而波拿巴只不過是通過許諾平等來消滅政治自由。因此，在託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開啟了他口中現代社會真正的政治自由和危險的平等許諾之間無休無止的鬥爭。
與他相反，卡爾·馬克思則相信，平等應該優先於荒唐的政治自由許諾，因為政治自由只能用於維持統治階級的特權。他認為，鬥爭並不是發生在自由與平等之間，而在統治和被統治階級之間。在他看來，法國大革命邁出了最終走向共產主義革命的關鍵的第一步：它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封建貴族統治，並確立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反過來又會被一場無產階級革命所推翻， 人類將進入共產主義，即廢除私有財產。階級鬥爭是這兩場革命的驅動力。雖然馬克思從未實現為法國大革命寫一部專史的計劃，法國大革命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在他的著述中—尤其是在他闡釋大革命對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影響之時。他對拿破崙評價不多，但顯然認為拿破崙是共和主義試驗失敗的標誌；對於馬克思來說，拿破崙代表大資產階級以及保守農民的利益。
有關具體政治領袖和派系在大革命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的辯論，是20 世紀初兩位偉大的法國大革命史家阿方斯·奧拉爾（Alphonse Aulard， 1849—1928年）和阿爾貝·馬蒂耶（Albert Mathiez，1874—1932年）的論述主題。儘管他們兩人都擁護共和主義理想，但奧拉爾偏愛那些試圖約束恐怖的政治家，而他的學生馬蒂耶為使用暴力拯救共和國的羅伯斯庇爾及其盟友進行了有力的辯護。與馬蒂耶不同的是，奧拉爾在他的法國大革命通史中為拿破崙保留了不少篇幅。在奧拉爾看來，拿破崙是專制者，在維持社會平等的同時也摧毀了共和國的一切政治自由。
馬蒂耶是無數認同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大革命史家先驅，而且一度是共產黨員。馬蒂耶引領了從社會維度書寫大革命的潮流，尤其強調了食物短缺對巴黎工人階級造成的困擾。他認為，羅伯斯庇爾之所以推行嚴刑峻法，是因為這些政策能讓下層階級受益，響應了巴黎下層階級的呼聲。受馬克思主義和馬蒂耶本人的影響，學界對工人階級社會史的興趣越發濃厚。接替馬蒂耶擔任巴黎大學法國大革命史講席（該講席後被巴黎第一大學繼承）教授的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1874—1959 年）將關注點轉向農民，認為農民有充分的經濟理由參與大革命並從中獲益。與奧拉爾一樣，勒費弗爾在為拿破崙作傳時抱著持中的態度：這位皇帝是位開明的獨裁者，他雖然反對民主， 但同樣厭惡宗教不寬容、法律不平等和封建主義。
巴黎第一大學法國大革命史講席的後兩個繼承者—阿爾貝·索布爾（Albert Soboul，1914—1982年）和米歇爾·伏維爾（Michel Vovelle， 生於1933年）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員。正因如此，馬克思主義對大革命的解釋一度幾乎要成為定論。但隨著共產主義政權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動蕩，馬克思主義者對法國大革命史的主導地位開始受到猛烈衝擊。前共產黨員、後轉向反對立場的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1927—1997年）採用了英美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的證據和批判， 大力批判了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史觀」。他認為，無論是大革命的爆發還是其間發生的重大衝突，都不能用階級鬥爭來解釋。大革命自身具有的獨特動力，在革命爆發前就已形成。激發這種動力的主要是語言和政治意識形態。菲雷拾起了託克維爾忽略的論點，並指出，有關「人民」權力的民主語言為原始極權主義政治創造了契機，在這樣的政治中，羅伯斯庇爾（菲雷貶其能力平庸）或拿破崙（菲雷贊其為天才）才能聲稱自己為人民代言，並為壓制異見找到藉口。
菲雷重新激起了人們對政治，尤其是政治語言的關注。這反映了20 世紀後半葉史學研究的大潮流。20世紀50至70年代，史學界強調的是社會因素和社會群體，這通常是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20世紀80、90年代及21世紀最初的幾年中，文化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對政治語彙和文化的研究也在其中。隨著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爭論逐步退出公眾視線，女性史和性別史，以及殖民地的革命史受到了更多關注。女性的參與（與被排除），以及加勒比地區反對種植園體制的奴隸運動都將法國大革命史研究帶向了激動人心的新方向。本書的兩位作者就曾參與這些新研究。傑克·森瑟分析了舊制度和法國大革命中報刊的作用。林恩·亨特則寫過關於政治文化、性別關係和人權（包括混血兒和奴隸權利）的著作。這些研究對於我們理解這個關鍵的時段十分重要，因為政治不只關乎立法或者制度建設；它依賴於公共意見（報刊媒體），而在這激變的時代，女性的作用及家庭地位，還有種族關係，都成了極具爭議性的主題。
近期史學界開始關注奴隸制和殖民地的歷史。這是史學研究轉向全球化和全球史的部分結果。本書旨在結合對社會、文化和全球的關切， 來理解法國大革命如何塑造了現代社會。全球視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相當新穎的維度。首先，大革命能引發如此廣泛的迴響，正是因為它源自對殖民地資源的全球競爭。當法國人與英屬北美殖民地結盟反對英國的時候，它引發了一場橫跨大西洋的觀念傳播，這些觀念包括了權利、代議制和共和主義。法國革命的爆發為這些隨後席捲世界大部分地區的觀念提供了新的形式和流通媒介。革命者和反對他們的君主制之間的戰爭改變了歐洲的邊界和政治體制，為自由、平等和民族獨立等觀念傳遍全歐洲並傳入南美和亞非部分地區開闢了道路。此外，法國大革命剛一結束，人們就開始討論它的意義。傳統秩序再也不能暢行無阻而不受質疑，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在法國大革命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全球視野下的研究思路所要解釋的，正是法國大革命的鍛爐鍛造出的觀念、運動和政治形式所產生的前所未有的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