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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日本對外經貿摩擦日益高漲，進而引發劇烈的政治摩擦、社會摩擦乃至文化摩擦，不少西方人士對日本大加撻伐。1989年8月7日，在美國《商業周刊》出版的「反思日本」特集中，卡瑞爾·范·沃爾夫倫（Karel van Wolferen）、查默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克萊德·普雷斯託維茨（Clyde Prestowitz）、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等四人被正式冠以「對日修正主義四人幫」的名號。四人中，詹森是著名的政治學家和國際問題學者，其餘三人在職業生涯後期雖紛紛步入學界、登臨講壇，但彼時卻身份各異，範·沃爾夫倫是荷蘭《新鹿特丹商報》的駐日記者，法洛斯長期為《大西洋月刊》等刊供稿，普雷斯託維茨曾在裡根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商務部的顧問。主流學界對於詹森之外的三人雖偶有提及，但大多採取井河不犯、敬而遠之的態度，但範·沃爾夫倫於1989年所著的《日本權力結構之謎》（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一書卻成為各界矚目的話題之作，風光一時無二。該書出版之後，《外交事務》《國際事務》《國家利益》《歷史學家》《威爾遜季刊》等諸多歐美期刊均在第一時間刊登了書評，日本國內的評介更是不計其數。維基百科甚至單列有該書的詞條，亦可見一斑。三十年後的今天，該書的中譯本也終於姍姍來遲，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
在中譯版前言中，範·沃爾夫倫開宗明義，透露從一開始就希望將此書寫成一部「日本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百科全書」。弔詭的是，在三十年前的日譯版序言中，他也曾白紙黑字地強調，自己想寫的僅僅是剖析「日本權力行使方法之書」，絕非「政治社會百科全書」，讀者之所以有後者的錯覺，大概是由於書中的觀察記述太過細緻全面。顯然，時過境遷，作者也不再抗拒這一借喻，反而欣然接受。無論從篇幅還是從內容而言，該書確實頗讓人有百科全書之感。英文原著接近六百頁，中譯本逾七百頁，而日譯本甚至不得不分拆成上下兩冊，合計超過八百頁。全書對於日本權力構造的剖析巨細靡遺、極盡鋪陳，涉及政府、政黨、國會、財界、司法、教育、工農、中產階級乃至黑幫、媒體、宗教、文化等各個方面，近乎包羅萬象，亦不乏洞見。
該書的英文版於1989年4月上市。甫一面世，就在日本國內遭受諸多批評和質疑。為此，在1990年9月出版的日譯版中，近十頁的日譯版序言猶如一份辯護詞。鑑於這一序言並未被納入中譯本，其中的不少自我辯白頗值得轉述。範·沃爾夫倫認為，其作品飽受批判的原因無非有三。其一，世界上沒有一個政治體制願意被置於解剖臺上，日本尤甚。其二，日本手握大權的官僚極力否認他們行使權力的事實及其在日本的重要性，因此作者的無情揭示恐使其原形畢露。其三，在日常生活中，普通日本人對於與權力行使相關的「表象」（建前）與「實質」（本音）已混為一談、真假莫分，而他無非是聚焦「實質」、道出本源而已。範·沃爾夫倫強調，在對政治事務進行有意義的討論時，避免做出價值判斷「不過是一種幻想」，個人對特定問題的關注未必就是「偏見」（第36頁）。在他看來，主觀的「批判」與客觀的「分析」截然不同，自己的本意實為後者，之所以遭受種種非議，蓋因被誤解為前者且被貼上了「反日」的標籤，同時也由於他將日本的諸多「非正式聯繫」大曝於天下，不免遭到有權者的記恨。
由是觀之，範·沃爾夫倫似乎把自己的作品視為一聲「鐵屋中的吶喊」。他反覆強調，日本社會缺乏普遍價值，特別是戰後日本缺乏思想，即便是嚴肅的日本評論家在面對日本文化意識形態時也「很難保持思想上的警惕性」（第401頁）。在他看來，個別日本知識分子或許與他不乏同感，但大部分日本知識精英都浸淫在「系統」中甚久，喪失了對問題的敏感和對改革的動力，更遑論普通民眾。因此，不得不由他作為一個外來人，為日本社會揭穿眾人心知肚明卻視而不見的「皇帝的新裝」。在這個意義上，範·沃爾夫倫或許自認是一個「知日派」（Japanologist），但並不想做一個「擁日派」（Japanapologist）。
中譯本與日譯本的標題相仿，在「權力」之前都添加了英文原版所沒有的「結構」一詞，點出了全書的要旨。英文標題中的Enigma一詞既有謎團之意，也可指代密碼。作者自賦的使命顯然在於解開這一密碼，將其機要公布於眾。
為此，範·沃爾夫倫創造了一個頗為模糊的概念——「系統」（the System），並強調其與政府有所不同。至於「系統」究竟為何物，在這一皇皇巨著中，答案似乎無處不在，但又從未有所明指。在日譯本序言中，範·沃爾夫倫倒是寥寥數語道出了全書的精義。他指出，日本權力結構有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即權力擁有者內部各種集團之間存在著種種「非正式聯繫」與「非正式交易」。官僚、經濟團體和企業集團的經營者構成了權力擁有者的主要組成部分（日譯本序言第24頁）。這種政治經濟模式「在根本上是失控的」，整個「系統」「沒有舵手」（第602頁）。
進而言之，本書最核心的觀點在於以下三個方面。如果將「系統」視為一個機器，三者分別指向「系統」的工作狀態、核心部件與運轉動力。
首先，範·沃爾夫倫一再重申，日本「根本沒有一個強大的政治中心」，沒有誰具有廣泛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日本的權力「分散在若干半獨立、半相互依賴的實體當中」，但缺乏一個有權對其他實體發號施令的實體，各個團體「不受管制」，缺乏權力中樞（第64-65頁）。這是原著副標題中Stateless一詞的本意，但無論是日譯本還是中譯本都省略了這一副標題（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除了標題，英文原著在書的正文中似乎從此再沒有出現過這一單詞）。
其次，在日本的政治生態中，「管理者」才是掌權者和「統治階級」。官僚的作用和影響力遠大於政治家。作者認為，是官僚而非自民黨對日本國內各個政策領域的討論實施了監督，而這些討論的大部分又源於外部環境對日本施加的壓力。不僅如此，官僚還代替議員制定政策、提出法律議案（第49頁）。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特定的官僚權力和政治權力整合」，最終形成了這個「系統」（第512頁）。與之相類似，企業和企業協會也是系統的「牢固核心」和「整合在政體中的根本不可缺少的器官」（第549頁）。
為了突出這一發現，作者提出了不少驚人之論。例如，在他眼中，執政的自民黨「並不是真正的政黨，實際上它也不進行統治」（第39頁）。這是因為，自民黨缺乏「基層黨組織」，既無「規範領導更替的普遍機制」，也沒有「明確的政治原則」，「在西方所能接受的概念中，它根本不能被稱為一個政黨」（第45頁）。
再次，日本的經濟進程全面受控於政治權力，在利益至上的理念下，日本政治結構內的經濟意識形態是高度政治化的，且從戰前到戰後一以貫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本書的對立面，「日本株式會社」（Japan Inc.）之說雖然失去了高度集權、科層分明的形象，但在發展導向、唯利是圖的特徵上卻無變化。範·沃爾夫倫強調，企業的強大影響力和不加約束的產業擴張，「才是日本在國際關係中的根本要素」（第549頁）。因此，表明上看，對於當時已處於白熱化狀態的日本對外貿易摩擦，作者在書中只是旁敲側擊地零星提及，但事實上其對「系統」的分析、對日本政商關係的闡釋卻直指這一摩擦的肇因。範·沃爾夫倫指出，「日本的系統一直奉行結構性的貿易保護主義，這就為日本製造商和銀行屏蔽了競爭，而系統中的公司卻是靠著這種競爭打敗了西方公司」。這個因素「似乎確證了日本和世界貿易之間的不平衡會永遠存在」（第592頁）。
或許是為了吸引讀者從頭至尾讀完這部數百頁的大作，範·沃爾夫倫並不打算將日本權力結構的謎底一下子揭開。因此，儘管我們能夠依稀辨別出上述的主要論斷，但全書的核心觀點卻閃爍其中，部分地方甚至有前後矛盾和循環論證之感。例如，作者既強調日本缺乏權力中心，又宣稱「日本有一個清晰可辨的統治階級」，這一統治階級的生存依賴於系統的生存，「它的最高的統一目標就是為系統服務」（第165頁）。一方面，「整個系統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是格外政治化的」，「日本生活中這種無所不在的政治披上了『文化』的偽裝」（第462頁）。另一方面，日本似乎又與別國並無不同，因為作者強調，日本的政治實踐的核心在於「強權即真理」，權力不受觀念和思想力量的制約（第360-361頁）。又如，作者認為，「官僚威權主義」的標籤最能貼切地描述日本的政治實體，但為了與核心觀點保持一致，又緊接著提出，這種專制和權威的力量「似乎來自所有地方，也似乎一直來自社會本身」（第402頁）。當「系統」成為一個無所不在但又無影無形的存在時，這種矛盾和悖論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說前述「對日修正主義四人幫」尚帶有強烈的情感好惡，那麼「日本異質論」的稱號則相對中性，儘管兩者的原點和歸宿均在於日本的差異性、特殊性乃至唯一性。
在該書中也不難看出「日本異質論者」之間的彼此賞識和隔空互動。範·沃爾夫倫不僅多次引用詹森的作品，在致謝中一再表達感激之情，而且還援引了克萊德·普雷斯託維茨透露的內部消息，後者彼時仍作為美國政府官員參與對日貿易談判。事實上，範·沃爾夫倫對於日本政商關係和官僚體制的分析，在事例和經驗上雖不乏個人特色，但在學理上則基本未超出詹森的既有闡述，在其字裡行間能夠清晰地辨別出《通產省與日本的奇蹟》等專著以及「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理論的影子。無獨有偶，1995年，查莫斯·詹森將其之前的部分論文集結成冊，冠以《誰統治日本？》（Japan: Who Governs？）之名。兩個標題可謂異曲同工。
「對日修正主義」和「日本異質論」往往又與另一個概念——「日本人論」糾纏在一起。用著名日本人類學家威廉·凱利（William W. Kelly）的話來說，詹姆斯·法洛斯與石原慎太郎並無本質不同，因為「日本人論」雖然往往以某種「西方主義」的面貌呈現，但本質還是「東方主義」的，「東方主義者」和「西方主義者」都兼具「焦慮與傲慢」。但在本書中，範·沃爾夫倫似乎對「日本人論」頗不以為然。他指出，那些打著「日本人論」標籤的種種理論都在重複同一個主題——「日本與西方在思維和行為上的不同」（第390頁）。「日本人論大量滲入外國作者的論斷當中，這也很讓人驚奇」（第392頁）。從其行文來看，似乎只有讚賞日本獨特性的作品才能被歸於「日本人論」，自己既道不同不相為謀，也無意躋身這些「外國作者」之列。問題在於，既然是「權力結構之謎」，其秘而不宣之道必有與眾不同的奧妙。作者強調，儘管表面上看，日本的制度和習慣在其他國家都能找出相似的對應物，但「程度上的差異以及不同要素組合差異，累積起來就成了本質上的不同」（第23頁）。於是，日本的「異乎尋常」之處仿佛成為莫比烏斯環的搭袢，將「禮讚日本」與「指摘日本」無縫地對接起來。
日本特有的出版機制和閱讀文化是「日本人論」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人論」的討論中，嚴肅學術著作與通俗流行讀本並存，學科的界限相對模糊，門檻也非高不可攀。為此，涉足和置噲這一爭論的作者群體異常龐大和多元。不少作者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者，其著書立說主要基於自身的「日本經驗」與「日本認知」，因此也被稱為「大眾社會學家」或「大眾人類學家」。這一標籤用在範·沃爾夫倫等人身上也頗為合適。
《日本權力結構之謎》的長篇累牘和枝蔓蕪雜，恰恰從一個側面集中體現了「日本異質論者」的優勢和長處。他們大多擁有在日本長期生活工作的經歷，相比象牙塔中的一般學者，積累了更多的現場觀察、切身體驗乃至內情秘聞。對於一個注重「人脈」的社會而言，這些特質是深入肌理、一探究竟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因此，「日本異質論者」的觀點始終不乏聽眾，也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聲音。日本歷史學家安德魯·巴沙（Andrew E. Barshay）則把該書歸入「歷史新聞學作品」，亦非貶低之詞。作為一部優秀的新聞作品，該書充滿了歷史的細節和基於個人見聞的思考與辨析，確實頗具民族志的味道。這方面，範·沃爾夫倫既不缺乏羅伯特·吉蘭（Robert Guillain）、理察·哈羅蘭（Richard Halloran）等前輩，也有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等出色的後來者。
在內閣官房長官小淵惠三亮出「平成」年號三個月後，《日本權力結構之謎》的英文原著一夜成名，在平成落下帷幕之際，該書的中譯本也終於千呼萬喚始出來，兩者之間恰好隔了平成三十年。無論是對於出版社和接手翻譯的譯者而言，還是對於所費不菲的普通讀者來說，或許所有人都會有一個疑問：三十年後重讀該書的意義何在？
在原書的最後一章，作者似乎想為自己的斷言留下一條退路。他指出，全書試圖證明的是，「系統的特性最終是由政治關係決定的」，而「只要是政治的東西，從長遠來看就不是不可逆轉的」，因此，一言以蔽之，「系統」能夠改變（第632頁）。儘管如此，作者再一次欲抑先揚，一方面表示「無意貶低日本人民取得的令人敬佩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必須得出結論說：日本的總體前景非常暗淡，充滿危險」（第600頁）。該書上市熱銷伊始，日本的經濟泡沫應聲破裂，走入了「失去二十年」的泥潭。其間出現的種種亂象，似乎使範·沃爾夫倫的論斷得到頗多印證。此次中譯本增加了第十七章「寫給2020年中文本讀者」，在近二十頁的篇幅中，範·沃爾夫倫簡要回顧了平成三十年的歷程，但並不承認自己當初有何判斷偏差或認知失誤。在他看來，今天的日本與三十年前「非常相似」「沒有改變根本原則」（中譯版前言第3頁）。
用後三十年的事例去印證該書的論斷，似乎既不公平，也有「時空錯置」之嫌。例如，1987年旅美的利根川進剛剛成為首位日本籍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作者以此為例，批評日本學術體系僵化、缺乏創造性思維。誰曾想，在之後的三十年中，又有十七位日本學者接連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但日本的教育和科研體制似乎並未發生本質的變化。原本，三十年後預言是否應驗或許已非作者所慮，但現在隨著中譯本的問世，這一驗證自然而然又擺在中國讀者面前。這或許也是我們判斷這一巨著存世價值的一個重要指標。
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注重「重返現場」。由於譯介的時滯，中國讀者得以通過閱讀體驗和對比思考，在某種程度上實現這種「時空穿越」，用當下和第三方的視角去回眸、用今天的現狀去回問文本成立時的狀態。對於日本研究的作品而言，這本不算一個巨大的挑戰。蓋因戰後日本社會寒暑易節相對穩定，使不少三五十年前的描述讀起來猶如近聞，傅高義的《新中產階級》、西奧多·C. 貝斯特的《鄰裡東京》等均是明證。反過來，這種「回眸」或「回問」使那些強調巨大變革的寓言式作品面臨著相當的風險。
除了查莫斯·詹森，「日本異質論者」或「對日修正主義者」儘管創造了無數奪人眼球也膾炙人口的「關鍵詞」，但通常無意提出系統的分析框架或理論闡釋，範·沃爾夫倫的該書可視為其中難得的反例。但正如大部分評論所言，範氏的論斷儘管鮮明有力，但不免以簡釋繁、言過其實。一方面，作者所言固然並非信口開河，中譯本的註解就超過四十頁。作為一名出身荷蘭的新聞記者，與其他幾位「日本異質論」的代表相比，似乎也少了一些切身利益的牽連，更具中立立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曾在1990年秋季號的《外交事務》上發表一篇題為《回首日本問題》的檄文，不但對本書有著高度凝練的概括，而且對日美貿易摩擦表現得「比美國人更美國人」）。在不少議題上，作者頻頻將日本與歐洲等國比較，也使相關的論證顯得更為執中。但同時，「好為驚人之語」仍是該書的雙刃劍，部分過於偏激的斷語固然避免了老生常談，但終難服眾。全文的核心觀點自不必再贅述，文末所謂「廢除東京大學」等「藥方」亦可見一斑。這些「病理診斷」和「速效藥方」儘管令人印象深刻，但不免有「言所不用其極」之感。同樣，在新添置的一章中，強調日本「忽略華盛頓」的政策「幾乎可以肯定成功」、日俄可以迅疾解決「北方四島」問題等判斷，很難不讓人懷疑其懸壺濟世、問診把脈的能力。
在1990年的一篇長篇書評中，添谷芳秀曾批評道，《日本權力結構之謎》恰恰與試圖展現的「相對主義」背道而馳，正是由於過於強調「西方」的正常、正統和正典，才一味看到日本的異常、異質和異端。因此，在行文中不免結論先行、六經注我。何為正、何為異？相比三十年前的歐美讀者和日本讀者，今天的中國讀者或許會有新的疑問和新的認知。日本權力的「奧妙」真的是其獨有的嗎？如果日本沒有變，那是美國和世界變了嗎？不然為何同樣的日本不再被視為離經叛道，為何日美關係不再那般劍拔弩張？
譯者在「譯者後記」中坦言，日文專有名詞的轉譯是面臨的最大挑戰。全書的翻譯頗為簡潔曉暢，考慮到其鴻篇巨製更屬不易，但若干細節仍不乏推敲的空間。一些日文特有的表述宜採取中文中已大致約定俗成的用法。以下的一些例子，括號中的翻譯或許更為妥帖。首先是機構、職位的翻譯，例如自民黨的「主席」（黨首）、內閣秘書長（內閣官房副長官）、首相辦公室總幹事（總理府總務長官）、自民黨執行委員會主任（自民黨總務會長）、省秘書長（大臣官房長）、教育部（文部省）、通產省的副相（審議官）、幹事（課長）和總幹事（局長）、自衛廳總幹事（防衛廳長官）、國會部門主席（政調會部會長）、國會委員會執行委員（國會委員會理事）、文部省文化事業總幹事（文部省文化廳長官）、法院「主任」（所長）、日本基金（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索非亞大學（上智大學）、全日農協聯盟（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京都大學等政府學校（國立大學）等。
其次是特定概念和表述的翻譯，例如 「排日風潮」（Japan-bashing，敲打日本）、貿易社（綜合商社）、貿易聯盟法律（工會法）、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的韓國居民（在日朝鮮人）、韓裔社區成員（在日朝鮮韓國人）、利益集團和黑幫的「老闆」（「老大」）、「諸侯」（作為家臣的大名）、年資制度（年功序列制）、裡根與中曾根康弘之間的「榮康關係」（「羅康關係」）等。
對於部分表述，或可移用日文漢字，而不必翻譯，如國家本質（國體）、「收入翻倍計劃」（「收入倍增計劃」）、「未解決的戰後事務」（戰後政治總決算）、軍人敕論（軍人敕諭）、天命任務（神務）、君主路線（皇道）、道德方式（德道）、和辻哲郎的名著《氣候與文化》（《風土》）、東京大學法律系（法學部）等。反之，個別表述則宜儘量排除日文漢字的影響，例如公正取引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石炭統制會（煤炭統制會）、《輸出入品等臨時措施法》（《進出口商品等臨時措施法》）等。
此外，「眾多殉道者，他們為了捍衛『道』而獻出了生命」（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民不可使知之，而應使其賴於政府之權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涉及中文典籍以及日文著名文獻的翻譯，或可回溯至原文。
賀平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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